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6日 星期六

埋首書堆六十年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裏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O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裏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O及七O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裏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O至九O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O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O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O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O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O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O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O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裏,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O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裏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著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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