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4日 星期六

我的文字路

我的文字路
林燕妮

第一步:赤子之心

《懶洋洋的下午》是我第一本散文結集。那時戇戇的,完全沒想過出書。一天,一位先生打電話來,說要替我出書,什麼條件都沒說,我欣然答應了,那位先生是王敬羲。我記得他也是作者,還記得他在報紙上發表過小說。我背得出來的只有一句:「她正在用沙埋一個人。」我覺得很有趣。那是一雙男女在沙灘上的場景,不是謀殺。

答應了讓他出書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管了。其他作者紛紛告訴我:「王敬羲從來不付版稅的,沒有一個讓他出書的作者收到一角錢。」我聽了不太在乎,覺得有人把我的一篇篇從《明報》專欄剪下來的散稿釘成一本書,已經很滿意了。

忽然有一天,我發覺滿街都是自己的側臉大頭相變成書的封面,那照片是水禾田拍的,書名就叫做《懶洋洋的下午》。那時沒有海底隧道,港、九的天星小輪外邊都有報攤,行人必見。我的書還平放的。他發行的本領真大,那麼的鋪天蓋地,除了書局,還有無數報攤,他令我一書而紅。

王敬羲倒給我版稅,第一版是六千元,一九七四年的六千元有如現在的六萬元了,天星小輪過海收費在一九七O年代只是兩角錢。

跟着他着我出版了《粉紅色的枕頭》,第一和第二集,亦十分 暢銷。我打電話去淘氣:「如果你不給我版稅我叫爛仔打你。」王先生顯然很不高興:「怎麼你那麼斯文的人竟然說出這種話來?」版稅他給我的,一眾作者咄咄稱奇:「你是他第一個肯付版稅的作者。」

之後我跟他一直維持良好關係,「博益」再度出版那三本書他也沒說什麼。最後見到他竟然在廣州,穿的是無袖衣服。忽然背後有兩隻手,把我的肩膀從上到下掃了一下:「你是那麼白滑。」原來是王先生。那不算偷色,他從來沒碰過我一下,也許他見我二十年樣子不變,很驚喜吧。

其間亦有戴天等前輩才子替我出版了《小屋集》,裏面有很多我喜歡的文章,都是在《明報周刊》和岑崑南所辦的《新周刊》和《香港青年周報》刊登過的,現在已散佚絕版了,連我自己都沒有一本。版稅當然有的。

早期的文章都是一片赤子之心,也許就是這一樣令讀者喜愛吧。那時在《明報》寫怪論的三蘇叔叔對我說:「你的文章看上去溫柔,其實你天天都在罵人。」是啊,有什麼不平事我看不過眼,便有感而發了。

那時對學生時代的每一個愛人,仍留着濃濃心綿綿意。我是這麼的一個女子,愛過我的人都不枉此生,文中的思憶自動會流瀉出來的。一篇文章中的「你」,可能是三個人。幸而我的丈夫不看中文報刊的,不然我可寫不成了。

「博益」成立後,在一九八O年代雄霸市場,剛好我在《明周》寫的短篇小說已經寫了百幾個,那便挑選出來,出版了《痴》和《盟》,那兩本書亦大賣大紅。

《緣》是當時《明報》老總雷坡「智激林燕妮」弄出來的。我記得在一個星期三,坡叔苦惱地說:「那個翻譯日本小說的作者失了踪,那我空白了一整版怎麼辦?林燕妮,你寫個四千字短篇小說替我填充那一版吧。」

我問坡叔:「什麼時候要交稿?」坡叔說:「星期四。」星期四豈不是明天?「你能交稿嗎?」我連忙說:「能,明天晚上交吧。」其實周刊怎會空白一版,可以放上去的照片和文字多着,正因我夠傻和有「勇救老總」的精神,第一個短篇小說便順產了。

之後就每週都要交一個故事,幸好我滿腦子故事,那便寫了兩年。坡叔知道我的性格才兵行險着。他寫過:「編輯對作者是長線投資。」(大意)。他讓我寫了一輪專欄,摸清楚了作者的潛力才叫我寫短篇小說的。

