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2日 星期日

文藝雜誌的力量——從《中國學生周報》談起

文藝雜誌的力量——從《中國學生周報》談起
文:三角志編輯部

《中國學生周報》編輯群像,左:張浚華、陸離、王篆雅、黃碩儒、楊啓樵、羅卡(1962年)

我們對《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的好奇,源於每當訪問一些資深本地藝術家、創作人,談他們對文藝的啓蒙,他們就會不經意提到《周報》。生於52年的它究竟有何魅力?為何上一輩文藝青年都是它的粉絲?翻閱有關資料,始發現《周報》真是文藝雜誌一個傳奇──出版了22年,至1974年停刊,對比現今許多文藝雜誌難以長久經營,它,是一個奇蹟。據說《周報》當年最高峯、每周銷量多達兩萬份,每逢周四就有很多讀者到報攤詢問「《周報》出左未」?

是《周報》囊括了太多文壇裏閃閃發亮的名字?*當中有太多膾炙人口的版面?還是它的新思維,引進很多新事物?抑或,它已成了一個培育藝術家、作家的搖籃?

雖然不是生於那個年代,本刊卻有幸邀得羅卡和陸離,分享在《周報》工作的點滴,從而了解文藝雜誌,其實可以併發怎樣的力量。

(*61年後,曾任社長──胡菊人、陳特、林悅恆等;曾任總編輯──黃碩儒、姚拓、羅卡等;編輯──陸離、張浚華、吳平、何法端、蔡廣等;寫作者──唐君毅、崑南、余光中、柏楊、朱西寧、戴天、金炳興、小思、西西、石琪、譚家明、許鞍華、亦舒、李國威、杜杜、綠騎士、劉天賜等。)

羅:羅卡
陸:陸離

可否談談當日加入《周報》的原因?當時的工作情況又是怎樣的?

羅:我加入《周報》時,原沒甚麼抱負,繼續做下去才走出一條路來。我記得我在1961年加入友聯(出版社),那時已出版一系列刊物,比如《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還有一個「友聯研究所」,是一個頗大的文化機構。我在當中認識一些人,比如是林悅恆,我在崇基唸書時已認識他。不過我進入《周報》前,還未看過《周報》,可說是很臨時的情況下找工作,才進去做見習編輯,因我本來打算崇基畢業後去做老師,教書卻臨時沒得教,八月底才知,九月卻已經開課了。於是找林悅恆暫時找份工作來做。

不比現時,很多後生仔可以揀工作,但我們那時不可能不工作,家中居住環境是那樣擠逼,我要為屋企分擔。我於是找跟我亦師亦友的林悅恆,他當時是《大學生活》的社長和主編,他給我一張咭片,叫我嘗試去《中國學生周報》見社長胡菊人。當時《大學生活》只得他和另一個人做,《周報》有四五個人,若我進去或可嘗試做見習編輯,兼做記者。我於是帶張咭片去見胡菊人,然後就這樣上班了,第二日已經要出去做採訪。其實我唸數理的,只不過那時我喜歡電影,喜歡寫作。當時我第一份差使是去香港大學一個醫學conference做採訪,可以想像我是如何『踢腳』了,但我終於寫了篇稿來交差。

當時《周報》有幾個版本,有印尼、星馬版本,我當日幫手編〈讀書研究〉、〈科學版〉、也為〈電影版〉寫短稿。當時電影版是總編輯黃碩儒編的,我也幫他改稿。我每星期也要出去做一些採訪,無論用不用也好。在這裏工作了第二年,因為總編輯移民,自62年開始,我接替他編〈電影版〉,然後開始聚集多一些人。總之入《周報》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當然進去之後,慢慢改變了。
這個機構充滿文化,有很多撰稿人、編輯,都跟大陸的文化人一脈相承,比如陸離就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林悅恆是台灣殷海光的弟子,還有兩三個都是殷海光的弟子,有些搞邏輯,有些搞社會學。一班人喜歡講傳統、中國心性哲學,一班人講西方文化、民主自由科學,要將中國文化推進。我比較喜歡科學、哲學等題目,比較接近林悅恆,但卻也去聽唐君毅、牟宗三講課。很少有一個出版社,這麼有文化氣息,去聽大師的課,做記者卻同時又可去進修。

