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梁慕嫻: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梁慕嫻


《青年樂園》又名《青樂》,是香港的一份周報,創刊於1956年4 月,在「六七暴動」期間被英國當局控以煽動罪,勒令於1967年11月停刊,共出版十一年半。

筆者早己慢慢地忘記了這個「戰友組織」,直至2014年8 月朋友傳來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關於《青年樂園》拿北京資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學學生,《青年樂園》派報員石中英給他電郵說:「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瞭解不足」,並附上他於2013年7 月在理工大學講座上的演講辭:「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似乎是為了說明他的講話就是事實。誰知左丁山看後並不買賬,反詰石中英:「《青年樂園》是否拿北京的錢?《青年樂園》刻意招攬官校學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羅士,有無政治性?石中英沒有正面回答。」《青年樂園》影響所及的人物,如曾鈺成、曾德成、梁錦松、陳坤耀等,現在都成了政權的高官名人,左丁山認為自己對《青年樂園》有合理懷疑。

這一來,便挑起了筆者的回憶,我曾去過《青年樂園》社址,見過兩個人。事緣1967年初,我所在的地下共產黨組織領導人梁煥然(又名大姐)曾與我有一番談話。她說:「《青年樂園》是由地下黨所創辦的刊物,一直由黨所領導,社長李廣明,督印人及總編輯陳序臻都是黨員(幕後策劃人是黨員吳康民,我後來才知道)。」她又說:「《青年樂園》的工作和「學友社」一樣,以官立、津貼、補助和私立(簡稱官津補私)學校學生為對象,團結教育他們愛國愛黨。「學友社」利用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形式作為工具吸引學生,而《青年樂園》則利用文藝寫作,目的相同,都是為了發展青年學生成為黨員幹部。」從此,我確認〈青樂〉就是黨的外圍組織,從沒懷疑。

大姐曾囑我去《青樂》找大菱,我去了灣仔駱克道四五二號十三樓,見到了大菱。記得是通知一些事項,具體細節己經忘記,總之,我見過一個人叫大菱。隔一段時間後,大姐又告訴我,大菱因情緒低落己經離開《青樂》,我有點掛念她。大姐又曾囑我去《青樂》找羊咩,我見到他,主要是請他介紹「課本出讓站」的情況,我參觀了他們收書、分類、定價、出讓、退書、 退款等運作過程。我特別深刻地記着大菱和羊咩這兩個名字,是因為心中有一份「同志情」。當時的我,在地下環境為黨工作,看到《青樂》的同志,自然欣喜無限。

於是,我開始找尋大菱和羊咩的下落,也可以說是追尋地下黨在《青樂》的線索。我看到許禮平的文章〈曾氏一門軼聞〉和〈記『青年樂園』周刊〉,也看到石中英的〈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和他在羅孚先生追思會上的講話。從這些文章或講話中,只見一群編輯、作家、學者、教授又開同學會,又開研討講座,組織飯局聚餐,赴穗探訪老社長。舊人聚舊,圍爐取暖,玩得很開心似的,卻看不見地下黨的影子。

直至2017年6 月《明報月刊》附冊《明月》刊出專題「回望『青年樂園』」,其中作者舒韻,原名李秋瑩又名李玉菱,1964年中投稿《青年樂園》後,逐漸被培養成為義工編輯,估計她就是我記掛的大菱了。在專題內我又看到石中英的文章〈我是『青年樂園』的派報員〉,他在文中自認叫阿咩。這才真相大白,他就是羊咩,真名楊宇杰。那一刻,羊咩在我腦海中的容貎與現在照片上的吻合了,石中英就是羊咩,我不禁興奮萬分。

另外,我又在《明月》七月號專題〈「六七」刊物與文化思潮〉中看到石中英的口述文章〈我的「六七」文化之旅 〉,文中看到當年是《青樂》英文及功課版編輯傅柏林這個名字。想起以前「學友社」文藝組的一位地下黨員,名叫宋樹材,在葉國華領導下主編《學藝週刊》。他於2005年來訪,讓我記下他口述的經歷,後於2008年因車禍去世,我於2009年發表了這篇遺言(請參閱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62),在遺言中他告訴我,他一共發展了十五位地下黨員,並讓我記下了全部名字。他又揭露了地下黨曾組成一個六人特別黨組,專門計劃滲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六人中除宋樹材外,還包括張綺玲、羅平、黎鳯娟、趙善炬和傅柏年。後來宋樹材因脫黨沒有參與行動,羅平和趙善炬當上教協副會長,黎鳯娟是羅平的太太,張綺玲是地下黨員,曾參加「學友社」戲劇組,後又出現在教協的活動中,名單中只有傅柏年一人我無從稽考。現在看到傅柏林這名字,估計就是傅柏年了。

此外,宋樹材的太太甘玉珍畢業於寶覺中學,1965年參加「學友社」文藝組活動,曾是文藝組組長,在「六七暴動」期間加入地下共產黨。曾考取中大入學資格,但領導人葉國華不同意讓她就讀,說是對革命無用。2005 年她隨宋樹材來訪,也讓我記下她的經歷。她說:

『六七暴動』後的1969年,我被調動組織關係,由「學友社系統」轉至「青樂系統」,改由張綺玲領導,即與宋樹材分別在不同系統的黨組織中。我同時被派去「青樂系統」出版的《青春週報》工作,就是《青樂》被迫停刊後重新出版,代替《青樂》的刊物。月薪一百八十 元。我負責編輯,探訪及組織讀者活動。因為外形老實,黨組織指派我出面負責租賃社址事宜。有一負責人叫鄺太,庇理羅士中學畢業,是葉國華的秘書。1971年結婚後,領導人通知我要上廣州開學習班,宋樹材為送我一程上了火車。我在火車上告訴他,這次學習班是專門為批判他而設,《青樂》方面黨組織認為他思想落後,要我與他劃清界線,不要被他拖後腿,無形中是勸我離婚。宋樹材非常憤怒,隨我上了廣州,領導人宣佈取消學習班。回港後,宋樹材質問「學友系統」領導人葉國華,要求解釋,葉推說不知情。兩年後,我離開《青春》並脫黨。報社公開負責人姓李,因四人幫下台解散《青春》後,他回廣州暨南大學任教。他曾向大家道歉,說是上級領導路線錯誤。我於1972年後入讀師訓班,從此當上教師。

以上資料,足夠證明《青年樂園》不單是有左派背景,不單是拿左派資金,對其神秘面紗的政治猜測也不是誤會,而是徹頭徹尾由中共在港地下黨所創立,所領導控制的外圍組織。有人說:「其內容迴避政治,左派色彩並不鮮明。」「這份刊物從編寫內容到工作人員未顯示有鮮明的政治觀點,鼓吹政治。」石中英轉述李廣明及陳序臻的叮囑:「他們管理下的《青年樂園》絕對不是一份政治宣傳刊物。」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公開講政治不是他們的任務,暗中培養地下干部才是他們的目的。如果刊物文章充滿政治性,還能吸引學生來參加嗎?我是過來人,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港英政府應該知道這個秘密,只是苦無機會。《青年樂園》出版副刊《新青年》,正中港英下懷,藉以取締。這個錯誤的形成,無論是陳序臻所說的是讀者要求,或是李廣明所說的是贊助人要求,都是謊話。實情是他們的上級領導,當時的地下港澳工委領導人梁威林和祁烽頭腦發熱,緊跟文革推行極左路線,違背「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這黨的地下工作方針及「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對港政策,誤以為人造花廠工潮就是時機。吳康民說是暴露了。