之後,他叫我寫長篇小說,那就是《緣》。我的初期小說名字都只有一個字的,如《痴》、《盟》、《緣》。編輯要我先交小說名字,好讓美術部作版頭設計,那末我便隨口說一個字,那些寫什麼都可以的單字為書名,其實我連自己打算寫什麼都不知道。(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O一一年七月九日)

此情可待成追憶

給編輯丟下一個「緣」字,那便要寫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了。《緣》也成為我的長篇小說中讀者最愛之一。應該是的,他是我此生最愛的人之一。我的小說,好像每個都是為一個人而寫的,沒有那種情懷,長、短小說都寫得不動人。

一個下午,神思悠悠,他已經不在這世界了,臨終之前,他會不會留下一點什麼給我?曾在夢境中,有一滴很大的眼淚,背景是青綠色的,那一大滴眼淚,讓一根青草給珍重地縛起來了。是他嗎?書中他叫什麼名字?恰巧書桌上有一張律師樓的名片:Fairbank and Kwok,那我便把他的名字叫做范賦。

既然有一大滴眼淚,亦有律師樓,我便替男主角作了一紙遺書,其中有一部分,是交託一個叫做沈休文的年輕律師在五年後才拆閱的。五年後,沈休文把密件打開了。范賦請他把一首詩的頭兩句刊在報上,有四個人都知道下兩句是什麼的。他列了四個名字出來,要求沈休文分別把人請到律師樓去。

兩句詩刊出來了,但只有三個女子出現。第四個不但久久沒有出現,單看姓名,還不曉得那個神秘人到底是男還是女。

第一期交到編輯手中,編輯嚇了一跳:「你把男主角一開始便弄死了,那以後怎麼接下去?」我說:「不用擔心。」

時光交替對我來說完全沒問題,不曉得為什麼人們認為有問題。那只不過是將每件事搬前搬後而已,那是我很擅長的。還沒寫過便認為自己擅長?是的。當我們回憶時,也是前後不分的,想起哪時便是哪時。我自小便愛幻想,只要有那種情懷,時空轉換沒有難度,亦不會讓讀者混亂。

《緣》是因他而起的,那本書是為他而寫的,他沒有留下什麼給我,只留下一段淒涼。那段淒涼在作者筆下變成一個與他無關的故事,范賦的性格亦不像他的性格。寫作是很奇妙的一回事,把定睛凝視着的萬花筒一轉,便成為另一個形象,只有作者知道本來是什麼樣子的,那是移情作用。

男主角范賦終年只有二十八歲,當時自己年輕,二十八歲已是大半生了。要是再長了些年紀才寫,男主角終年可能是三十八歲。再長了些年紀,便根本不會寫范賦這個人了。所以,不要等,情懷到時便馬上寫,沒有什麼準備好不準備好的。如果你在初學的滑雪小坡上滑雪,老想着等你準備好時才上大雪坡,結果你便永遠停留在初學坡上。

當時要上班的,記得每逢星期五便要交四千字稿,那我便每個星期四晚上十時動筆,永不會早一天的。總是情懷衝上胸臆時才寫,也許是死線到了情懷才願意衝上來吧。

寫時男朋友在屋子裏的,執筆時我已投入了另一個世界,與四周隔絕了。然而有淚仍不能夠在他面前滴下來,有笑也不能夠在他面前笑,完全不願意讓他覺察自己內心的苦與樂。那是我的私人天地,誰也不許進來。

原稿我也不肯給人看的,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明周》的植字員。刊登了當然誰都看見了,但我仍是害羞得不喜歡讓任何人先看一遍,遑論互相討論了。

情之所至,有什麼可討論的?邏輯亦不需要考慮通不通,我永遠不會有邏輯問題。唸理科的人早已習慣邏輯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只會告訴你,邏輯學是一科悶死人的課程。

《緣》是一個男子跟四個女子的愛,一切來得很自然,沒有人投訴他多心。一路寫下去,愈寫愈喜歡寫。什麼時候完?要登多少期?我不知道。下一期寫什麼?我也不知道。創作不需要預先知道。