我們也不停看台灣和大陸的出版物,以一個批判性的角度來看。比如台灣出版的《自由中國》,發現一樣有冤案冤獄,殷海光、雷震入獄。為了留意台灣的動向,我們也看《文星雜誌》,因為友聯也有做代理。

《周報》會為讀者提供課餘活動,有學術講座、文藝創作班、戲劇和音樂小組、體育、旅行等,這些都會邀請編者和作者一同參加。另一方面,我們也做些小事情,比如每星期摺報紙、接訂戶,跟你們一樣要做很多雜務,然後校對,要出去做很多採訪,向別人借東西,開編輯會議。慶幸我們不需返夜班,只上日班,一星期裏只有校對即出版前一兩日要開夜班。

我認識到很多前輩,和很多有名的文化學者和教育界的人。當時友聯創辦人都是從國內出來的大學生,他們來到香港後,有些繼續唸大學,有些卻只能做低下工作,在鑽石山打石仔。有些人偷渡出來,很窮的。後來他們成立了友聯,不過友聯是成立了一、兩年,才得到美國基金會資助,而《周報》是友聯出版社第一份期刊。雖然友聯得到他們的資助,但又不至於是做美國的喉舌,《周報》宣揚的仍是中國文化、中國的民主自由,也不傾向於台灣,跟美國又保持一個距離。總之沒有很強的政治立場,主要是推廣文化,不過它是反共的。除了友聯研究所,友聯出版物都是宣揚文化。比如《兒童樂園》重視文化和教育;《大學生活》也着重文化,談論哲學、文學和藝術,間中也有一些政論。《中國學生周報》主要為中學生提供思想和文化上的啓蒙。

我因為《周報》認識了許多前輩,胡菊人、司馬長風等,他們每星期會主持編輯會議,當中很多行政人員,比如做印刷廠廠長的都是文化人,有些甚至太重文化而不懂生意方面的問題。

那時一星期的銷量多達兩萬多份,有些可能是一份幾個人一起看,所以這個銷量數字可算非常高,當時的日報也只銷數千份。但廣告還是不理想,如果廣告部建立得好,做下去應該有錢賺,尤其1966、67年是《周報》的高峯期,那時如果建立到廣告,71、72年就不會這麼慘,當時因為沒有補助,便維持不下去了。

你們眼中的《周報》是一份怎樣的刊物?

陸:開始時替《周報》做兼職,當時我還在讀書。我一星期返出版社一次,後來全職變得更投入。那段經歷現在談起也相隔多年了。如果要說現在的感覺,譬如像不斷有人提及《周報》,這個我們是想像不到的。我們在《周報》時,只是每星期不斷寫不斷趕,當時也沒甚麼經驗。我一邊讀書一邊做《周報》也有四年的時間。後來我到羅富國唸一年,當我畢業的時候,羅卡、張浚華也剛好畢業,一起入《周報》,彷彿有一種新力量。當時三個人剛好是比較年輕,和舊編輯們完全不同,所以羅卡的〈電影版〉,像忽然改頭換面,也不是刻意去改,只是不經不覺加了新元素進去。1962年可算是巧合,就是大會堂誕生、第一映室誕生,而羅卡是61年進去的。

大會堂的誕生,表示有很多演出和電影可看啦。那時有很多外國雜誌,比如《Sight and Sound》,都在1963年出版,他們都被法國新浪潮影響。卡叔和我們一起逛書局,那時候有很多新事物吸收。使〈電影版〉有些新鮮的東西出現,跟十幾年前的前輩所創辦的《周報》是有些改變。我們作為編輯,會嘗試俾很多自由,最初自由也沒有這麼大,但後來林悅恆老師來到,那份自由大得無法想像。而我最初進去時,左派的《紅樓夢》是不可以提的。記得我曾大膽地寫過一篇關於越劇電影《紅樓夢》,最後被總編輯在排字房抽稿,我當時哭得很厲害。這次之後開始懂得避忌,因為那段時間左派右派鬥爭得很厲害。總之最初其實有限制,就是左派的事情不准提,無論他們的藝術有多出色。不過當林悅恆來到的時候,就真是你想編甚麼也可以。