然則,我的高高在上的領導人梁煥然,如何知曉當年的小編輯和一個只當了近三年派報員的名字,大菱和羊咩?這裏需要說明一下:

當時的港澳工作委員會(現為香港工委)即「新華社」屬下的教育戰線,又分紅線和灰線。紅線是指由工委直接創立及領導的紅校,如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灰線包括「學友社」和《青樂》以及其系統在官津補私學校內所組成的學生秘密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期間,這些讀書會轉為「鬥委會」,被我們稱為「單位」。教育戰線有一個最高領導會議,灰線的「學友」和《青樂》領導人都會參加。大姐在這個會議上聽到《青樂》方面匯報培養干部的成積,自然知道這兩個名字了。看來歷史的真相就在這裏,《青樂》的「黨印」,無論如何水洗不清。

如果你看過石中英的文章或講話,你會發現他非常着力於撇除兩個關係。一個是《青樂》與地下黨的關係,他甚至對理工大學講座的宣傳單張上有「左派刊物」字句,也批評是不平等不公允。另一個是他與《青樂》的關係。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派報員」一詞使用頻率之高令人驚訝且煩厭。我沒有認真數過,至少有幾十次以上。這樣的矯揉作態,太着痕跡了,無非是要讓大家知道,他這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與《青樂》的關係極淺。

現在,根據石中英提供的資料,我可以為他補上隱瞞了的部份。他參加了《青樂》黨組織在金文泰中學所組織的讀書會,由讀書會的同學帶他去《青樂》。做完派報員後沒有再上《青樂》並不說明他己離開「青樂系統」的黨組織,因為他仍然參加讀書會,成為金文泰三劍俠之一。這個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時轉為金文泰中學「鬥委會」,印製「愛國無罪,抗暴有理」小報。他被港英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罪」而入獄。他何必隱瞞這些經歷呢?

《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主編陳偉中在專題文章中說:「不管它創立的真正目的和背後真正隸屬的組織為何,它在協助學生成長,倡導文學創作所作的貢献和發揮的作用,不應因刊物的政治背景,或是因「六七暴動」禁刊而被一併抺殺。當《中國學生周報》早己能夠超脫美元資助的政治目的,而被反覆審視,回顧甚或推崇的時候,《青年樂 園》為甚麼不能超脫左派資金,中共機構等刻板的政治定位,而被重新回顧和檢視,找回它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呢?」

筆者的意見是:《青年樂園》的出版是香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記載和研究。但是既然是歷史,就應該還原歷史的真相。地下黨在這個刊物中存在和所起的作用的歷史事實應同時記載,讓曾參與的人知悉真相,是我們的責任。我認為刻意隱瞞地下黨部份的歷史,只是殘缺的歷史。人們可以對歷史不作評價,但必需呈現真實完整的歷史。如要超脫的話也應該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去超脫。

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我寫下這篇文章。

2017年12月5日

(本文原刊於《明報月刊》五月號 )

(轉載自《立場新聞》二O一八年四月廿八日)

讀者談青年樂園
左丁山

八月十日本欄講美國錢有文化貢獻,文末提及:「拿北京錢嘅『青年樂園』,邊有得比呀」,因此而引來一位「長期的忠實讀者」石中英先生嘅電郵,石先生仲有心到附上一篇好詳細嘅演講辭,係佢在2013年7月17日在理工大學一個講座發表嘅,講題係「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

石先生話:「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了解的不足。」說的也是,左丁山對「青年樂園」從來只有「印象」,沒有「了解」,讀完石先生嘅講辭之後,知多好多嘢,也發覺自己嘅印象,原來唔錯得去邊。

(一)青年樂園是否拿北京的錢?石先生冇講到,但佢引述吳康民之「口述歷史」,就知道吳康民呢位左派大老,係幕後策劃人,吳康民講到明為了抗衡「中國學生周報」呢份國民黨在美國新聞處支持嘅受歡迎刊物,策劃出版「青年樂園」,1956年4月14日創刊,督印人黃穗華就是吳康民的小姨,總經理洪新就是吳康民的襟弟,社長兼總編輯汪澄是漢華中學美術教師、畫家,創刊社址設在黃穗華家中的一個房間。如此說來,以1956年的左派陣營僱員的微薄薪水,怎樣創辦一份周刊?即使唔收編採人工,排版印刷都要錢嘅啫,拿北京(泛指中共駐港機構)的錢,算是合理的懷疑。

(二)「青年樂園」有無政治性?石先生在演辭中話「中國學生周報」用中華民國年號、在台灣註冊、內容有相當政局評述、政治理念討論,更具政治性。50年代,本港絕大部份報刊以「中華民國」為正朔,三大報章華僑、星島、工商皆用民國年號,「中國學生周報」要在台灣發售,用民國年號不足為奇,「青年樂園」用公元若干年(如1962,不用民國五十一年),內容多講知識、文藝,好似唔講政治,但實際上就刻意招攬官校學生(按:據石先生講,1967年8月開始,有官校學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羅士,陸續因在街頭發表言論或藏有標語被港英警察拘捕),全面與「中國學生周報」競爭讀者,降低「中國學生周報」嘅影響力,從這角度睇「青年樂園」嘅創立,根本就係一個政治決定。如果唔係,吳康民點解要在幕後策劃,不走到台前,講明抗衡「中國學生周報」?

(三)青年樂園有無影響力?石先生在演辭透露「青年樂園」之派報員、作者、編者之中,後來成名嘅,有陳坤耀、黃玉山、徐碧美、曾鈺成、曾德成、梁錦松、小思、陳毓祥、李國強等等,陣容又係幾勁嘅,回歸後在政壇更有影響力㖭!呢方面「中國學生周報」班人似乎冇得比。

《蘋果日報》二O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青年樂園》憶昔
吳康民

老年人喜歡懷舊,偶然翻起一本新書,不知什麼時候由一位校友送來的,書名是《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翻開一看,竟撩起60年前的一段歷史回望。

該書的開篇第3頁,便點出《青年樂園》的來龍去脈:「一九五六年四月,刊物由吳康民在幕後推動創辦,並由其小姨黃穗華擔任督印人,襟弟洪新擔任經理,陳樂群和陳序臻擔任編輯,汪澄為首任社長和總編輯。社址最初設於灣仔吳康民岳父的家中。可見,刊物的初創階段,和吳康民及其親友實在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五八年八月,吳康民在接任培僑中學的校長後,慢慢淡出《青年樂園》的事務,汪澄也在一九五九年離開……」

60年前,由美國新聞署在港資助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在香港中學生中,頗有市場。我當年雖任教於培僑中學,但年輕力壯,總想在香港青年工作中有所作為。眼看美國人插手香港青年活動,頗有與他們一爭短長的雄心壯志。所以毅然負起一個對抗《中國學生周報》責任,純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一股勇氣,並不是受到什麼指示而為的。

當然也沒有什麼經費,於是只有借岳父的家中作為辦公地點,把小姨黃穗華拉來擔任督印人。另由友人介紹一位青年人洪新前來幫忙,這樣便幹起來了。

但主幹卻是我的學姊諸兆庚的丈夫汪潛(又名為汪澄)。他原本在廣州工作,為照顧他們夫妻關係,爭取調來香港。汪潛是一位畫家,能畫能寫,便由他主持編務。

由於創刊是針對《中國學生周報》的,「中周」報頭是深綠色,我們的《青年樂園》便用淺綠色。出版以後,由於走娛樂趣味路線,編排也較為活潑生動,比「中周」的呆板頗勝一籌。同時內容避免政治說教,真正走中間路線,辦成一張「樂園」的周報,內容有「語文樂園」、「小說樂園」、「科學樂園」、「讀者樂園」等等。