朋友問我有沒有大綱,我說沒有的,先設定個大綱然後跟着寫,有如自設樊籠,礙手礙腳。即使二、三十萬字的小說,我都沒有大綱的,我的心便是大綱。
又是一個星期四之夜,寫好四千字了,但看上去不好,那我便把稿子撕得粉碎,保證自己黏不回。翌日我告訴編輯我把稿子撕得屍骨無存了,編輯不曉得怎麼辦,我也不曉得怎麼辦。(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O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作者需要中毒

星期五沒有稿便脫稿了,編輯沒好氣地說:「寫得不好也不要把稿撕掉啊,你可以在出書時才改寫的。」那是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我是個下筆不回頭的,結果害得《明周》那期長篇小說脫稿。

之後,一直寫得入心入肺,一期也沒脫稿,飛到天涯海角都沒脫稿。我寫他也不是寫他,唯一的真述,便是我把他最愛吃的那一碟菜寫進去了。我想他陪伴着我,跟從前一樣,寫,就是他陪着我的時候了。
我的終身職業是愛情,其他創業啊、得獎啊只是副業。沒有工作是做不到的,可是愛情、命運和雙方的際遇都會讓兩個人愛不到盡頭。我在愛他的時候也很害怕愛到了盡頭,到了盡頭他還會天上人間情一諾嗎?

在書中我派給了他四個女子,其中兩個可能有點像我,其他兩個完全不像我,但我要她們四個對他的思憶。很多書評人說:「作者的第一本小說多半是他們的自傳。」看小仲馬的《茶花女》,那簡直是他自己的投影。一個青年人,愛上了風華絕代的高級交際花。她有肺癆的,一眾富家公子只愛她的美艷風情,只有一個並不富有的青年人關心她的健康。

小仲馬是法國人,我看的不是法文原本,而是英文譯本。說她是「茶花女」,只因他常常看到她的華麗馬車停在香榭麗舍大道的花檔,買一束茶花。

那是我剛到了美國唸書所看的第一本小說。記得一開頭,男主角便到墳場把她的屍骨起出來。他最後見到她時她已病體支離,紅顏不再,所有富爺公子都不找這個肺癆頻死的交際花了。他去找她,她不知道連傢俬都讓債主們抬走了。她臉色已青灰( Margaret was livid)。我記得這一句。他跟她做愛,他要在她死前知道他是如何的愛她,他和她的生死要交纏在一起。

我不是因為看了小仲馬的《茶花女》而寫《緣》,只是此刻邊寫邊想,他寫了一本他深愛的女子的書,很多年後,他連看一下她的骸骨也是好的。那是小仲馬的自道。寫《緣》,又有多少不思量,自難忘啊?那位書評家的話原來是對的。

人,總是十多歲時的愛比以後的濃,比以後的都淒美,抱着這份愛,是十根手指讓施以拔甲酷刑都死命抓着的。雖然在現實中,我抱着的是一片虛無。

沒有愛情我便寫不出小說來了,這正是我現在的感覺。雖然一些舊日愛人仍在,但都已經變成好朋友了。這種關係轉移,是愉悅的,但卻沒有什麼可寫的。人失散了多年,夢魂縈繞,一旦重逢了,就沒有刺心的思念了。那些男子的存在,對我仍有很大影響的,我生病,他們焦慮不已,找不着我,便發電郵給我的秘書,直等到我給他們一幀近照才安心。

人家都有家庭了,每一個的妻子都比我好多了。有時我想:我不是做妻子的材料。所以,寫夫妻之愛,我是有困難的。寫過一個長篇,丈夫結果也是出家而去。寫得最滿意那部分,就是他出家那部分。
為了寫書評,前暨南大學教授費勇,在兩個月內看遍了我的小說,他奇怪怎麼我一字都沒反映過跟我在一起最長久的男人。他不提起我倒沒想過,沒想過就是沒想過了。那一段轟動全城的戀愛,落得個灰頭灰臉。

作者有時是不由自主的,心動什麼,什麼就會從筆尖裏溢出來。一些硬思量,已失憶的人和事,不出來就是不出來,這個我自己也無法了解,而了解,是任何作者的毒藥。中了毒人會求生,有了解藥便沒事人一個,那有什麼好寫的?(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O一一年八月九日)