羅:談《周報》也不止是談〈電影版〉吧。其實我覺得〈快活谷〉、〈藝叢〉、〈英文版〉、〈生活與思想〉也很好看。當中有很多出色的作者,比如〈英文版〉內崑南寫的專欄,寫得真好。〈生活與思想──大孩子信箱〉用親切的文字與讀者談生活上的思想和問題,很有啓發性。甚至那些書院女生男生投稿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周報》整體的文字水準非常高。

〈快活谷〉是以小品和漫畫為主,以比較嘻笑怒罵的形式來發聲,後來卻慢慢成了代表民間發聲的平台。劉天賜是核心作者,他以後寫了很多喜劇,都是受到〈快活谷〉的啓發。陳冠中也說〈快活谷〉對他的啓發很大,那種風格,是由張浚華樹立的。《周報》的文藝版也很有影響力,當中的詩、散文、小說,還有全版登的短篇小說,是由名家帶領去寫。名字是星光熠熠的,有司馬中原、余光中、柏楊、朱西寧……。〈詩之頁〉有不少當年的詩壇名家投稿,也斯、蔡炎培、西西也有編過。當你閱讀當中的詩,你會發現有很多好詩,包括有戴天、崑南、金炳興,台灣周夢蝶等的詩作。

我估計整個文藝風氣,由六十年代、嬰兒潮那一代,他們喜歡現代化、現代主義的東西,所以帶來了很多新力量、新念頭,年輕人有一顆跳躍的心,《周報》介紹的新事物能刺激到他們,看完以後可以買書看,和老師談論,《周報》確實成了這樣的橋樑。也不是灌輸,只是起了刺激或啓發作用,最大的作為是帶讀者們走上現代的道路。

以往都有前人將中國文化現代化,藉科學、民主,和參考西方的東西,嘗試將中國豐富的文化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其實五四已開始這樣做。也有很多人努力在海外建立所謂海外中華,這當然是最高的理想,《周報》未去到這種高度,但希望做到基礎的工作。

我也是加入《周報》才真正認識多點中國文化,被他們感染。因為我本來喜愛西方事物,不喜舊文化。我在大學唸殷海光、羅素的哲學,本來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很少,自從入友聯後慢慢被感染。

具體一點,我做得很開心啦,做得不錯啦,坦白說做過不同工作,還是第一份工作最有滿足感,最具啓發性,甚至比在無線電視台受更多啓發。我覺得在《周報》工作,能幫我把根基紮穩,在《周報》認識了中國的傳統,同時也認識宏觀的事物。跟一班朋友看電影,看有關文化的書和雜誌,總是很興奮,看完後又可以一起談一起編。這份工作,上司不會跟你說,這些賣不到紙,拍電影也要顧市場,做《周報》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你更發覺行這條路不會有錯,因為很多人也是一路走來,並且越來越多人去研究。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互相砥礪,一起傾一起發表,有感性也有理性。我們受人啓發,同時也啓發人,經歷這樣一個學習階段,我覺得是很滿足的,這是一個比讀大學更有趣的園地。

陸:其實我當時只是做做做,有甚麼放甚麼,當然有時也預先想一想,也有即興的,因為《周報》也講時間性。公司為何准我們可晚一點返工,因為夜晚經常要看話劇、聽音樂、看電影,於是我們的上班時間很自由,只要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試過看西班牙舞蹈團,連續看五晚,我會捉住羅冠樵看一晚,然後請他畫一些速寫,這些是不能預先計劃的。比如那星期在第一映室看了甚麼,就寫出來。
我在新亞和羅富國唸書時,都是幫手做一版〈英文版〉。當有人辭職,他們也不怎麼請新人,就找我編多一版,又一版。當卡叔去意大利,我和吳平捱了兩年,每人要編六版,甚麼也不用想了,就只有做做做。事隔多年每當有人提起《周報》,我的感覺是很安慰、很開心也很奇怪,因為感覺已經像前世的事。

有一件事也很開心,就是日本東京有一位學者,增田真結子,她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關於《周報》,說這是香港第一份有很強本土意識的刊物,這個是李念慈告訴我的。我們做的時候完全不知,做了多年後才慢慢知道。其實也不是我們做了些甚麼,比如說劉天賜或其他作者,不一定受我們的影響,《周報》只是一個平台,他們在這裏往往磨鍊過自己。卡叔也說得對,我們也是受別人啓發,或不自覺地啓發了別人。