後來我因為港英當局無理遞解培僑中學前校長杜伯奎出境,臨危受命,擔任校長,只好淡出《青年樂園》的事務,由陳序臻接任。同時小姨黃穗華也與洪新結婚後移居泰國,汪潛則離妻別子走赴夏威夷。以後《青年樂園》的事務我便沒有過問。很可惜,「反英抗暴」開始,原本「灰色」的《青年樂園》,竟走上抗暴第一線,終於由港英當局封掉了事。

「左」的錯誤總是一犯再犯

港英當局當然知道《青年樂園》的背景,也許早已打聽到我與該刊的關係。但是如果不是「反英抗暴」時期香港「左」的領導層,不顧一切把一些「灰色」面目的單位都作為孤注一擲的武器投入鬥爭,損失也許不至於這麼大。由此可見鄧小平的名言:「『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歷史上這樣的教訓比比皆是。但是「左」的錯誤總是一犯再犯,原因是一些不知就裏的群眾,總以為「左」的就是進步的、革命的。

後來的《青年樂園》如何發展,我沒有過問,也沒有權利去過問。現在看這一本《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也只是像了解別人的創業故事般的瀏覽一下。送給我這本書的陳偉中,也是這本書的主編,他說是培僑的學生,但因為近年的畢業生,我大都不認識,只有多謝他的一番盛意了。

我原本藏有從《青年樂園》創刊號到我離開該刊時的一份報紙,但現在已經不知放在哪裏,遍尋不獲。今天看到書前的影印本,如同碰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也憶起已逝去的老伴,她當年也曾參加該刊出版的若干事務工作。

至於妻姨黃穗華和她的丈夫洪新,仍僑居泰國,但聽說身體衰弱,只能靠他們的女兒侍奉。泰國與香港距離不遠,來往方便,但彼此都年老力衰,未能互相探訪。年前我擬要小兒子陪同前赴泰國曼谷一行,目的是見見小姨黃穗華,回憶老伴容顏,可惜未能成行。今生未能偕妻終老,來世再續前緣吧。

《明報》二O一七年三月廿五日)

YP為歷史補白 左右不是人
■記者呂麗嬋

■石中英的公司掛有某YP所寫的「為了忘卻而回憶,冀盼放下而求索」,是石過去數年心路歷程。

「因為有昔日嘅雞蛋變咗高牆,你就否定晒當年所有嘅雞蛋?」在飄着米字旗的殖民地香港,讀番書、一度以為自己是「小英國人」的六七少年犯(YP)石中英(筆名),當年因身懷「愛國無罪」單張入獄。今日已屆花甲,這個早移居澳洲的工業家,卻在港成立「六七見證」,又出版六七系列、拉攏電影人籌拍電影,甚至找中大教授為少年犯口述歷史存檔。他說只為歷史補白:「唔好叫我幕後金主,你唔做佢唔做,到有人做,你就懷疑點解做,香港幾時變成咁?」他帶點火的反問。

■講述六七暴動的電影《五月》由石中英任出品人;左圖為電影劇照。

今年後退出 真正放下

石中英的公司位於灣仔對正電車路,會議室內掛着大幅題字。「中央圖書館牆上面嗰幾隻大字,都係我呢位YP朋友寫」。「為了忘卻而回憶,冀盼放下而求索」,他謂是過去數年的心路歷程,短短5年間,由他一手創立的「火石文化」及「石中英工作坊」,共出版了6本有關六七暴動的專書,包括屈穎妍撰寫的《火樹飛花》,由人物訪問、散文到劇本和繪本;又資助劇團籌辦紀錄劇場及音樂劇,而即將煞科的電影《五月》,他更是出品人。

「做埋今年我會退出,唔會再掂六七,真正放下」。沉默了45年,5年前突然出錢出力重塑敏感歷史,有人驚嘆天降金主,但更多是質疑他的動機,和他保持距離,本名楊向杰的石中英自言受屈。「左派問:你係咪想對抗中央、係咪想平反六七?」不喜歡左派的人則懷疑他漂白歷史,為共產黨塗脂抹粉。

不容於左報,到早兩月被指「挖阿爺瘡疤」的《消失的檔案》公映,石一度全力協助導演羅恩惠找YP接受訪問,甚至以金錢資助她製作。石中英指早前也有「中央政策研究組」的人找上門,「邊個就唔好講,佢話呢啲話就話係民間活動,但都要注意吓立場」,「我點解要混呢趟渾水?」像自問又像反問。

只是,一段歷史,影響香港前途,亦讓他捲進漩渦,他謂想在黃昏之年,弄清楚來龍去脈,強調這是初心。「以前做生意,成日唔喺香港,幾年前60歲開始諗退休,慢落嚟會諗:16歲時點解會做YP?到處搵書睇,發現咁多年,香港只有3本半書講呢段歷史」。年輕時是文藝青年的他認定,文字與研究是最好的紀錄:「好多YP已經係老人家,一係走咗被遺忘,一係放唔低,一時要求向人大委員求助,一時又話要去信北京同英國政府,要求平反。」

■石中英(右)與當年同樣被囚赤柱的曾德成(左)是世交,石結婚時曾亦有到賀。受訪者提供圖片。

石的辦公室有一幅「悼念牆」,「每次有YP走咗,我都貼出嚟,提醒我要喺有生之年記錄歷史,講佢哋嘅故事。有人覺得冤屈、有人覺得光榮、有人覺得被出賣,咁咪由每個人講佢哋嘅故事,你睇完,話暴徒好、英雄好,由外面嘅人、由歷史去評價就好」。

「近幾年最大感受係,每個人都只睇到自己認定嘅真相,但我仍然相信,真相喺時間裏,只係我哋呢一、兩代仍未睇得清」。都說戰爭之下,首先被犧牲的一定是真相,那真相是否真的存在?石中英引述李怡專欄所寫:「歷史除了年代和人名是真,其他都是假;小說除了年代和人名是假,其他都是真的」。縱然每個人的視點會受成長背景、自身經歷,甚至記憶影響,但由碎片拼湊,他說真相也就不遠。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五月二日)

少年犯石中英 走進走過走出六七 資助相關研究創作多年 今後停止
明報記者葉真真、張家偉


近10年來,楊向杰以筆名「石中英」資助多項與六七暴動有關的文化項目,被外界形容為「金主」,要「漂白」左派六七暴動期間的舉動,他一笑置之。六七暴動踏入50周年,他說,「我們走進六七、走過六七,最重要是走

今天是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50年,這宗事件是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改變了眾多年輕人包括楊向杰的一生。

「我們走進六七、走過六七,最重要是走出六七。」楊向杰背負少年犯之名半世紀,近10年以筆名「石中英」名義出資逾千萬元,資助多個機構、劇場及學者,做與六七暴動有關的研究及文藝作品,希望社會關注及討論這段歷史。外界稱他是金主,要「漂白」左派當年的行為和為暴動翻案,亦有指他要趁香港回歸20周年令中央政府難堪、破壞和諧,楊向杰反問社會,「為何10年前香港只有3本關於六七的書?」50年過去,他決定停止贊助任何六七研究的新項目,期望歷史的真相轉為政府牽頭發掘。

「我永遠是YP(young prisoner),走唔甩,但YP是小眾,為何社會仍有未解的結?」楊向杰16歲時,因印製寫有反英抗暴標語的傳單被捕,結果入獄18個月,成為一生不能磨滅的印記。出獄後,他在左派報章《新晚報》工作了數年,後來從商,生產及售賣電視顯像器,亦是涉及六七暴動的左派少年犯中,少數名成利就的「過來人」。