相互擦光芒

不喜歡「我手寫我心」這句話,沒一個作者是我手寫我心的,那豈不是讀之無味,一杯清水看到底嗎?其中有個發酵過程的,有時醞釀得很快,有時醞釀得很久。有時同一個人的醞釀期會有好幾個階段的,那末寫出來便變了三個人了,有如米、麥都會發酵成不同的酒一樣。

人不是一個平面,人是一個多面體,而且是隨着自己的經歷和那些經歷對他有什麼影響而不斷在變的。唯一不會變的是他的自性,好人生出來便是好人,壞人生出來便是壞人,人性不但多面,而且是多層的。

比方我們跟港大微生物學系籌款,美國母校柏克萊同學匯過來的款項,有些不叫也捐,有些不捐,其中包括了誰?那便是我從前的男朋友!我那封電郵只是告訴他們我近來在做些什麼,完全沒呼籲捐款的,他們的捐與不捐,來自他們的自性,這個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的那個只顧嚷着相片很好看,其他的文字他完全不入眼。這是三個因由,一是他見到我的照片便樂極忘形;二是他本人並不闊綽;三是他的語意學甚差。

我喜歡寫長篇小說,正因我可以把見過觸摸過感受過的人和事一一放進去。他們不是我的樣板,但是我寫作的繆司,muse。

沒有靈感這回事的,只有靈機一觸的感想,才會提筆疾書。誰都知道我的人生經歷不尋常,不過我不會我手寫我心那麼魯莽,寫得快不等於不思量。至於寫什麼,便得看當時的情緒了。

我是先寫短篇小說,《明周》才讓我寫長篇小說的。但也只是《緣》一本而已,之後他們便沒地盤給我寫長篇小說了。頭兩本短篇小說《痴》和《盟》大賣,《緣》亦在銷量好之餘眾口交譽,為什麼以後兩樣都不讓我寫我便不曉得了,亦懶得去問了。報社、出版社總有很多政治角力的,為什麼不要我?當時真的沒想過,在寫這稿時才一時想起。

那時什麼也沒想過,反正稿約不斷,有編輯問我:「有哪家報紙會拒絕你的稿的?」那倒沒有,東家不打打西家,我不是個疑心很大的人,也就不管算了。讀者問我為什麼不寫小說了?這個真不好答,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

不過《明報》和《東方》都讓我一版寫散文,一版寫小說,再加上那時特大號的周報很多,我也寫了很多稿,一直走着的都是直上青雲路。我和我當時的男朋友很有互相激發的作用,他在那時期所填的詞是最好的,這個歸功於我。他有學問有天分有人緣,只是有一個大缺點,他能去掉便能成大師了。

那缺點便是老套,老是時光倒流二十年似的,用字亦不登大雅之堂。我說你這個港大中文系畢業生,有什麼字你不會寫的?偏偏用最「娘」和最俗氣的字?也算他頓悟,從《問我》開始,他便脫胎換骨了。故此他每在深更人靜填好歌詞後給我看看合格否。我不懂得填詞,但他知道我是個潮人,而且在西方受教育,眼光會開敞些。其實我只有大方向,很少有什麼小意見,只是他信任我而已。

我的散文和小說也是在兩塊火石互擦之下,變得手到拿來放光芒的。他卻沒心機寫小說,有一回我得去外國辦事,請他代我一期小說。回來一看,難看死了。他苦着臉說:「很辛苦啊,五行字便寫不下去了,你們這些小說怎麼有那麼多東西寫出來?」他習慣填詞,歌詞短,小說那麼長,寫得他叫苦連天。

這段互相激勵的日子,就是我們相識以來最美麗的日子。之後,費教授記之後了,反正都記憶模糊了。黃教授奇怪我所有文章小說都沒提及他,我並不奇怪,他在我腦海中一夜之間清洗了,這一篇算是提得最多的了。(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O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我寫書時書寫我

一個男人愛四個女人,一個女人愛兩個男人,在出自我手的小說中,讀者完全不反對。這讓大家知道,只要你寫得真,讀者一定接受的。寫作,哪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只要來得自然到非發生不可,讀者及書評人都會覺得是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的。