我在這裏做了十四年,卡叔做了七年,不過我有五年是兼職,但這是完全不自覺的。等於你現在寫稿,一路忙着,雖然有稿來,但有三份一要自己寫,並且你要報道一些新聞。剛才卡叔也說,我們都是記者、編輯兼校對,所以到現在,我年紀大了,還是有一個癮,就是校對癮,我看報紙時,還是拎住支筆,每當看見一個錯字,我直情病態地,好開心,嘩有錯字,這是很不應該,但我校對了幾十年,我是不想有一隻錯字。但你問我是否自己就沒有錯字呢,當然不是。因為有時是看五次也看不到,印出來才特別清醒。

《周報》的內容題材怎樣構思?編輯之間會否因為意見不合有爭執,後來又怎樣達成共識?

羅:這個可分幾個情況來說。比如我們分版來編輯,一個總編輯下面有四、五個編輯。編輯除了有我、還有陸離、吳平,何法端、張浚華(後來去了兒童樂園任主編)和蔡廣,每人負責編兩、三版,比如,吳平之前是王篆雅編〈文藝版〉,其實不同編輯有不同特色,總之是各版不同,每一個時期也不同,有些編輯揸得緊,有些揸得鬆,也有一些互通聲氣,前期後期也不同。我自己會一早安排稿件,也限了多少字,如果我向你約稿是五百字、六百字、八百字,超過二三百字我會刪減你的字數,然後跟你說原因,也不能像月刊或學術刊物般,改完後可給你看,這是不可能的。那時大家都是年輕人,沒有甚麼大問題,不會有甚麼落唔到台。吳平也很有系統,印所有稿又留下些空位,給人畫插圖。有人喜歡即興的,總之我們之間是有交流的,看〈電影版〉或〈文藝版〉也好,我們有交流,有不同意見和作風,卻很少爭執。

陸:我們早期的總編輯,只是說不准提左派。後來京劇《楊門女將》上映,那時已可以整版去寫。只是說剛才那位總編輯,雖然嚴格但人很好。我記得有一次吳平刊登了人民公社的評論和插圖,也被抽出來,因為發行公司,友聯有很多部門,他們十分忠貞。我們出《周報》也是計中華民國曆法。後期由也斯、劉天賜他們接手編年幾,他們有沒有用公曆,我也忘記了。我記得我離開周報時,都是用中華民國的。發行公司當時看到這些圖片是很嬲的,以為點解要報道人民公社,直頭整份報紙抽起,不准出街。那天是沒有報紙的。後來我們在第二期交待整件事,並將兩期編作一期出版。因為當時1971、72年,中共加入聯合國前夕,還有很多人是很忠貞的。到中共入了聯合國,很多事情便一直變。1976年文革方才完結,當時點解文革,主要整個竹幕我們不知,是奪權還是文化的大革命?看到有很多死屍從內地漂下來,我們才知。我記得《明報月刊》有一個座談會是談論究竟奪權還是文化大革命,有人估是毛澤東奪權要打倒劉少奇。當時是竹幕,而蘇聯是鐵幕。中共1949年立國,一群知識份子走難來香港,然後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成立新亞書院(新亞書院跟《周報》的關係很密切),《周報》1952年創刊時唐君毅先生有為它題字,恭賀創刊。

我自己也是讀新亞的。我也像一個目擊者,看它一直在變。我自己的深刻印象,當中共入聯合國之後,很多事情都變了。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你們談起,也勾起一些回憶。中共立國頭三十年,是很亂的,死了很多人,大躍進、大飢荒,不斷鬥爭。《周報》受時代影響當然很厲害。

羅:我這樣想,時代對我們一定有影響,但不是友聯的政策直接影響我們。我們能夠在那段時期,搞了這麼多現代派、現代主義,是因為1963、64年前後,友聯行政上比較亂。《周報》又換社長,又換總編輯,有一段時期也沒有社長,司馬長風和胡菊人也離開友聯。

我覺得當時友聯給我們這班新人搞那麼多,是因為1964、65、66年,他們已經變身,一派着重文化理想,一派着重業務,比如推廣發行銷路,要自給自足。我在66年當了總編輯,中間並沒有人跟我們談政策。65、66年之間,林悅恆來了當社長,開始有明確的編輯方向,給了編輯很大的自由度。我在67年,下半年的時候離開周報,便看到它的資源越來越少,以前一個人編兩至三版,現在是四版,真的很辛苦。