原已忘記 10年前受訪重新追尋

2007年適值六七暴動40年,有媒體邀請楊向杰接受訪問,也有學者登報呼籲少年犯參加研討會。他說考慮了很久,「我已經忘記了六七數十年,但傷疤仍在,今天我有一定的名、一定的利,我已躋身上流社會,為何仍要與那班人一起?我拷問自己的良心,我認為我應該『出櫃』,再見他們(少年犯)」。

2010年,楊向杰踏進60歲,為了回顧一生、追尋自己的身分,他創辦火石文化,以筆名「石中英」出資贊助有關六七暴動的研究及文化項目,文宣喚起大眾對六七問題的關注,目的亦很明確,不介入現實政治,尋找當年事件的真相,同時縫合社會裂痕。

楊向杰不同意1967年左派群眾以暴易暴,呼籲「不要仇恨,埋葬仇恨」。訪問期間,他一直以「六七」形容六七暴動,未有為事件定調。

「少年犯三階段 走進 走過 走出」

「YP28171(楊當年囚犯編號)在我心中盤旋50年了。我們(少年犯)經過3個階段,我們走進六七、走過六七,最重要是走出六七。」現年67歲的楊強調,這是最後一次就六七問題接受訪問,今後亦不會再贊助六七研究的新項目。

撇除兩齣拍攝中的電影,他至今投放了約500萬元,包括資助出版4本以六七暴動為主題的書(包括屈穎妍的《火樹飛花》)及一套紀錄片《六七回望》,另與當年的見習督察林占士(James Elms)等成立旨在推動左派與主流社會和解的組織「六七見證」。他稱2013年曾參與出資10萬元,資助傳媒人羅恩惠監製的六七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去年亦投資兩齣以六七為題材的電影。《中英街一號》導演趙崇基及《五月》導演黎文卓說,兩部電影獲資助的拍攝費分別約300萬元。

笑對「壞和諧」指控 稱不干預創作

楊向杰說自己近月亦受到「壓力」,外界稱他是金主,要漂白左派在六七的行為,另亦有指他要趁香港回歸20周年令中央政府難堪、破壞和諧,他說自己出資已近10年,對指控一笑置之,又反問社會,「為何50年間,沒有以六七為題材的電影、小說,為何10年前香港只有3本關於六七的書?」

楊稱出資後就不會干預創作者。他贊助的《六七回望》曾引起風波,他說試映後,有學者認為紀錄片偏向左派,社會難以接受,後與最初製作人、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商討後,劉同意讓監製黎文卓接手,事後楊同意播放權無償贈予左派少年犯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

劉銳紹表示,不認同以「接手」形容兩者關係,因為紀錄片最初由他訪問,訪問了學者、當年參與暴動的左派及民主派,但紀錄片剪輯後的結論與其認知不同,「我的結論是鬥爭有三把火,包括港英高壓、北京支持,及港共領導,燒着一隻香港傳統左派的鑊,鑊上的肉則是香港市民,最無辜」,但紀錄片的結論卻扭曲為「反英抗暴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前奏」,他不同意,基於同情左派,不追究他們用了自己採訪得來的材料,但要求作品不可以使用其名義,而紀錄片的最後成品與他無關。

(六七暴動50年系列五)

《明報》二O一七年五月六日)

楊宇杰


生於1950年殖民地的香港。一個真光小學的女校男生,參加了全港第一屆升中試,被派去了昔日的「官立中文中學」──金文泰中學。「赤柱年華」過後,又曾勤工儉學於現稱為樹仁大學的樹仁書院夜校部,研讀文史。

一個13歲便當上了「青年樂園」週刊的派報員,有幸於17歲之齡便當上了「新晚報」的「小編輯」,主編及主理「學生樂園」的版面及社團;更藉此機緣,以「石中英」為筆名,在「新晚報」的「風華」版,發表了不少政治論文,尤其是一力掀起當年劃時代的有關托洛斯基主義及其派別在香港的評論。與此同時,亦應邀在「文匯報」副刊寫作了具時代背景的散文,這些散文部份日後結集成書──一本名為「我愛秋風勁」的散文集,於1975年初版,時維25歲。「我愛秋風勁」後於1983年三版。歲月流金,現存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各區公共圖書館供大眾借閱。除香港中文大學「錢穆圖書館」外,更有幸被收藏於「中大圖書館」內的「香港文學特藏」。

一個在30歲前,曾執教於私立英文中學經年的數學老師──楊 SIR,同時擔當着一些青年社團的義務導師,啟迪三千,春風化雨。35歲則倡議並邀請旅港日本友人一道創辦了90年代全港學生人數最多的日本語學校──朝日日本文化學校,並出任校董。50歲後,除向母校金文泰中學捐贈校舍新翼的「楊宇杰綜合活動中心」外,還設立多個長期的獎學金,包括「楊宇杰(石中英)散文創作獎」。在「5‧12」四川地震後,更一力促成了金文泰中學與災區的北川中學結對而成姊妹學校,並成立了專門的「北川基金」,持續贊助北川中學的師生訪港團,每年赴港與金文泰中學進行交流學習。

80年代,以30歲之齡,就職當時「香港工會聯合會」轄下企業──華南旅行社,出任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對個人來說,實是70年代工餘參與安排香港中學及大專學生前赴中國大陸旅遊參觀及推動「認識祖國」風氣的一種延續及在新情勢下的專業化行為──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及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協定的簽署,讓各階層的香港居民前赴大陸的「中國旅遊熱」,得以從70年代的「暗湧」變成80年代的「潮流」。有幸能借勢於「華南旅行社」受到香港工會、社團、市民大眾的信任和支持,並獲大陸接待單位──如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屬下各省市工會國際部及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屬下全國及各地中國旅行社對服務質量和信心的保証。華南旅行社的大陸旅行團,年參加人數在80年代中葉為香港諸旅行社中之冠,為推動香港市民「中國旅遊熱」的主要推手之一。更有幸參與的是,在香港未有任何飛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桂林的班機服務之前,「華南」為第一家香港旅行社率先長期租用「中國民航」的客機進行定期包機以開展「直飛團」業務,其上座率的成功,大大鼓勵了日後「中國民航」開拓到上述幾個城市的定期航班服務。這創舉的成功,不但為中港旅遊業,亦為中港航空業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同期,還主力參與從規劃設計、融資興建的幾個酒店項目,這包括了粵北第一個「遊樂場」加「渡假酒店」──韶關「翠湖山莊」,並出任董事總經理;中國(廣東)第一個在法國的酒店項目──巴黎中國城,出任中港法三方合資在法註冊的首任董事;雲南昆明第一個五星標準酒店「金龍飯店」的「白武士」和董事。在「華南」的七年,有幸參與籌組「香港中國旅遊業協會」,並曾多次代表「協會」出席了「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會議。

1998年的「下海」,一手創建,並歷任總經理、 董事、主席的香港新駿公司,過去22年來,實際上有幸參與了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個人和公司都成為了中國資訊產業,尤其是電視機上下遊產業鏈發展史上曾經不可或缺的角色。

當然是機緣巧合,亦是各企業的自主決策,相關政府的批准同意,但沒有「新駿」和個人的介入和參與,策劃和設計,努力和執行,協調和推廣,以下事情在過去20年的中國和世界將不會發生,這包括了:

