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

悼孫淡寧(農婦)


陸離臉書二O一六年十二月廿三日)



Benny Ng臉書二O一六年十二月廿三日)

湘婦好義──憶孫大姐
沈西城

年剛九十四的農婦(孫淡寧女士)避離塵世,悄悄地走了,陶傑告我這消息,難過自不免。七四年得到克亮兄引薦,認識了農婦,跟別的年青人一樣管她叫「孫大姐」,在現實生活裏,她是眾人的大姐,對青年,吁寒問暖,盡伸援手,我是其中一個受惠者。七五年初離開又一村出版社後,一直賦閒在家,大姐不知從哪裏知道了,約我見面,地點是《明報》報社對面小餐館,一見面,便罵:「媽的!小葉!啥個事體,沒上班也不找大姐!」跟住嘰哩呱啦嘮叨了一大堆,我沒插嘴餘地。呷了口咖啡,孫大姐氣平心靜,關懷地問:「小葉!你打算怎樣過?老婆、小孩要養的呀!」我默然無語。孫大姐微咳一聲,略抬頭,半白頭髮在燈光下閃出銀光:「我替你找個差使,好不?」我點點頭:「拜託了!大姐!」「這好!我的老阿弟寶毅剛去了《大任》週刊,需要一個編輯,你後天上班去!」不待我回覆,往下說:「好了!今天到此為止,大姐還有稿子沒弄妥!」拿起檯上單子,跑到櫃台結帳,我趕上去搶,她眼一瞪,像銅鈴,吼道:「你敢?」我乖乖就範。辛辣、直率、豪邁,是湖南人的特點,這在孫大姐身上尤為顯著。

隔一天,我跑到中環「萬宜」大廈《大任》編輯部,見到孫寶毅先生,他握着我的手道:「謝謝你來幫忙!」我回說:「我資歷淺,怕幫不上什麼!」寶毅先生肯定地道:「不不不!大姐薦的人不會差到哪兒去!」這無疑加重了我壓力。上班不到一個星期,接到首項任務——訪問金庸,不待寶毅先生言明,我已猜到是大姐代籌謀的,她的先生(我們稱馬老爺)是金庸唸政治大學時期的同學,高兩班,是學兄。其時,金庸住在渣甸山,三層高洋房,二樓全層書房,壁髹淡藍,書架頂天,踏足其內,如進書海。訪問間,我問得多,金庸也答得多,攝影師小朱拍照連連,一個半小時完事,心情激盪不已,能訪問金庸,是那年代所有記者的夢想,既實現,下山時,興奮得跟小朱相與拊掌。第二天,大姐打電話來問訪問的情形,告以「順利完成任務。」大姐「嘿」的一聲:「別吹!拿來我看看!」我用一天時間寫好,跑上《明報》,親手交與她,老大姐真行,立馬翻看,並在不妥之處用紅筆打圈:「你回去改一改,可以發表!不錯!」我如奉綸音,奔下樓梯。這是我第一篇寫金庸的文字,可惜手邊無存稿,憾事也!

八二年夏天,為了寫《香港女作家素描》,跑去大姐太古城的家,暢談竟夜。大姐談鋒健,滔滔不絕,馬老爺疼她,從睡房走出來催她睡,這可惹火了大姐,嗔道:「噓噓!快去睡,別理我們!」轉臉向我說:「小葉!我有巴西咖啡,弄一杯讓你提提神!我們往下聊!」大姐一開腔,如奔流似驟雨,談文論藝,敍往憶舊,最精采的莫如親手槍斃了一個關東軍:「那關東軍還咧嘴哈哈大笑,笑聲猶如狼嘷,真是他媽的,心底大怒,拔出手槍,對住他的胸頭便是『砰砰』兩槍,跟住上前踩了他一腳,看看他到底死了沒有。殺完這個關東軍,我跑到下面乾了一大碗鄉下米酒,划了一大碗飯,心裏好不舒暢。殺人是多麼殘忍!我怎會變得如此殘忍?」我忍不住伸出手握住大姐的手猛搖,朗聲說:「好!殺得好!」大姐用右手食指捺在唇邊:「噓噓!別吵醒馬老爺!」時已夜深,我告辭,大姐送我到門口,說:「小葉!『作家』的定義,若由我定,大概是這個樣子吧——所謂『作家』,他的文章定要擲地有聲,有社會價值,有深邃的思想,能寫這種文章的人,才配稱得上是『作家』。」沉痛無奈的話,至今刻在心坎。想起劉海粟寫給大姐的一副字——「筆底人間煙火,紙上四海風雲。」大姐正在其中。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一月一日)