陸:那時候開始,香港有示威,有社會運動,我們跟不上了,我們只能報道,有讀者怨我們為何只報道,而不去做些甚麼?但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加上我們編的,有些人會幾喜歡,有人會很不喜歡,所以那個壓力也很大,後來1972年我就離開《周報》了。

羅:我覺得周報跟得上時代,1967年後《周報》更多關注香港社會、關心公民權益,也有更多文化教育的篇幅,報道學運,講新思潮、哲古華拉,甚至是馬克思的思想,因為年輕人要了解這些。現在你看香港也沒有這些刊物,會為你解釋甚麼是左甚麼是右。

1968年後岑逸飛寫甚麼是新馬克思主義,甚至人民公社。我覺得《周報》了解時潮,不是有心去煽動人,我覺得一份刊物應該如此,立場應該是解釋給人知,我們現在的形勢如何,是給人知識,開導人,而不是煽動。《周報》的內容到後期還是好的,它還是着重報道和啓發,啓發人做一個關心香港社會的公民。

《周報》介紹這麼多新的電影、音樂、文藝,當時從哪裏得到這些資料?

羅:這主要是編輯允許你,上頭開放一個平台,自然就有人會寫,除非說這份刊物一定要談比如是宋明理學,不給你機會說其他事物。而且我們是開放的,最難得是這份雜誌可以由哲學大師唐君毅至中學生也可以為《周報》寫稿。《周報》接受各式各樣的投稿,研究生、大學生、中學生、職業青年也可投稿。

除了開放一個平台,還有甚麼路線這些?

羅:至於路線,我們還是堅持中國的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與科學民主自由的結合,推動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路,跟中國文化的復興。後期嘗試變成音樂流行雜誌那種,發現此路不可行。即使到後期,《周報》還是沒有脫離這種路線。香港出現暴動,內地有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它批評國內文革,揭發香港社會的不合理性,批評港英的教育制度,探討青少年問題。它也支持中文運動,不以煽動的態度去做。

陸:後來友聯似乎有兩條路線,說我們要自立,不要再倚賴美金。他們有一部份是對的,我們應該商業一點。但商業一點又弊,直情是另一條路線。剛剛卡叔說政治跟文化一起,對我來說文藝就是文藝,不要政治。雖然那時暴動我也有寫一點東西,但那是很直接、很直覺的反應,我不是太喜歡真正政治的東西。

當時司馬長風先生的影響力是很大的,讀者會仰望一個作者,但那個作者,不見了,而他本來是磐石來的。他的〈生活與思想版〉教我們很多東西、人生道理,有時我看看,這些是我寫不出的。他忽然不見了,然後知道一路在換人,但我又不理,因為這個不出奇,一間機構,有些鬥爭是很正常的。但你知道有些東西忽然不見了,剩下你在這兒,剩下卡叔、我和吳平。最後剩下我和吳平兩個人……真的是越來越有種孤兒的感覺。

或者我會縮窄了在文藝上,好像鴕鳥一樣。但現在回頭望,原來我不是很積極去投入社會、沒甚麼社會性,仍然是很安慰滿足。特別是久不久又有人提起,又看見《影評十年》(《60風尚─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那兒,陳冠中會說……嘩,原來《號外》早期,是很受《周報》影響,他們最初那幾期直情是《周報》的大小……感到很安慰,有一種抽象的滿足,一種悲與喜的滿足,因為回頭望,《周報》其實也很慘──但當時整個香港都很慘,當然香港現在也很慘。

《周報》內哪一版是你最喜歡的?

羅:你這個問題應該問讀者,不是問我。編者當然喜歡自己編的那一版,會關注多一點,好不好也要。我們編者本身很難說的,做總編輯更加每一版也要看,看它的內容平不平衡。我覺得看得多你便不覺得「喜不喜歡」,等於一個導演,你拍完一套戲,可能因為剪片,已經看了幾十次,感覺已經很麻木,沒甚麼喜不喜歡的。可能幾十年後重看,便覺得:啊,喜歡這個多一點,這部份落多一點心力,這個特別辛苦,這個出來效果特別好……你問我,我當然特別關注〈電影版〉,因為是我自己編的,自然特別注意,比如〈快活谷〉,經常看的,覺得它是很生動有趣的,跟現實很接近的。或者〈生活與思想〉我也看的,看它在說甚麼,有些前輩用很精簡的言語去寫出來。〈文藝版〉,遇到好的文藝小說、新人寫的東西,我也有看,也喜歡。很難說哪一欄或哪一版特別喜歡,除了我自己編的之外。