•1988年,中國廣東省佛山市在購買法國THOMSON公司的彩色電視(CTV)最關鍵件的彩色顯像管(CRT)生產線和技術後,得以建設「佛山彩色顯像管廠」;與此同時,亦是全球彩管的發明者和專利擁有者──美國RCA的技術首次進入中國;

•1992年,佛山再度引進THOMSON轄下RCA的29英吋CRT技術,成為全國唯一可抗衡北京市松下廠29英吋CRT的生產商;

•1993年至1998年,義大利製造的THOMSON牌29英吋CRT和美國製造RCA牌29”/34”/38”CRT,在中國市場連續6年成為銷售冠軍,不單以質高價高,壓倒了韓國、日本製造的同類型產品,還協助一批國產品牌彩電──如長虹、TCL、康佳,創維用進口CRT配國產機芯,中國製造的大及特大螢幕CTV逐步「壓倒」了外國品牌的進口彩電,國產品牌彩電成為市場的主流;

•1999年,佛山市成功引資,法國THOMSON成為其在華第一個合資控股企業──湯姆遜佛山彩色顯像管公司(2000人);並乘勢在廣東省發展其在東莞市專門生產供歐美市場的音響廠(5000人)和在深圳市佔當時全球供應量1/4的DVD光頭廠(10000人),另加在惠州外發加工的電話機廠(3000人);至此,法國THOMSON成為廣東省內最大的法國企業;

•2003年,THOMSON成功以「湯姆遜佛山」併購了國營的東莞「福地彩管廠」,合併而成「湯姆遜廣東顯示器件公司」──一間公司,兩個基地,五條生產線,5000工人,50億產值,成為廣東第一/中國第三大彩管企業;

•2004年1月,法國總理府內,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法國總理賴法蘭的見証下,兩國企業簽署協議。中國企業TCL兼併了法國THOMSON的彩電部門,打造成世界第一間由中國人控制的全球最大彩電企業(年產銷2000萬台/20000員工/300億產值)。半年後,中國聯想集團併購美國IBM的PC業務時,亦沿用TCL-THOMSON模式;

•2008年,在中國數碼電視廣播中佔主力的數碼有線廣播(DBV-C)新增的2000萬台機頂盒(STB)中,有1500萬台安裝了「新駿」提供的THOMSON牌的數碼高頻頭(TUNER),這已是在中國市場上從「零」開始,並連續8年取得2/3以上的市佔率了。

20年來的「商旅」,有幸參與/經歷了中國工業化之路的不同階段──從上游的關鍵元件/技術設備引進,到國產化終端產品取代「舶來品」,從國營引進外資而成中外合資企業,以至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及進行「全球化」的M&A,若曾作出一點貢獻,並目睹中國的成功,這才是最大的得着。至於期間所取得名與利,倒是其次的了。

《3俠》網站)


Linda Pun臉書二O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周保松:夜闌風靜人歸時──悼念陳特先生


陳特先生在12月29日走了,享年69歲。我想很多認識他的人,和我一樣,會十分懷念他。

陳特先生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老師,崇基學院的宿舍舍監。哲學系的人,都會叫他陳生,崇基的宿生,則喜歡稱他為特叔。陳生幾年前退休後,還一直為哲學系兼課,也一直繼續擔任舍監。可以說,他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了中大的教育事業。過去三十多年,在崇基和他朝夕相處,受他言傳身教的學生,不知凡幾。而上過他的〈哲學概論〉、〈倫理學〉、〈存在主義〉等課,獲益良多,從而改變對人生看法的人,一定也很多。我是其中之一。

1991年九月的某一天,新亞書院人文館115室,坐滿了哲學系、宗教系及其他系的學生。我們等著上〈哲學概論〉的第一課。然後陳生進來,手上一本書也沒有,也沒有筆記本,人穿得極為樸素,面容清瘦而慈祥。然後他拿起粉筆,開始講。第一講是蘇格拉底,談蘇格拉底如何追尋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審判,如何從容就死。

陳生還告訴我們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陳生講課清楚易明,深入淺出,沒有太多的哲學術語,特別適合初入門者。教到得意處,他自己會情不自禁的笑起來。陳生那種帶點天真的獨特的笑聲,上過他課的人,相信會印象深刻。蘇格拉底之後,是柏拉圖的理型論,是伊璧鳩魯(Epicurus)的快樂主義……

那真是一片新天地。我自小被很多人生問題困擾,但從來不知有一門學科叫哲學,專門討論這些問題──而我當時是工商管理學院的一年級新生。陳生的課,將我帶進一個美麗新世界,知道哲學原來如此好玩。那種震撼陶醉的感覺,不是我一人獨有。我同班很多同學,都有類似感受。記憶最深的是和我極為投契,高我兩屆的劉旭東。他當時是新亞學生會副會長,讀的是化學系三年級。上完陳生的課後,他便決定轉系。但他擔心化學系不肯放人,於是故意將成績考得很差,讓化學系覺得他實在沒法讀下去,不得不放。

我本也決定在二年級轉系,但由於種種原因,轉不成。我於是再修了陳生的〈倫理學〉,並下定決心升三年級時一定要轉過去。那時工商管理是顯學,哲學卻冷得不能再冷。負責面試的又是陳生。細節不記得了,只記得他最後問我:會不會後悔?我答不會。然後他哈哈的大笑起來。我當時有點義無反顧的樣子,轉系前沒有告訴家人,工管那邊雖已讀了五十多學分,但連副修也不要了。

陳生後來不止一次告訴我,他自己的哲學啟蒙老師,是唐君毅先生。陳生四九年後從廣州來港,讀的是珠海書院。那時唐先生在珠海兼課,陳生有一天偶然打課室走過,聽到唐先生的課,大為震撼:「他講的,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於是畢業後,他便去了新亞書院,讀的是第二屆新亞研究所,指導他的是唐君毅和錢穆先生。陳生一生受唐先生影響至深,每次憶起這段經歷,總有不勝感激之情。而我總是笑,卻沒告訴他,我很能明白他的心情。

九一年的秋天,陽光和暖而燦爛,我們三五成群的,要麼徜徉在新亞草地,要麼沉浸在錢穆圖書館,享受陳生帶給我們的無窮樂趣。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當時他正承受癌症的第一次襲擊,開始他持續十多年對抗癌魔的艱苦旅程。想起當時他那朗朗的笑聲,真有點不可思議。陳生最近告訴我,說他當年初知道患癌的一剎那,真是天昏地暗,全身無力,完全體會到海德格所說的「無」(nothingness)的感覺。

經過多年治療,陳生本以為病情會逐步得到控制。可惜年半前再度復發,且來得更為兇猛,身體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身體虛弱,令得人的心靈也虛弱。最虛弱的時候,真是覺得人一無所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驕傲。很多人以為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可以把握人生一切,其實那只是幸運而已。人真的面對大壓力時,便會發覺自己是多麼的軟弱無助。」

陳生相信基督教,但卻常笑稱和一般教徒不太一樣。他覺得基督教最精髓之處,是要人承認一己的渺小無力,勇於放下俗世的一切,包括名譽地位,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眾多存在主義哲學家中,陳生特別欣賞祈克果,尤其是他那有關「信仰的跳躍」的說法,我想道理也在此。

而在過去一年中,陳生對死亡有了更深一層的看法。「重病過後,有天清早一個人在校園散步。那天天氣很好,晨曦之下,草木翠綠,鳥鳴山幽,大地充滿生機。我忽然領悟,世界沒有因我的病而有絲毫改變,依然如此欣欣向榮。萬物有生有死,有起有落,是大自然的規律。沒有一朵花的凋謝,便沒有另一條花的盛開。人是宇宙的一部份,宇宙成就了我,我亦成就了宇宙,人與世界合而為一。人的死亡,不是歸於虛無,而是成就了這一規律。」