情之所至,心為誰開?我並沒特意編排過《為我而生》的女主角主動地讓第二男主角上她的床,可以說得是他們兩個都想這樣子的。不用我操心,他們自己已經做了。張敏儀戲謔道:「《為我而生》每一頁都是床。」我說:「是你專門挑那些頁看而已。」

那本厚厚的小說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學生逃亡,「六四」屠城之後開始寫的,那時我很激動,小說也以學運為遙遠的大時代背景,以我無限的悲慟而寫的。文人沒有巨大的心靈激蕩,就不會寫得出令人看了掩卷神傷,眼淚滴在火焰中的書。

翻看一九八八年我住在巴黎時的小小日誌,要是沒有了「六四」,我應跟男朋友分手了。在巴黎那個月我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好,整個人軟弱無力,很想男朋友過來帶我回家。有時算錯了時差,他會怒吼一聲:「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吵醒我幹什麼?」本來盼望得到憐惜,卻換來兩句臭罵,是時候分手了。

陰差陽錯,是學運把我們再縛在一起的。一夜,林青霞、秦漢、我和男朋友在查良鏞家裏吃晚飯。查先生問秦漢:「你什麼時候才向青霞求婚?」大概未到一秒之後,秦漢答道:「等中國有了民主的時候。」中國有了民主的時候?我們眼睛都楞大了。青霞沒說什麼。回想,青霞毫無惱意,他們那一雙的感情狀況我們根本不清楚。

離開了查府,我的男朋友開車,他倆坐在後面,經過新華社,看見好些人坐在草坪上抗議,我們四個好像有默契似的,馬上停車走到草坪上一齊坐下。現在我才醒起,他們那時合也好、分也好,無論如何都心有靈犀的了,還用猜對方的意願嗎?我和男朋友不也是一樣,感情處於死又不死,活又不活的狀態嗎?外人何曾得知?

《為我而生》不用我在這兒推銷了,世事和感情的變幻,常常令我寫了一本小說和散文出來。書寫完了,也就是兩人再沒有什麼共同興趣的事了。在他喝我一次「 Get off!」(滾開!)和另一次在倪震和陳惠敏(助手)面前把我趕出他的辦公室「Get out of my office!」之後,我發誓不再上他的辦公室了。

他一直住在我的地方,青霞在書展出第一本書《窗裏窗外》,還是不知就裏,寫道:「他的地方很大。」我唯有苦笑。青霞今年還替他辯護:「出外吃飯都是他結賬的。」我說:「難道要女的結賬嗎?」男人門面功夫,自然會那麼的做。我沒告訴她「他的地方很大」,其實是我老早自己買下的。我不是惱你啊青霞,內情誰曉得呢?愛情是討了你的心肝脾肺腎還加利息的。

我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雪似故人人似雪》,那故事充滿暴力和愛恨情仇,正因我寫的時候充滿了憤懣和委屈,一下子全爆發了出來,是讀者十分喜愛的書。換了是今天,我根本不會寫,也寫不來。

「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惹人嫌」,是蘇東坡詞中的一句。朋友們每每說得一塌胡塗:似是雪人來?故人似雪來?雪是故人來?人似雪人人似雪?笑得我啊,肚子也疼了。

我跟青霞說:「寫作就像演戲一樣,只不過文章是用腦子演戲,一個人分飾書裏面所有的角色。」真的,每到小說寫完時,就好像跟書中所有人道別似的,依依不捨,明天又得扮演另外一些角色了。(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淮遠:七十年代寫微博的人

淮遠:七十年代寫微博的人
撰文:廖偉棠 攝影:徐子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聽說我要訪問淮遠,文學青年和文學少年們都吃驚:「他竟然接受採訪?」我也很吃驚:「為什麼不接受呢?淮遠也是人。」在不少追求獨特文學品味的人心目中,淮遠是一個私有的神──至少也是一個私有的仙人。他和他的著作名稱:《跳虱》、《鸚鵡韆鞦》、《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都成了文學地下社會的切口或通關暗號,說出來就證明了你對香港文學最精華的一部分的熟稔。我當然認同淮遠是香港文學最精華的一部分,而且至今沒有人能取代他特殊的存在。但同時我又覺得淮遠並不是那麼怪,在那個通過冷峻的自述狀塑造的惡童、竊書賊、滿口驢頭婆子之類的罵人話的壞脾氣怪叔叔之外,還有另一個淮遠。