陸:其實真的差不多,但卡叔你不要謙虛,你的〈大特寫〉專欄其實寫得很好,一期一個明星,有一些詩的感覺,以及這麼短又寫到那個明星出來,無論是資料還是感覺,真的很不錯。

也想問一下,為甚麼那麼多種藝術形式,你們會如此喜歡電影?

羅:六十年代成長、當時十來廿歲的人,喜歡文藝也會喜歡電影。因為當時青年人的文藝風氣相當勁,而電影是一項比較新的媒體,剛好是文字過渡到電影的年代,所以那時我們同時會喜歡文藝,也喜歡電影。那時所謂的文藝青年便是這樣,喜歡文學和藝術。當時年輕人受到很多壓抑,家裏又壓抑,縱使對社會、政權有很多不滿,卻也不像現時的人罵政府,罵當權者,只能用一種婉轉方式去表現,這也成就了很多文藝和創作。

面對文化大革命,面對香港一個大暴動,文藝青年起初很徬徨,對港英或港左不滿,也不能take side。於是我們在電影裏找一些論題來講,我們反覆討論《春光乍洩》(Blow Up),因為它便是說藝術和現實,一個人如何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他的徬徨與虛無,我們看到這一點便不停討論…然後便被人罵了「大暴動了,你還在說《春光乍洩》!?你應該有政治立場。」面對這樣的環境,我也難以抉擇,但有很多自省和自我懷疑。67年後,我和一班朋友開始用8米厘機,開始拍些短片,表達內心的徬徨與無助。文藝青年的苦悶,終可在藝術世界找到寄托。

陸:補充一句,卡叔說:「因為喜歡文藝,所以喜歡電影。」這是對的,但我也要強調,第一映室有着時間上的影響,因為它提供了很多市面上看不到的好電影,那段時間是歐洲——其實日本和美國也是——特別多電影文藝創作。一向喜歡文藝的,便自然會被電影吸引,因為電影這個媒介,是可以用攝影機去寫小說。現在也是,拿個手機便可以拍,現在很多人也拿手機去拍短片和微電影,去寫詩也可以的,現在年輕一輩拍的電影,有不少真的拍得很好,好像詩一樣。那時法國新浪潮和英國的新導演(德國便遲了十年)他們真的是用電影去創作,不止是拍商業電影。但是商業電影本身,甚至是荷里活電影,拍得好的時候,即使出發點是商業,其實也是藝術品來的,不是說你拍藝術片、創作文藝才是藝術品。如果你出發點是創作文藝,但拍得不好,它也不是藝術品,而只是一個很糟糕的文藝創作。




羅卡,香港著名電影學者、影評人。61年-67年在《中國學生周報》先後擔任「電影版」編輯以及整份刊物的總編輯。1971年到意大利遊學,後返香港在電視界做編導、創作。80年代中期在香港演藝學院任教,1991-2000年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編輯,2001-2005年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並從事香港和中國電影歷史的研究。合著有《香港電影類型論》(1997),Hong Kong Cinema- A Cross Cultural View (2004), From Artform to Platform, Hong Kong Plays and Performances 1900-1941(1999);著有《香港電影點與線》(2006),《黎民偉--人.時代.電影》(1999),《電影之旅》(1986)等。





陸離,香港著名文化人。畢業於中大前身新亞書院中文系,大學一年班(約1958年)已開始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工作,一待十四年。後來加入文化雜誌《文林》,亦在《星島日報》專欄「七好文集」筆耕多年,近年撰寫雜文、劇評、影評。她鍾愛花生漫畫、杜魯福、艾倫圖靈,故大力推介、翻譯和撰寫有關文章至人人認識。她熱愛電影,曾自掏腰包讓杜魯福電影有機會在香港上映,參與創辦香港國際電影節,並大力支持中文「反減邊運動」。






圖片提供:羅卡
鳴謝:羅卡、陸離、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AMCNN二O一三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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