陳生說,道理一旦想通,生命驟然開朗,對死亡再沒恐懼。「存在主義將人生,將死亡看得過於消極灰暗。其實不一定是這樣。這一年多來,我一點也不覺得寂寞無助,因為很多人和我並肩作戰,尤其我太太和女兒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在病中倍感溫暖。」

在剛過去的十月和十一月,我和我的朋友,陳生的另一個學生陳日東,和陳生進行了一系列的對談。我們每次討論一個題目,先後討論了死亡、人生的意義、罪與惡、師友雜憶,最後一次談的是愛。我們每次見面時,才告訴他當天想談的問題,然後陳生一如以往,不用多想,便可以將哲學結合他的人生經驗,娓娓道來。這樣的對話,和當年第一次上他課時的感受,完全不同。

十二年後,我們對人生的體會多了一些底蘊,也多讀了一點書。每次對談,不再只是陳生講我們聽,而多了雙向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說到會心處,大家更是相視而笑,無所拘束。我們真切感受到,陳生很享受這樣的聊天。每次兩小時的對話,他總是妙語如珠,倦意全無。即使去到生命最後的階段,對於一些嚴肅的人生哲學問題,陳生依然孜孜不倦,求之索之。只是我們實在不知道陳生病情的嚴重程度,因為每次見他,他總是談笑風生,愁容不露。死亡的陰影,好像和他完全沾不上邊似的。

我們一直以為,這樣的對話,可以延續下去──我們實在還有很多話題未談。即使上月他進了醫院,我們心裡也暗暗盼望,他會很快出來。

陳生一生大抵是無憾的。他常說,人生最幸福的,是可以敬業樂業,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陳生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和社長,那是他最為懷念的青春歲月。「那時一群年輕人,為了理想而努力辦報,什麼也不計較。大家住在一起,互相批評砥礪,共同進步,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而陳生自六九年從美國取得博士回來後,便畢生投入中大的教育工作。陳生對崇基學院(尤其是通識教育及學生輔導方面)及哲學系的貢獻,我想崇基的師生及老一輩的師長,一定比我更為清楚。崇基前院長沈宣仁教授便曾對我提過,他多年來最覺得意的一件事,是可以請得勞思光、何秀煌及陳特三位先生來崇基宗哲系任教。

陳生是第二代新亞人,受錢唐諸先生影響,篤信學問與生命必須融為一體。無論在課堂上或生活上,他那自然流露的人文關懷,不知感染了多少學生。從陳生身上,我體會到,教育真正的理想,不僅僅是知識技能的傳授,還要有生命的交流。一個老師,如果他的學問人格修養,能夠改變學生看人生看世界的方式,增加他們對文化對人的關切關懷,刺激他們對真理對美善的追求,其中的大貢獻,又豈是各種學術指標可以衡量得了?!

我讀書的時候,陳生以外,沈宣仁、盧瑋鑾、黃繼持諸先生都是這樣的好老師。我漸漸覺得,他們才是中大精神的真正守護者。當他們一一或退休或已故,中大的人文風景便顯得日益蒼白,難以為繼──儘管新的大廈接踵而起,國際化全球化高唱入雲。

我和陳生十二年的師生緣,如今想來,一一如昨。中大草木依然,山水依然,只是陳生的笑聲,陳生的話語,陳生在黃昏下一個人散步的身影,卻於一夕之間,遠於千里之外,怎不教人懷念。

陳生十分喜歡蘇東坡,喜歡他的豁達灑脫,屢折不倒。身體最受折磨的時候,一讀再讀的是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人生大抵如此!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收於《相遇》。

周保松臉書二O一八年五月四日)

2018年4月6日 星期五

一張值得回憶的相片

一張值得回憶的相片
K.k. Wong

攝於1982年,圓圓抱着的是胡家公主。

因為79年新婚上京度蜜月,結識了幾位尚未出名的中年畫家,畫得都很有個性,可是,海內外華文傳媒全部被「平反」後的老畫家、名家佔去了,於是,我回港做了介紹,斗膽投稿去《明報月刊》,被胡菊人說比介紹名家更有意思。去年在北京,已經成為名家多年的劉秉江,還保留着這期的《明報月刊》,他說,因為意義非凡。證實了胡菊人當年的評說。

不久,胡菊人和陸鏗創辦《中報》,因王司馬的建議(他光臨過我的個展),胡菊人請我去《中報》當美編。同時,也是《中報月刊》的美編,還要顧插圖、報頭、刊頭的設計,新報刊,常常改版面,從籌備開始,一直忙得不亦樂乎。

因美編的工作,認識了文化、影視界的前輩翁靈文先生,因他年紀與我父親相近,我喊他翁叔叔。下圖中謙虛地躲在後面的長者就是他。他也真是個謙謙君子,從四十年代起,就活躍於香港文化娛樂圈,可是,他從來不說任何人的短,連一般的八卦都沒有。可是,因為他博學多才,經歷豐富,幽默風趣,年輕的朋友都喜歡與他交朋友,沒有隔膜。因此,八十過後,他仍被被傳媒機構請做公關顧問。他雖然自己不書不畫,可是,鑒賞能力非同一般。畫展相遇,我必定跟在他身後,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他的批評準確到位,可是不帶刻薄。他介紹來我們月刊的畫家,眼光獨到,雅俗共賞。王子武、韓羽等的傑作,就是他介紹來《中報月刊》美術版。胡菊人完全放手讓我主編美術,從未干涉。某次,北京來港的畫家通過他父親的老友,打電話給胡菊人,希望能介紹他的畫,胡菊人請他直接找我。報館日子,黑白顛倒,畫家來電話,我正在睡覺,於是,請他來報館,或者寄來我社。想不到,他又給胡菊人打電話投訴,說我歧視大陸人,擺架子。胡菊人說:KK不是這樣的人。

專欄作家圓圓是《中報》副刊主編,我的辦公桌與她的連在一起,我的工作與她的工作聯繫也最多,因此,受益匪淺。圓圓有敏銳的新聞直覺,也有寬容的心態,觀察細膩,卻有男子爽朗氣。對我的提攜和幫助,感激之心,非筆墨可以形容。她離開《中報》、離開香港,都教我依依不捨。如今在溫哥華,依然寫着,文筆、思路還是健朗。

明星畫家唐乙鳳小姐(圖左三者)將自己的繪畫佳作讓我們發表,使我們的新雜誌添了不少風采。她曾以「唐紋」的藝名進入鳳凰電影公司,製作不多,尤其是文革後,她演出的機會也不多。刻薄的朋友說她是「丫鬟命」,因為幾出電影中,她演的都是主角小姐身邊的丫鬟。然而,在自己的繪畫藝術領域,她可是個獨當一面,神韻無比的一個女將領。

唐乙鳳的工筆劃,國畫老前輩錢松巖看了也提筆稱讚:「化機天趣,入妙通神」。

秋風起,上海「大閘蟹」到港,為了答謝各位對我這個大陸鄉下小子的提攜和賜教──我臨時充當上海大閘蟹專家,將他們請到我30平方米的寒舍,有了他們的光臨,有太座的支持,「寒舍」自然變得溫馨、歡快、難……