比風更冷,比熱更熱

他的詩《風》裏寫道:「風說這樣下去沒有意思/人們比骨頭還要冷。//我說來吧/我很熱。//風從我身上穿過/打了一個寒噤。」──這也是淮遠,你分不清他的冷熱,比風更冷,比熱更熱。類似的弔詭充斥他的詩和散文中,但愈來愈淡、愈來愈不動聲色,叫讀者不知所措,有時你會把他的熱也當作了冷,把他的冷變得更冷。但當淮遠笑瞇瞇地坐在你前面的時候,你不禁浮想聯翩,甚至會穿越他外表的樸素去想像他應該還沒寫出來的青年風流;而當你重讀他那些不厭其煩描寫旅途瑣事的碎碎念……你又不禁想像這個叫淮遠的叛逆前輩,也有滿目山河空念遠的時刻。

那麼說他還是怪,但是一種自然怪,自然而然成為了怪的載體的一個不那麼怪的人。他不掩飾他的怪癖和「不道德」行狀,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也許他是一個極致的文體家,用這些刁鑽的內容來反襯極其儉省的筆墨,以使極簡主義也能令人費盡心思……於是他「不覺意」之間成為了最前的散文實驗者。

一個典型鄉下仔

讀淮遠的散文,常常看到他的親戚出沒,因為他有一個大家庭。「我六兄弟姐妹,兒子之中我是最大的。家族本身就多人,又開農場,租了十萬呎,聘了很多工人,早上要敲鐘叫人吃早飯。童年記憶都是關於農場,從小就要幫忙養雞養豬,主要是捉雞,捉着讓爸爸打針。住在屏山,成長環境與很多同代香港人不同,我是一個典型的鄉下仔。」但他寫到農村生活的時候卻沒有什麼田園浪漫的懷念,「比起很多人來說我很幸運,空間很大,能接觸到自然,能在農場裏放風箏。之所以沒有懷緬是因為覺得太理所當然。我覺得寫自然很難寫,小時候印象很深的是一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美國小說《原野長嘯》,讓我覺得難度很高。」

而親戚也不是可以亂寫的,比如說淮遠的姨媽和姨夫是內地駐澳門的高級幹部,官方的耳目很厲害,七十年代中淮遠在《星島日報》有一個專欄寫到他們,很快就傳到他們耳邊,「他們通過我母親叫我停筆,我很不忿,但想及無謂連累他們於是就沒寫了。」1969年淮遠跟母親回老家清遠,接觸他的表弟表姐都是紅兵,他就被他們罵臭知識分子。那就是淮遠的十七歲。

他的父母並不覺得他是個怪人,「他們知道我寫作但未必會看,我另一樣事情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我的升中試被分到很遠的鳳溪中學,我只好自己去找學校,培正只收十個,我去試一試結果考到第十。忽然出市區讀書,生活變動甚大,頭兩年只好寄宿。」

城市的寄宿生活


青少年時期的淮遠,他在中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寫詩。

「我看見一跳虱攀附着風/風說我不想帶着塵埃旅行。//風說得對/事實上跳虱和塵埃一樣/但它們說://我們想你吹掉/我們身上的塵埃。」──淮遠他寫於六、七十年代的短詩非常精彩。他中三左右開始寫詩,投稿給《蕉風》、《當代文藝》便獲發表,因此才繼續寫下去。寄宿帶來的城市生活的衝擊是開始寫詩很大的因素,雖然他開始寫的都是「落花滿野、黃葉遍庭」之類文白混雜的句子,筆名竟然叫「旭逸」。

開始時他寫長詩,「首先是喜歡文字遊戲,有這樣的平台來玩,能融會很多人的風格,另外開始在《中國學生週報》投稿,吳平編詩之頁,稿費的原因令我把詩寫得很長,但也試過寫一百行的詩被他刪成二十五行。」淮遠真正與眾不同的是他的短詩,「寫短詩這一行為受邱剛健影響,他的詩是用說話的語言,翻譯東歐的詩也很直白。他有一首詩講越戰在《明報月刊》發表,於左派陣營引起很大迴響。」淮遠甚至還能背出這首詩,「邱剛健先生早上起來刷牙……他旋開水龍頭,水都是紅的,在越南一個美國大兵被人破掉頭……我覺得詩也應該很直接,直接寫腦中所想,不須鋪排,於是開始寫短詩,登在《羅盤》。」

