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區志堅:淪陷記事:叛國還是愛國 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

2015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世界各地多舉辦形式不一的紀念活動,不過,在以往的研討會中,兩岸政權在民族主義史觀影響下,大多貶斥入仕東北的「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及其他日佔「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視他們為「漢奸」、「通敵」、「事仇」。

鄭明仁運用中、英及日本檔案文獻,口述訪問,著成《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下稱《香港報業》)一書,希望藉此書「幫助還原當年的歷史,從中,我們發現香港淪陷時期的報人,像其他淪陷區的文化人一樣,不得不忍辱求存,發表附和日人的文章,但又能表現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因此,當年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此書以日佔時曾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的《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和戰時《華僑日報》的言論為例,深入探討居淪陷區香港報人之生活面貌及行事,也補足研究日佔時期香港史及香港新聞史不足之處。

無奈之舉

不少中國學者研究只談「淪陷區」日方殘殺中國民眾,知識分子怎樣在敵後從事抗日宣傳及「反奴化教育」。但以戰時的情來說,尤以日本未戰敗之前,活在日佔政權下的中國平民百姓,他們只是希望在戰亂中尋求安穩的生活,他們無奈地也要接受生活所在地的政府。鄭明仁引用戰時《華僑》社長岑維休及《香島日報》總編輯賈納夫的口述歷史,指出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如中國淪陷區的報業界一樣「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天闖出禍來」,「日本憲兵橫行無忌」多次興起「文字獄」,但可以注意的是抗戰之初《華僑》如其他報刊一樣宣傳抗日,其後香港著名的《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等人被日人拘捕,只有《華僑》留在香港可以繼續出版,岑氏也沒有被關,更不離香港,在作者訪問維休的兒子才生口述資料及文獻支持下,才知道:一、維休因「英國人要我們《華僑》堅持到最後一刻,把最新的戰爭消息告之香港市民,同時,我們繼續留守香港,可起穩定民心的作用」;二、維休在香港淪陷後曾向港英政府承諾「會把新聞做好」,報刊仍「在日據時期會緊守崗位,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三、書中更研究《華僑》雖然在日人壓力下繼續出版,卻堅持編輯、出版行政權操在《華僑》編輯,只受日軍檢查。

附日 還是 抗日

因此可以引證維休所說《華僑》堅持「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 」。

同時,作者指出《華僑》的言論是有變動及「弦外之音」,不可強責維休為「漢奸」。《華僑》雖在淪陷區出版,社長沒有離港,也沒有殉國,《華僑》更刊載如「中西兩區街道,昨日起已暢行無阻,居民亦多出外購買什物,故行人甚眾」、「九龍日軍當局煮粥濟貧民」、「恢復繁榮各行業」、「停戰後市區頗安謐」、「自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政治即行改觀,磯谷總督在治理上厲行東洋精神,使仰息於百年奴化桎梏之百餘萬市民,得有昭蘇之機會」,這些被離港的抗日人士認為是「冷靜到人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國民政府也認為這些言論是「曾任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編按:書中相關引述字眼均出於當年文件),故戰後國民政府把維休扣上「通敵」、「漢奸」及「岑逆維休」罪名;但作者在書中成功引用日佔時期《華僑》言論,指出《華僑》言論是有「迂迴抗日」、「弦外之音」、「避重就輕」的書寫特色。由此可見,維休未如隱居不仕新政權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sistance)者,也不因個人利益仕日本政權,而是面對抗日人士指斥,選取以文字表述抗日的行為,比慷慨就義,戰死沙場,更有深層「曲線救國」的情懷。