──難忘胡菊人酒後在我的吉他假作古琴下醉唱「陽關三疊」,連胡太太(右一)都驚歎說古板嚴肅的胡先生「前所未有」的鬆弛……

──難忘唐小姐溫柔斯文談書論畫,不談影畫……

──難忘圓圓堅決抿嘴微笑,不肯曝露任何有關她的前任老闆金庸大俠的任何八卦(她曾是金大俠八年的私人秘書)……

──最難忘酒後的翁叔叔紅着臉回憶年輕往事:……當年,剛到香港港……周璿她……要是我……今晚就可以帶她一起來吃大閘蟹了---她喜歡!……

於是,我的夏威夷吉他彈起了《四季調》……

翁叔叔2002年走了,高齡九十一,臨走前他說:我有很多好朋友,這一生我過得很開心。

唐乙鳳小姐也突然也走了,那是前幾年的事,享年六十九歲,沒聽說她的婚姻。她的靈堂上,不知誰寫的挽聯:

「消香月夜梅花寂,韻冷蒼天鶴夢寒。」

我不是太了解唐小姐的私生活,她是唐紹儀的曾孫女,我才知道不久。

翁靈文叔叔是翁同龢的後人,我們也很少談起,只有一次,談到閒章,他謙虛地笑着說,友人贈他一枚閒章「狀元後人」,他一直「羞於示人」。

K.k. Wong臉書二O一八年三月廿九日)

2018年3月18日 星期日

周奕:國共爭奪編輯部 考證香港報業

國共爭奪編輯部 考證香港報業
文:周奕 編輯:彭月

《大公報》所刊啟事

1950年1月6日和1月7日兩天的《星島》第一版

編按:早前,鄭明仁在本版撰文討論特殊時期國共雙方在香港報界的角力,同為資深傳媒人的周奕認為前文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今日他撰文回應鄭明仁文章中的問題。

2月21日世紀版刊出鄭明仁先生的《國共在香港報紙的內戰》(以下簡稱「鄭文」),其中談到國共爭奪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若干事實與論點均有值得商榷之處,現將之歸納為3個問題:一,共黨是否主動打入《星島日報》?二,所謂「接管編輯部的共產黨幹部」是否「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行事太張揚」,導致《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三,最後是否「由港英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聯手,逼令《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家族『清黨』」?

值得商榷的三個問題

本人在2013年初曾對上述事件進行探討,得到此事之主要人物之一張問強(又名張思健)的兒子張新峰(已故)的答覆,並向我提交一份書面材料,我根據這份材料撰寫了一段文字刊登在拙作《香港工運史簡篇.附錄二》(利訊出版社,2013年7月,頁308)。該份材料說,林靄民主持《星島日報》之後,深知編輯部沒有自己的人是難以辦得好的,適逢他的同鄉世交、原汕頭《星華日報》(星系報之一)總編輯張問強回到香港,林請張問強出任主筆,同時通過張延攬了一批思想左傾的採編人員。鄭文指這個行動是共黨主動,但是我的材料說張問強是被動而順水推舟,鄭文列舉的採編名單共計10人(特約及周刊主編不計在內),就可以「接管編輯部」,熟悉報社運作的人恐怕不會同意。而且這批人並不能「接管」星島編輯部,其實應列為林靄民的班底。

第二個問題是這批人是否「行事太張揚」,導致《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首先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這批人何時暴露行徑?解放前我曾經在《文匯報》上看過一則啟事,幾位報人宣布「退出星島日報」,一直將之記在心裏。我在2013年向張新峰查問,他告訴我確實的年份和大約月份,於是翻查舊報,果然給我找到了,1949年4月26日在《華商報》、《文匯報》和《大公報》同日刊登(《大公報》所刊啟事)。張新峰的資料說,當時的決定是退出七人,其中五人在報上刊登啟事,此舉是讓林靄民交差,用以保護其餘人留下來,並不是所有人全部撤退。正因如此,才有《星島日報》在1949年10月15日那則「廣州天亮了」的大字標題。

鄭文說「1949年5月,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黃翠微約見林靄民,逼迫他開除主筆張問強和外電編譯曹綿之」,但不果;「兩個月後,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任高信,傳召《星島》董事長胡好(胡文虎之子)到廣州面談,要他開除要聞版編輯潘朗和華南版主編司徒丙鶴」。文中所說「1949年5月」,這個日期不對,因為潘朗和司徒丙鶴已於4月26日「退出星島日晚報」,該則辭職聲明是鐵證。據此事的發展日期推算,國民黨穗市黨部傳召胡好應是1949年4月20日或以前,而「黃翠微約見林靄民」應是2月中旬左右,這是國民黨作出要求星島「清理門戶」之最早時刻。

一九四九年的轉折點

1949年2月中旬發生什麼事情?這個時期恰恰是中國內戰的關鍵時刻,從1948年12月算起:平津戰役開展、淮海戰役結束,跟着是天津和北平的解放。到1949年2月,出現國共和談,到底是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全中國抑或是劃江而治?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那麼,打入《星島日報》的共黨分子定然欣喜若狂,會在報紙上大肆宣傳共黨的路線了。沒有!本人查閱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的《星島日報》,在這段關鍵時刻,《星島》版面表現,一言以蔽之曰小心翼翼。淮海戰役國軍55萬人被殲,《星島》的版面上隻字全無;天津、北平這兩座名城於一月先後解放,《星島》並沒有醒目的標題,甚至連「易手」的字眼亦欠奉,只是以平和的筆調報道這兩座城市在解放軍進城前或後的市況,平淡得彷彿這些事情發生在外國似的。上面指的是從《星島日報》的版面表現和標題來分析,至於報道的內容或者社論中間有否塞入「私貨」,我不能擔保,即或偶有出現,總不能算是「行事太張揚」了罷。

第三個問題,所謂「由港英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聯手」,這個說法我不敢苟同,原因是港英對國共之爭是從不介入的。鄭文的論據是「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黃翠微」要林靄民開除兩個人,難道一個警方人員出面就可以說是港英出手嗎?再說,黃翠微這個人能否稱之為警官也是一個問題。請注意,那是1949年,政治部主任這麼敏感部門的職位不可能由華人出任。那麼黃翠微是什麼人?我曾經看過的一些文章指黃翠微是政治部的探目,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且偶爾代國民黨出面辦事。在那個年代,只要有關係,私人都可以找熟悉的警員代為辦事,當時港英警方的規管並不嚴,林靄民給黃翠微一個不瞅不睬就是最好的答案,而黃翠微的干預亦戛然而止。可以說,黃翠微把這件事退回給國民黨,讓廣州黨部出面去辦。由此可證明所謂「聯手」連絲毫有力的論據都欠奉。倘若仍有人堅持港英干預的說法,那麼,此說足以證明這個「港英」是窩囊廢,連一點小事都辦不成。

評論《星島日報》的「左傾」,論者大都把注意力投向那則「廣州天亮了」的大字標題,忽視了當時大老闆胡文虎的態度。個人認為,做大生意的人是要看政治風向的,其中一個轉折點值得留意:1950年1月7日,《星島日報》「投共」了。

與中共的蜜月期

眾所周知,所有報紙每一版都印上當天的日期,中文報紙都是冠以「中華民國」的年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公元取代了「中華民國」的年號,於是香港的親共報紙都照此辦理,想不到《星島日報》在適當時刻作出重大的改變。我找到1950年1月6日和1月7日兩天的《星島》第一版,報頭的年號由「中華民國」改為公元了。這樣更改恐怕不是總編輯或社長能作主的,不過《星島》選擇了英國承認北京政府這一天來作出這個重大決定,下注得恰到好處。值得留意的是:1月6日報頭側有兩行字,而1月7日只留下「香港政府特許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至於另外一行「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發給登記證文字第三號」被剷走了,即是說,《星島日報》連國民政府的護身符也不要了。這個轉變,從來未被人們給予足夠的注視!