與《70年代》的緣


七十年代初,淮遠(左六)參加在日本文化館前的保釣示威。

淮遠寫詩,跟他參加創建實驗學院的詩作坊有莫大的關係,這個故事已經在許多關於創建的回憶中提及。但更神奇的是他在1970年、會考前加入日後鼎鼎大名的《70年代》做編輯。「那時我跟創建那班老友黃子程等,整日喜歡在巴西咖啡店打牙骹,有一天吳仲賢過來就說:誰是淮遠?我說是我,他就說你同我們編文學版吧,我們有份雜誌《70年代》。我不會深究那份雜誌到底是怎樣的,大家後生仔,不用遵守任何東西,總之是任你怎樣做,都可以自由發揮,也不會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那時我中五,穿着中文運動的T裇,外面罩一件白襯衫,在學校上黑板寫字,同學在後面看見就指指點點。」

太年輕就參加已經熟透了的革命,未免有攀六十年代車尾的感覺。「其實六十年代音樂比其他東西更惠及我,文學藝術、社會思潮對我衝擊反而不大。喜歡Bob Dylan的歌,會受他歌詞的影響。」另外的營養,當然是得益自偷書──淮遠偷書已經名留文學史。「我偷書時不分年代流派,只要喜歡就拿來,所以看了很多攝影書和畫冊,也認識了不少攝影師朋友。而且《70年代》畢竟是一本地下雜誌,他和外國很多雜誌有交換交流,所以我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前雜誌。」

中學時代的憤世嫉俗,淮遠說那其實是一種無以名之的憤怒。很多六十年代的過來人都有面對理想主義破滅的困惱,淮遠因年輕和超脫而除外,「我很幸運沒有學運老鬼們的矛盾。六七暴動的時候我還在讀中學,只不過是多了一項娛樂:放學後去看人拆炸彈,不怕死。吳仲賢和莫昭如他們也許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是不知道的。我和他們成為好朋友,比如說岑建勳,都是因為做人方面比較合得來,而不是一種政治觀念的認同,我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對建制的所有東西都很憎恨。《70年代》是一個窩,很多不同的人出入。」


淮遠曾於一九七O年、會考前加入《70年代》做編輯。

像小說的散文

後來他在樹仁讀大專,開始寫淮遠風的散文──其實他的求學經歷就是一篇淮遠式的散文:「我中六體育不合格──因為我不喜歡換衣服儘管我體育很好──所以不能畢業,去浸會問他能不能免試收我,他說不行我就走了;接着去珠海書院,因為我長髮披肩,他問我是男是女,我說你收不收我不要管我是男是女,於是不歡而散。最後去樹仁,它在一間別墅裏,我覺得很棒,我拿着會考成績去問:你覺得我不用考試就能收的話我就來讀,結果它收了我。長頭髮沒有遇到麻煩,因為收我的不是校長鍾期榮,直到我入學了,有一天在校園內碰見他,他問我:誰收你進來的?」

淮遠的散文像小說,尤其像後現代的美國小說,但他又不寫小說。「之前我喜歡敍事詩,但覺得敍事詩的篇幅、方式不是很足夠,我喜歡寫長詩,看小說多了覺得可否寫相類似的,就開始寫《他人之血》那些長篇的散文。我不擅長寫虛構,覺得自己生活中好多事喜歡記錄,覺得有意思的,所以沒寫小說寫長散文。其實《鸚鵡韆鞦》這本書裏面有一篇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我寫這些文章,好多時靈感都來自小說,馬奎斯小說我沒看過,《百年孤寂》我只看過一行。我喜歡的是索爾.貝婁,尤其是那本《雨王亨德斯》我看過好幾次,我對那些描寫離經叛道人物的小說特別喜歡。《雨王亨德斯》那本書是講離經叛道的憤怒中年,社會陰暗面。」