農婦
蘇賡哲

聽聞農婦辭世,享年93,是高壽了。一些往事浮上心頭,才驚覺已是半世紀前的交情。

這位大姐給我最深刻印象,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而充滿自信,是粵人所謂「信心爆棚」的厲害角色。我十五六歲時,明報還在黃泥涌道,曾帶我過訪編輯部,不知道有沒有甚麼職銜,總之就是她一個人在指點江山,揮斥方遒。所介紹的朋友,記得有倪匡大哥,剪陸軍裝,風華正茂,比今日的倪震還年輕,寫作生涯應該開始「跑入直路」了。孫寶毅也是她介紹認識的,大概是她的族親,農婦神神秘秘附耳說:「他搞第三勢力。」左舜生同樣是她介紹的,據說第三勢力方面嫌他大嘴巴,守不住秘密,不讓他參加。這樣說來,第三勢力雖然辦過

不少刊物,似乎還是不願太招搖的。和今日香港獨立黨的大聲吶喊比較,時代真是不一樣了。

不過,農婦的神神秘秘附耳,可能是進行某種心理攻勢。有一次,在中環美心餐廳偶遇,她又是聲綫特低地告訴我:「周總理邀請癩痢頭去北京訪問。」癩痢頭是她兒子,看她表情是極興奮,極興奮為甚麼要壓低聲調搞神秘化,這種語言藝術太高深莫測,太難懂了。一定要弄個比喻,大概像走在路上,突然拾到一根金條,不能以正常聲調告訴人,因為畢竟有路不拾遺的道德高地。見周恩來並不就等於不道德,但她一直教誨我,共產黨人是邪惡的。當然,我也意會到平日她口中的周恩來已改為周總理了。

蘇賡哲臉書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Linda Pun:圖片來自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

孫淡寧

孫淡寧(1922年12月23日-2016年12月21日),筆名農婦,另有筆名張昭明、紫箋等,祖籍湖南長沙,在上海成長,194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孫淡寧於1950年移居香港,是香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專欄作家。1964年,那時她在《新民報》主編青年版《新聲》[1],後來新民報倒閉,1964創辦《新聲》雜誌,寫作班子中有時為香港大學醫科生的黃震遐,《新聲》結束後,孫在1967年起先後任《明報月刊》、《明報》、《明報周刊》編輯。1980年代,在《明報周刊》撰寫專欄。後來由於香港前途問題於1982年移居美國馬里蘭州。1998年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中國文藝獎章海外文藝獎。

著作:

《鋤頭集》
《水車集》
《犁耙集》
《草鞋集》
《漁鼓歌》
《水泡泡》
《猴把戲》
《西風寄語》
《月亮與鐘聲》
《狂濤》
《揉和著書香的浪漫》
《農婦在江湖》

《維基百科》

筆耕「農婦』孫淡寧
吳萱人


《文學評論》第廿八期(2013.10.15)發表了司馬長風先生的遺孀盛紫娟撰寫的《往事如煙話「農婦」》,開篇便說:「我所認識的『農婦』,並不是真的下田種地的農婦,而是一個筆耕維生的女人,孫淡寧大姊……」,對孫大姐即時有了真確的介紹,跟着下筆,更見形象立體鮮明,完全是筆者與盛女士於一九六四同一年所見的「女中豪傑」模樣。到後來熟絡了,可以逕自出入孫家,偶見她抽起小雪茄,則更是型欵俱備的「大姊」前輩級數矣。