香港的人口不多,報紙銷量有限,一直以來報紙的生存主要靠銷數(廣告的收入是次要的),所以要爭取外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可以引伸到二戰前)國內的政局動盪,香港的報紙內容有一定的自由度,因而內銷有市場,所以1949年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以停止《星島日報》的進口威脅胡好而奏效。解放初期一段期間,《華僑》、《星島》均可以內銷廣州。《星島日報》這次「投共」,很可能與爭取內銷有關。

不過胡文虎跟中共的蜜月很快就完結。大概是1950年中,廣州禁止「反動刊物」進口,《星島》及《華僑》兩報均在內。這個時候,輪到國民黨向這兩報招手了,容許他們的報紙進口台灣,條件是報刊必須冠上「中華民國」的年號。這件事對《華僑日報》沒有問題,該報從未改變年號。《星島》怎麼辦呢?很簡單,在公元之後加「中華民國」的年號,例如:「一九五一年(中華民國四十年)╳月╳日」。如此這般,國民黨總算把胡文虎「統戰」回去了。

應該怎樣寫歷史

胡文虎跟中共的決裂恐怕是廣州市的追稅事件,市府藉口永安堂瞞稅沒收了永安堂在廣州的物業,林靄民大概是這段期間離開了《星島日報》。至於林「與親共人士籌備復刊《循環日報》」則是1959年,而不是1952年。林靄民應是「大報」《循環日報》的社長,而不是「小報」《正午報》的社長(《正午報》的創辦遲於《循環日報》)。

鄭文還有一些主觀臆測的推論,不打算在這裏臚列了。個人認為,歷史研究不應過於主觀,否則面對鳳毛麟角的資料,容易推斷失誤。

順帶交代一下,大約在1975年間,當時我在《文匯報》任要聞副主任,有一次,老總交來一本簡字小冊子,內容是香港各報的概況,沒有編著名單和出版單位,大概是僅供國內有關單位參閱的資料,老總要求我和另一位同事對此作出修訂補充,第二年再辦一次。因此本人對香港報紙的沿革發展略知一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六十年前的星島事件考證)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知名攝影家。1959年進入香港《文匯報》任記者兼攝影記者,1987年任副總經理至退休。著作:《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工運史》等。

(《明報》二O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水橫舟回應:

鄭明仁那篇文章主要根據司徒丙鶴的說法,過於單薄,老左的回憶失真率頗高,周奕這篇文也不夠深入考證,容若早於2011年8月的明報月刊就也寫過胡文虎由親共轉反共的原因。根本在於中共胃口太大太霸道太殘忍,這些周奕就將之輕描淡寫,中共在1949年底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凡工商界(指為資本家)都要「定額認購」,胡文虎更是一個大目標。由於「定額」過高,胡氏無法全部「認購」,這就觸怒了當局,將胡氏在內地的產業全部沒收,其中廣州長堤的虎標永安堂,成了廣東省總工會的會所。永安堂藥物及星系報紙,一律禁止內銷。到了1950年12月,更有多名《星島日報》記者在在陸被指為文化特務,遭處決和判刑。手段咁殘酷,原本對中共有過幻想和寄望的胡老闆點會唔反共??????

共產黨事先張揚的殺記者事件: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800#.WrTNgC5uaM9

另外,林靄民是在1959年與曹聚仁等、獲中共幕後支持,復辦《循環日報》,林出任社長及至1960年停刊,1961年轉而出版《正午報》。林出任《正午報》社長,他1964年去世時的頭銜就係《正午報》社長。據司徒鶴回憶,林是1952年離開星島,1952至1959年期間做了什麼??不詳。

2018年3月15日 星期四

許定銘:侶倫手稿珍貴且罕見

《紅茶》贈鷗外鷗

《都市曲》贈紫莉(江河)

《新綠集》贈林真

《永久之歌》贈六哥、碧姊

〈劇本《窮巷》的發現〉和〈侶倫的《欲曙天》及其本事〉發表後,有研究侶倫的專家來郵,盼我轉讓整批珍品。我婉拒,因為這麼珍貴的文物,是應該留在圖書館的閉架庫,而不是藏在私人手裡的。

侶倫畢生筆耕,創作了過千萬字,手稿理應易見。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二O一四年,我受命編天地版「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侶倫卷》,此中有一體制:書前要提供他的照片、書影及手稿若干。要編《侶倫卷》,當然要通讀他的創作,經過幾個月的尋找、發掘,侶倫的創作幾乎全到手,編選亦差不多完成,但,照片與手稿卻相當棘手。其時兆輝兄已提供了好幾張侶倫的生活照,以為可以隨時交稿。不過,到細讀網上及坊間有關侶倫的書文後,才發現手上的那些生活照,竟是早已發表過的二手貨式,毫無特色。心有不甘的情形下,向中學同學鄭中堅求救。他是侶倫的外甥,心想:他們甥舅之間應多交往,說不定會有生活照留下吧。起先也是毫無音訊,幸好交稿前夕,中堅卻傳來好消息,交給我一組我估計是一九六O年代,侶倫與兩位妹妹的郊遊照,說是整理舊物時,忽地從一叠舊書中掉出來的。《侶倫卷》中的照片才能有點與眾不同!

至於手稿,可憐我遍尋不獲,最後決定以侶倫贈與友人的書中題簽替代。侶倫書扉頁的題簽,最著名的是他為温燦昌題的那些。據温燦昌〈侶倫創作年表〉中所錄,這些題箋每種均如一兩百字的短文,寫下侶倫當時的感慨,可視為簡短的手稿,可惜當時我連一種也沒有。

侶倫書扉頁的題簽,我見得最多是他送給杜漸的。我在他多倫多的地庫書房裡見到約五六種,順手借回香港去。前兩年他回港旅遊,我完璧歸趙,杜漸即把它們送到中大的香港文學資料庫去。而我手邊的幾種:《紅茶》內送給鷗外鷗的,題「敬贈鷗外鷗好朋友,永久的憶念」、《都市曲》內送給江河的題「紫莉兄正之」、《新綠集》內送給林真的題「國柱兄正之」、《永久之歌》內的「敬呈六哥碧姊留念」,都是非常簡單,是聊勝於無而已。

新近得到的《窮巷》劇本《人間何世》和《欲曙天》本事《猶是雲英未嫁身》是完完整整的手稿,其珍貴可知!

我細心檢閱《人間何世》的夾層,除了那張用「李鐵稿紙」寫的《人間何世》人物名單,其實我還發現了一片書頁般大小的札記:

告訴你一件事情:前星期我去參加了星島報十週年紀念的雞尾酒會(我收到了請柬),看到上官寄給星座的一篇題名〈侶倫和永久之歌〉的書評,根據了我以前通信中的私話寫了進去,同時把我捧得太過份,編者覺得不便,没有讓它發表。我覺得不發表是好的,把我捧得太高了,會摔下來跌死的。

侶倫手稿

侶倫戰前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在〈我的日記〉(見《侶倫卷》頁308~311)提過他在十三年中所寫的二十多本日記,「是在日寇開進九龍之前一天的下午,連同我的許多寫作的稿件一齊燒燬的」。

戰後侶倫不知有没有再寫日記?

一個慣寫日記的人,即使不再寫日記,在遇上一些小事件,或有小感慨的時候,總會提起筆來,寫它一兩段。上面那篇小札記,大概就是這樣記下來的。我很相信,在侶倫生活的周邊,應該還有不少這樣的短札,可惜……。

──2018年,寫於侶倫逝世三十周年的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