其二,《香港報業》補足研究中日戰場的圖像,更可見日本、國民政府、英國施政對香港政局的影響。王宏志在《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指出中國內地學者多視香港為中國邊緣,又因香港為港英殖民地,自然未多加注意香港歷史。而今天所見代表國民黨史觀的國史館編撰《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中國內地學者編寫抗戰史的著作,既未多關注「淪陷區」歷史,更未注意殖民地之香港。本書作者成功地把《華僑》放回戰時華南地區,可知廣州已被日軍所佔,不少重要報館被查封,只有《華僑》仍可以出版,報刊言論自可流傳在華南地區,更重要的是,淪陷區內《華僑》,可以藉「曲筆」表述抗日文字,作者舉出《華僑》在日佔之初,雖曾刊日軍入城後為香港「恢復治安」的新聞,《華僑》在日人審查制度及日人憲兵監管下「唯有附日」,而「《華僑日報》所能做的只有運用編輯技巧去諷刺日本當局,達到反日效果」,這方面可見《華僑》「曲筆」表述與其他淪陷區發表抗日文字,甚為相似,但作者引用多次遍尋不獲,終在「偶然」發現自1941年12月26日至1942年1月13日的《華僑》微卷,並分析了以下要點:其一,《華僑》第一篇附敵社論是發表於1942年1月8日,香港淪陷後的第14天,同一天也刊出緬懷祖國的文章,其後報章繼續刊行,編輯又藉曲筆書寫抗日信息,至1944年《華僑》增設《文藝周刊》,邀請了作者葉靈鳳及陳君葆撰寫專文,結合這些文章與《華僑》表述的內容,可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身在鐵蹄,心在國家」及「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其二,作者在書中詳列《華僑》「曲筆」表述內容,如《華僑》頭版標題突出蔣介石領袖角色,文字表述「披露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大難臨頭」,而且《華僑》副題目表述「日本已臨存亡關頭,直接指出日本的情非常危急」,文字又以「先抑後揚」書寫策略,如1945年3月26日的標題是先寫小磯首相激勵一億臣民,再寫「目下局面可謂皇國存亡關頭,故同胞之總蹶起亦在今日」,重點在「皇國」已到「存亡關頭」,「同胞」應「總蹶起」,這種微言大義的書寫同於戰時居淪陷區北平的史學大師陳垣,藉編撰《通鑑胡注表微》,表述抗日民族大義的心意。

功過難評

另一方面,作者成功地研究戰時香港受日本、國民政府、港英及英國政府政策影響,得見香港異於其他日據淪陷區的地方。作者研究了在《華僑》中曾稱譽入仕日人在港扶植的「兩華會」之羅旭龢。羅氏雖協助日人向民眾解釋政策,但羅氏於戰後未因「漢奸」之名而定罪。因羅氏仕日行為,曾被戰後港英政府指為「叛國」,但作者運用未刊檔案資料,指出羅氏證明了3位港英政府要員於1942年與他及另一曾仕「兩華會」的周壽臣會面,港英官員「希望他們兩人及其同伴能盡可能地和日本人合作,以減輕香港市民所遭受的苦」,終使英人下了結論「叛國罪可免,但終身不得復職」,羅氏於戰後也「被迫」退出官場。

其三,《香港報業》進一步開拓研究淪陷區「漢奸」的課題。以前研究戰時淪陷區歷史,多強調「殖民統治」是不好的,「抵抗」是好的,這種「敵」、「我」二元對立論既限制了研究課題,無視殖民政府與被殖民地域的複雜及多樣性。作者雖不諱言岑氏「一旦失去大節,在民族大義的天秤上,功過豈能相抵。對於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岑維休及其後人一直不願提起」,但也提出要注意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之處。香港於1842年後已為英國殖民地,淪陷後,部分留港社會精英無論志願或被脅迫參加日人扶植「兩華會」,他們多是「自保心態」,「希望憑藉和日本合作,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故作者解釋部分「附敵」知識分子,與「當時的香港人已習慣異族統治,日軍入城後,他們只當香港換上另一塊統治牌子」,這異於戰時中國內地「附敵」知識分子的抉擇。

多元管制

作者更仔細把「附敵」行為,分為「積極附敵」和「消極附敵」,羅旭龢屬於前者,因他參與「兩華會」並為日人宣傳和平政策;岑維休為「消極附敵」者,因「一邊刊登親日言論,一邊發表諷刺日本的文章」,岑氏選居香港,他的附敵行為,不可以簡單地視為「協力者」,更未可以簡單地以「漢奸」視之。由此也折射出,在日佔時期,不能否認在強大民族主義觀念下,大部分香港人也是愛國的,但留港市民的「通敵」行為,既可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也體現了一種結合港英、英國、日本、國民政府多元政府管治下地域,而鄭明仁研究戰時香港報業,成功地呈現日佔時香港的複雜面貌,又能體察個人做選擇時所處的心理狀態,可謂出色之作。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日佔時的另一種聲音)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明報》二O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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