承主編林曼叔兄厚愛,今期籌組專輯稿件於喫茶之際,提出好幾位舊日專欄名家,筆者多口說要有女性作家,想不到返歸即接電郵約稿。幸好識孫大姊於六十年代,因而,可以一談採用「農婦」為筆名之前,《新民報•新聲》版時期,已在欄末用電版刊出「一手好字」(盛紫娟語)的直颯颯「孫淡寧」三字本名的大姊真人。不過,未入題前,倒很想回應盛文說老了的孫淡寧,「居然不知道司馬長風是誰」而吃驚,慨歎「一個人老到腦力退化,六親不認,到了這地步,真是太悲慘了。」我想:當時八十八歲(三年前)的老人,未至「六親」全部認不出來,但肯定淡走了許多往事記憶,因為她已把老大半生的記憶,託付在十一冊散文隨筆集子和一冊長篇小說裏,就如她已於一九八零年中司馬先生不幸後,在紀念集上撰文《給小欣欣》(先生之長子)曾卸下哀思兼撫慰小小生命。如今她本人隨著歲月流逝,往事卸與茫茫湮水,我們後生的,總難免感到難過,感到無奈,感到傷痛。

孫淡寧總其一生,可謂有三個時期。「專欄作家農婦」是中期下半的新筆名而已,之前在《新民報•新聲》副刊的青年園地版,主理編務之餘,更以本名寫專欄,與作者讀者溝通的前提下,還有憂國報國思想在鼓吹,這可是當其時一般正派報刊的做法,所以通稱「報人」,衆尊「文教界」,涵有「文化教育」或「人文教化」的意思,表示有其使命。那時《新民報》副刊由徐訏打理,他自身主編「文海」版。孫淡寧便是在那時期確立她的「青年導師」身分和地位。據她自我介紹,一九五零年「流居香港,寫稿維生」;翌年加入《中聲報》並協助創辦晚報任編輯職。可見,她來港之後,便與「聲」呀「新」呀結下不解緣,直至徐訏離開,她便逕自與其兄孫寶剛創辦《新聲》, 開始他們「創造者」(戴天語,見《新聲》改版周年紀念號賀文《〈新聲〉尋找誰?》中云:「《新聲》尋找人,也尋找共同的創造者」),再奮戰尋找目標青年的全新階段了。本港六七十年代出現好一批青年導師,泰半來自友聯機構,如秋貞理(諧音「找真理」,即後來成大名的司馬長風)周報上發表文字結集為《段老師的眼淚》;如李金曄、胡菊人、陳常則、林悅恆這四位前後社長,也有其他如陳虹、鍾期榮、何真(戴天早期筆名)、于平凡(許冠三筆名)、桑生(孫寶剛筆名)等等;還有任畢明(任不名)、作家徐速另外一批。其他陣營也有面向青年的「文藝工作者」,衹是他們相對低調,出名的不外乎一二,如何達或雙翼°與新生代青年讀者接觸,當然最好是新報刊新朝氣,提出若干口號則效果更佳。而每期有若干的短文,框為醒目專欄,又比長篇大論易入人心兼有少許「吊癮」的餘韻。於是,風行至今,各行各業,廣泛運用此形式了。

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九六四年夏到六九年二月十五日止,辦了九期十六開度的《新聲文摘》雜誌,改版為八開小報的《新聲》半月刊,續辦了二十七期之後,意興闌珊。六七年三月,不大見光的自家育成「新一代文社」全力接辦,改為無期數的不定期「月刊」,一直到六八年十一月中,再恢復半月刊。筆者大約在這期間被邀加入主理新設的「文潮」版,冥冥中與徐訏的《新民報•文海》前後作個遙遠的呼應,亦前後完整括起孫淡寧夢廻青年時代的「再揚新聲」之路。

究竟孫大姐在抗日時期於祖籍湖南以至負笈上海(復員後再返上海辦報)兩地,有過甚麼事業和形成了甚麼救世理念?答案是:蟻社和「阿須藍」精神。關於當年蟻社,她介紹是抗戰時期的青年組織團體之一:

是所有青年組織中,最有力的團體,除大中學生之外,還有職業青年:包括工廠工人、學徒、店員、碼頭工人、電器工人、商行職員、政府公務員、銀行、鐵路、海關職員、教員,以及新聞從業員等等……成員中,以職業青年為最多,構成了工作的主力。

在抗戰中,蟻社果然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在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抗戰方面,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因為他們之前有過一般自我教育階段,也可以說是準備階段, 所以付諸行動時,能夠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節自《談「蟻社」──抗戰時期的青年組織之一》《新聲》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至於「阿須藍」精神,她說:

想起印度的大靈魂甘地先生,和他老人家的「真理學院」──阿須藍。阿須藍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充滿靜穆和溫情,住在裏面有大學教授、思想家、民族運動者、學生、工人,雖然他們不同身分, 卻有一個共同的信心,那就是,他們必然會獲得真理。

節自《新聲文摘》第八期,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撇開字障,我們清楚抗日戰爭的共同大敵是日本鬼子,而甘地對抗英殖民政權謀求現代印度的建立,則是不得了的建國行動,絕對不止於靜聚院落清議那般簡單。抗日終於慘勝復員,又到國共再啟內戰戰幔,蟻社真理尋找之路,是否另闢蹊徑?尤其是山河「共」佔後,「流居」香港的她及其兄長、難友,要找機會再起?難怪她在刊物封面版左標榜:「新青年的刊物,新一代的心聲!新一代的呼聲!新一代的吼聲!」成一行銘句,又用怒獅欲吼的圖案襯底,似遙與清末革命先烈陳天華作《獅子吼》的精神呼應。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時娛周刊長壽專欄作者,未闢「鋤頭集」而配以「農婦」新筆名的孫淡寧之前的事業歷程。她為這段時期,在劉以鬯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頁769)自撰云:「一九六四年創辦《新聲》雜誌,這是一份青年人的刊物,討論承擔國族責任問題」。是則,成功了嗎?直截了當一句:沒有。她亟用了「引而不發」的醞釀、啟導、催生手法,隨着本港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文社潮,結識大量文社青年;甚至為擺平社際間的齟齬,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在港島北角紅寶石西餐廳,一字長蛇陣,盡邀各文社代表到場的豪舉,以認識她欣賞的青年。但結果下來,衹能另行組得若隱若現的「新一代文社」,如依蟻社路數,該省一個「文」字,逕呼「新一代社」,似較近她的「創造者」「承擔國族責任」的理念。而衆所周知:組織其實伏有發展為再建國團體的可能性,實非聚合到一些認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遵行『知識在道德上紮根』學習原則為主旨」(新一代文社徵求社友啟事)的「青年工友及同學們」加入便成事。文社到建國之路,太初階段性了;所以本港1890年最早的輔仁文社,1895年便轉型與孫文合組興中會香港總會,首發建國革命的序幕。到了後期,視《新聲》為「家」,視孫淡寧為「慈母」的新一代文社成員,念漢在乍聽得孫「慈母」要結束《新聲》時,直率地說:

《新聲》不是她一個人的,正如她在報慶一期的《家常話》最後一段說:《新聲》是一個家,如果我們不是過度偏拗,或者是不甚了解她的時候,我們都會承認她是這個家的慈母……

「家」的文社成員除念漢外,有馮若魯、韋漢、石上溪、青燄和火種。其中火種最出名,他是今天仍在中環行醫的著名腦科專家黃震遐,曾任民選立法局議員,亦是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的首屆會長;另有「兩位前輩」,桑生與孫淡寧。桑生即其兄孫寶剛,據漢元(南宮搏)在其最後著作《香港的最後一程》內,「第三勢力」篇中述及:「又還有民社黨的孫寶剛先生等,也俱是熟人而非朋友級,自然無從談及第三勢力。」(〔台〕時報出版,1984)。兩三年前,孫寶剛逝世,黃震遐連同舊友在報章刊登廣告訃文,尊稱誼父,可見「家」關係一深至今。但第三勢力煙消雲散,在政治活動連結本地文化青年的經驗,失落的豈衹來自湖南上海的孫大姐,一九四三年已任「湖南青年團抗日宣傳組組長,兼任流亡學生招待所指導員,講授『敵情研究』、『游擊戰術』,包括『疏散』、『焦土』、『爆破』、『通訊』、『野戰』等課程。」(見劉編《傳略》頁769)她在九七前如此自撰家底,也夠耐人尋味了。所以同是第三勢力卻未必同一隊伍的司馬長風,再婚點名必請,有其素衷;而兩位分別寫有富個人色彩的長篇《海茫茫》、《狂濤》,也甚特別。

既然同道不同隊,原友聯機構的成員或作者、通訊員便多有來稿,如司馬長風兼用秋貞理兩個筆名及盛紫娟、胡菊人、戴天、陸離、小思、喬政、喬休思、多難、海曼,當然還有大批來自各文社的勤寫少年。但她的興趣,明顯放在大專學生和在職青年身上,她重視的「自我教育」的是思想而非文藝,「利用等待中的日子, 深思,討論,且要紮紮實實的做好準備,以待隨時付諸行動的日子到來。」(出處同《蟻社》文),甚至在《春雷》創刊號(春雷文社社刊,1965.10.23)上云:「他們不衹寫作毫無根柢,更談不到對文學的認識與研究,但是,他們那股摯愛祖國文化的狂熱,卻深深的感動了我。在此時此地,居然有初學步的孩兒……找尋被推垮的祖國文化的木樁,想將它重新奠立,這情景,能不讓人感慨而欣慰?」她所着重的,是清楚的,但也很「務虛」,以摯愛祖國文化將人留住。她生命中的輝煌,是於「一九四四年,日軍侵入湖南,第九戰區成立『湖南戰地服務隊』,她任第三隊隊長,往前線工作。敵軍攻陷衡陽,轉入湘西、湘南一帶,結合當地軍民遊擊隊組織,共同作戰,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上述一番經歷「破格」自撰於《香港文學作家傳略》內。所以,她先是抗日戰士,然後返回本科任記者以至報人,她應用文字,但未抵文學作家身分;同時,在文化思想到時政取向方面,並未清晰示人。這情況,引起身旁青年的質疑和同輩代不同隊伍者的批評。前者有念漢在改版周年紀念當期,撰文《總答覆》:

至於說,我們衹能引起別人的痛苦,卻沒有辦法使人從中看到明確的道路(亦即是所謂「衹說不做」)。我們承認的是我們沒曾指出明確的道路,而除了寫、說,我們也的確沒有做到甚麼事情。但是,我們夠資格指出道路了麼?

在我們未曾反省清楚,尋出真正毛病所在之前,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提出一條所謂「道路」。

後者則是于平凡(許冠三)早在半月刊周年紀念號上撰「特稿」《「迷路老馬」的話》:

我想要說的是:老一輩的人不必以「識途老馬」自視,以為自己走過的路是對的,而年輕一代的,也不必對這些「老馬」抱太高的希望。

結果是孫淡寧在停刊的末後三期(1969.1.6),做了自白:

我現在下筆比較淡,比較理性多了,但誰也不會了解這正是我的悲哀。

近年我所接觸的一切,使我的夢幻碎裂,我開始面對殘酷的現實,我雖然發現過去所付出的愛和血汗獲得了溫暖,同時也獲得了澈骨的冰寒,我在溫暖與冰寒中掙扎,也曾一度懷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於是,我強迫自己收斂過分奔放的感情,再埋頭於……亳不涉及情感的領域。

一九六九時年四十七歲的她,原來在六七年已入《明報月刊》,再轉《明報》,「埋頭於國際問題,讓自己滾向最枯燥的,毫不涉及情感的領域」任編輯,直到七十年代末,轉職《明報周刊》經年的她,纔首次在「流居」地,出版了平生第一本備受讀者關注的專欄雜文集──《鋤頭集》,署名:農婦。

承傳至今逾百年大報使命傳統,自立門户辦《明報》的青年查良鏞,除了知曉開創之難,一定要有投合小市民市井口味,灑灑鹽花及證明成功的刀光劍影之外,一整版有水準的「報屁股」副刊,是為必備重心,有助建立報格與報譽。所以很快《明報》副刊擦亮了招牌。據傳,副刊內每位專欄作者,均由他出面禮請的,相反,生面人不易得小方天地。後來,為安撫有志者,闢了五百字方塊可供來稿的「自由談」,果然欄內人才輩出,有笑說副刊編輯的生殺大權,衹及此欄。同樣,周刊雖由雷坡主政,辦刊如辦報,刊內對版面專欄,亦嚴求水準與均衡,不輕易更換作者,也不唯娛樂八卦起居注,倒有長壽如黃俊東書話,衣莎貝(亦舒)隨筆,綠騎士異地生活,杜杜(何國道)口味;再如加入一些泥士親切味,來了「農婦」話舊勸活,又是一片均衡天地。筆者少時,真的為了追看黃俊東讀書心得而長時期習慣性購買。

孫大姐在周刊的日子,相信有十許年,直至一九八二年退休,剛好六十。

換變另個時期的「農婦」,多得王司馬為她紙上造型,直至最近的結集:《農婦在江湖》,仍不捨畫筆造型。於是,讀者但知世有專攔雜文作家「農婦」,不大在意經歷過大時代風雲,因而滿懷風霜的也算奇女性孫淡寧了。

十許年來,周刊每年五十二期,假如每期八百字,竟有五六十萬言了。本地天地圖書公司,為之分別出版了《鋤頭集》(1979)、《水車集》(1979)、《犁耙集》(1979)及《草鞋集》(1994);另本《扁擔集》(1984)則歸博益出版。最早的首集,似由《明報》出版機構初版,頗為風行,無疑她的大地泥土氣息是有吸引力的,加上濃洌人情味,首集的「頭」開得好,奠定了讀者緣,尤其是她豪邁敢言,快人快語,是城市人較缺少的。另外,前期三集,同年亦由台北遠景付梓;湖南文藝則選輯了一冊《農婦隨筆選》(1985),算是湘女還鄉了罷。

孫大姐在周刊的專欄,九七前已易名「老夫老妻」,特色依舊。到一九八二年,移民美國,用三年時光完成她生命中重要的前傳《狂濤》(1989年,天地版及遠流版)長篇,自介「是敍述抗戰期中,血淚交織的真實故事。沒有寫作技巧,沒有刻意佈局,衹是將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作為和苦難,做了個較完整的紀錄。」卸下前塵,孫大姐在美國開展了晚晴的「西風寄語」舒快隨心的新生活,結集亦豐,有首集《西風寄語》(1987),之後有《揉和着書香的浪漫》(1990)、《漁鼓歌》(1992)、《水泡泡》、《月亮與鐘聲》(2004)及《猴把戲》(2004)均天地版,六書俱雜文,同一系列。闔家赴美的晚晴人,反而可隨時跨地遨遊,兩岸出入自如,要痛哭一番的,她不自我抑制:「且憶卅年前,風狂暴雨急,倉皇別故里,親人相對泣,含淚自玆去,前路渺無極,天地兩悠悠,我將何處息?……」(節自《犁耙集》代序詩),又云:「盧溝橋破曉,露冷人聲悄,細語橋上獅,遊子回來了!……熱血成塵土,烽煙古戰場,杯酒奠英烈,淒然欲斷腸。……」(序詩二)歷史既已回眸,再哭無助今後;眼下的不大情願當之的「作家」( 見《猴把戲》頁118),在最近結集《農婦在江湖》裏,已完全豁達地去國「買來夷土建吾家」!今國既非可熱血再報効之故土,何不買土自慰?她在書前來了段「老農婦的話」:

數十年漂泊,處處非家處處家,老來思定,落居美國,築了個窩──小白屋,這就是我安度餘年的家了。

人問:「小白屋在別人的國土上,你能排除流徙的感覺嗎?」我的答覆是:「我在大學山區擁有的土地,是向美國政府買來的,一如美國買阿拉斯加,踏上小白屋前院的石階,便踏進了中國。」這種意識或多或少能鬆解一些家國的情結。

面對如今九秩晉一的老者──我似看到一個複雜心情卻不待細論的無奈魂靈。譚嗣同就義前遺句:「有心殺敵,無力回天。」恍若又響耳畔。

又如忽跑到她的小白屋前,問她可記得我是誰?她大概會反詰:儂是啥箇小赤佬!

寫於2013癸巳冬至後

《文學評論》二O一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三十期)

往事鼸如煙話「農婦」
盛紫娟


我所認識的「農婦」,並不是真的是那下田種地的農婦,而是一個筆耕為生的女人,孫淡寧大姐,寫得一手好字,拙著封面「畫樓春曉」四個字,就是她的手跡。

我並不知道她的原籍,她的家世,甚至她的年齡,但她是司馬長風的老朋友, 「老」到什麼地步,在什麼地方認識的,怎樣認識的,我也一無所知。

我開始知道她,是在一九六四年,我與司馬長風預備結婚發喜柬時,請的客人都是司馬長風的朋友,他在寫喜柬時自己對自己說:「這個人不能不請。」這個人就是孫淡寧,他稱「大姐」的人。後來以「農婦」做筆名的專欄作家。

在我們結婚的宴會上,最出風頭的就是她,而不是我這新娘子。她大聲談笑,與男客猜拳鬥酒,給我大開眼界,真是女中豪傑。

那時司馬長風在《明報》上夜班,他上班後,我獨處斗室,看書或寫文章。孫大姐常在司馬長風上班後來訪,她也不怕走黑路,也許她會武功。既然丈夫稱她「大姐」,我自然就名正言順的被稱「弟妹」。第二年我懷了孕,她更是常來,有時帶來一盒糖,有時帶來一些嬰兒用品。我特別記得一雙毛綫織的小袜子。兒子出世後,她常來看乾兒子,甚至帶了她的女兒來,因為這個女兒是司馬長風的崇拜者。當我生了女兒榮榮之後,已搬到繼園上里,為了按時能付供樓費,我又開始工作。由她家走到我家,要經過北角街市,長長的英皇道,還要走一段頗不短的山路,但這也沒有難住她,她照常來訪。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發現女兒的小臉哭成花面貓,覺得奇怪,問丈夫:「你打了她?」司馬長風連忙解釋:「我怎麼捨得,是孫大姐來了,榮榮不喜歡,她說了三個鐘頭,榮榮哭了三個鐘頭。」這以後孫大姐每次來,絕不空手,不是玩具,就是糖果,反而令我不好意思。她對我說:「小孩子也得賄賂賄賂。」

一年一年過得飛快,兒子已上小學五年級了,但頑皮搗亂依然如故。孫大姐叫他「攪屎棍」,但他倆好像有緣,她有時帶了欣欣逛街買玩具,小吃店吃東西,所以欣欣十二歲之前,除了父母外,這個「馬媽媽」在他心目中也非常重要。

一九七八年,我帶了兩個孩子移民來美,司馬長風曾兩次寫信吿訴我們,孫大姐也去了美國,可能來訪。最盼望她來的就是欣欣,來了兩次,不但沒有來訪,連電話也沒有一個,最失望的當然也是欣欣。

我再見到「農婦」時,已是司馬長風去世之後,我回港辦事,她打電話約我在《明報》見面,因為我是「熱喪」之人,她的姐姐很忌諱。幸虧金庸並不忌諱,我與農婦並坐在沙發上談話,金庸默默地站在那兒。我有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也算是他的崇拜者。小說中那樣風趣,妙語連篇,本人卻是沉默寡言的人。孫大姐問:「他的文學史寫完啦?」我答:「寫完了。」孫大姐又問:「在紐約你住在哪裏?」我答:「皇后區法拉盛。」當我吿訴她司馬長風病危時的情景,她說:「人到最後都是這樣的。」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和金庸。

二零一零年我出版了《司馬長風逝世卅周年紀念集》,有心送她一本留念,四處打聽她的下落,只聽說早已移民美國,後來陸離找到了她的電話號碼,原來就在華盛頓。我當晚撥了電話,是孫大姐本人接的,說話聲音仍是中氣十足,我吿訴她,我是誰,她想不起,她又問:「你是誰的太太?」我想,她既然與司馬長風稱「兄」道弟幾十年,不記得我,總該記得他吧,所以我大聲答:「我是司馬長風的太太。你可記得繼園上里?欣欣和榮榮?」她喃喃自言自語:「不記得了,想不起來了。」真是奇怪,她居然不知道司馬長風是誰。生、老、病、死,人人難免,但一個人老到腦力退化,六親不認,到了這一地步,真是太悲傪了。

司馬長風是個很有口才的人,每次講演座無虛席,在學校敎書,也頗受學生歡迎,但那時每逢這位孫大姐來訪,他只有聽着的份,完全沒有機會開口。我猶記得,她每次來訪,一坐就是幾小時,這樣的交情,她難道真的忘了?她不記得我,難道連「攪屎棍」欣欣也忘了?欣欣今年已四十七歲,已近半百,榮榮的大兒子馬上中學畢業,快念大學了。回首往事,大夢一場。

已經三十多年,現在我想起丈夫,已不再流淚,也許淚已流乾。明天是六月二十五號,他去世三十三周年,兒子忙於電腦,女兒忙於法律,每個人都很忙,「唔得閒」陪我去墳場,今年去墳場獻花的又只是我一個人。時間固然可以醫好心靈的創傷,也可使人淡忘那許多幸與不幸的往事,往事如煙啊!

2013年6月24日

《文學評論》二O一三年十月十五日第二十八期)

農婦在江湖
陸離

久別重逢「農婦」孫淡寧孫大姐,時間緊迫,好像軍事行動一樣,匆匆落實相約星期二,地點定在她的「香港保姆」陳家寶醫生家裏,這樣子九十高齡的孫大姐談累了可以隨便窩坐大沙發,或倚憑,或躺卧,甚至站起來走走,舒舒服服去自己的洗手間。她不用拐杖,行動敏捷,聲如洪鐘,急起來仍然喜歡大叫一聲,晶片雙瞳「眼仔睩睩」看着你,會讓你聯想起小動物澄明的眼神。

就是瘦了。還矮小了一點點。以至她從客房裏走出來,第一眼,我就想起那個古老的故事:媽媽打兒子,兒子從來不哭。直至這一天,兒子哀哀哭起來。母親問故,兒子解釋:「從前您打我,我痛,知您仍然健壯。現在您打我,我一點也不痛,知您年老,體力衰退了,因此傷心。」

這樣的故事,每次念及,都要隱慟。(就像饒宗頤老師有一次在電視紀錄片裏,遙看西山紅霞,淡然輕說:「太陽就要下山了,不捨得啊。」)

孫大姐當然不會打人,但我從前很害怕擁抱孫大姐,正如我害怕擁抱單慧珠:她們的份量比較重,抱起來根本是熊抱。感謝去年張敏儀、今年孫大姐,讓我學習感受到擁抱的親切和溫暖。張敏儀原本纖小如香扇墜,孫大姐一下子「小動物」了,不由你不先「憐香」,後「惜玉」。好抱,再抱。

更珍惜合照:熊志琴、小思(盧瑋鑾)、駱友梅、孫大姐、我、石琪。桌上是孫大姐不知第廿幾本新書,《農婦在江湖》,「天地」剛出版,封面畫作是我們懷念至今的「牛仔爸爸」王司馬。

《蘋果日報》二O一一年十月廿七日)

2 則留言:

  1. 張大頭照係來自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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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阿濃也寫了一篇悼念農婦的--http://news.singtao.ca/vancouver/featured/?p=1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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