非一般遊記

《鸚鵡韆鞦》被大家視為淮遠最重要的作品,今年還剛剛出了復刻版。它的獨特之處倒是知人不多──不只是它的憤世或激進,「《鸚鵡韆鞦》同其他幾本散文分得好開,它其實是一個青年的少年童年生活回憶錄,之後這個青年就開始喜歡旅行。」所以就有了《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這些非一般遊記。

這些遊記得來全不費工夫,「八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賺好多錢,我樹仁畢業後就去商台,做了五年,人家找我去港台,港台的待遇當時全港傳媒最高。」有了閒錢只有旅行打發,「好多人不去的我都去過,比如伊斯坦布爾。我喜歡一個人旅行,不用人阻住。旅行寫日記更加頻繁,瘋狂到口袋裏都是小紙片,事無大小都記下來,夜晚在酒店整理。回來再整理,發表。」這簡直是李賀「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的典故了。

淮遠的遊記就記他覺得值得記的,而不是像香港那些所謂名筆的遊記那樣記着吃了什麼好東西、哪裏風景漂亮,「這些我覺得不需要我寫,我也不擅長寫,我寫東西好少做兩樣事情:抒情和描寫。我慣了敍事。敍事一路都不會悶、都吸引我,而且怎樣將事聯繫到一起,人家可能覺得很雞毛蒜皮,但我不寫我不記得嘛。」現在日記在淮遠的旅遊裏沒那麼緊要了──因為他六年前結了婚,有人同遊。

有時我覺得淮遠的散文簡直像私小說,或者讓.熱內的《竊賊日記》這樣的自白小說。「我記得那時發表了《他人之血》之後,朋友說差人可以憑這篇文來拉你。但我寫東西不講對錯,發生了就寫出來。比如偷書,你爭論一百年都沒結果,現在這麼多年我都從來沒有回頭審視那時對不對。」

令人津津樂道的怪

說回大家津津樂道的淮遠的怪,他也聳聳肩,「我覺得他們只看到我的一方面,那一方面是最容易講出來,最易引人注意的,如怪。年輕讀者他們應只看過《鸚鵡韆鞦》這本書,沒怎麼留意另外的書;關夢南會覺得我某個時期是好看點、真的、激的,但其實那是我少年生活回憶,我只不過如實寫出我少年發生的事。其實後來那些也是我的生活,許迪鏘認識我比較多,就不會只覺得淮遠好怪。」

「寫得怪只不過是其中比較片面的一點。很多人覺得我現在不再怪,不再有價值,我覺得他們看到片面的東西,其實我表達方式一直都沒變。」是的,現在淮遠寫微博,關注他的「粉絲」不多,他卻更自得其樂一條條地寫着,風格比以前好像更含蓄更儉省了,微博簡直就像為一個更濃縮的淮遠而設,「其實我的理想是就寫二、三百字──微博稍微短了點,我初時想着寫二百篇微博就算數,在六十歲時出本書。」

如果還是要說他怪,那就怪他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寫微博吧。

Profile

淮遠

原名關懷遠,1976年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新聞系,曾於《70年代》任編輯。著作包括《鸚鵡韆鞦》、詩集《跳虱》、《懶鬼出門》、《賭城買糖》和《水鎗扒手》等。



(明報周刊二O一一年七月三十日第二二二九期)

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文壇掌故專家方寬烈

文壇掌故專家方寬烈
沈西城

自從包天笑和高伯雨兩位老先生先後謝世後,香港文壇上埋首撰寫文史掌故的,怕獨剩方寬烈一人了。

我跟方寬烈相識很早,大約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從日本回來不久,晤面的地點是灣仔波文書局,其時,我跟黃俊東、莫一點和區惠本一同編輯《波文月刊》,常常擠在侷促的書局裏,商議月刊的內容。許多時,都有一個中年男人,挽着布袋,走進來獵書,身形不高,一臉秀氣,說起書籍版本,不論宋元明清,都是如數家珍,琅琅上口。他提的許多書,不說我不曾寓目,連聽也沒聽過,年少的我,因而對他很感佩服。

這位中年書籍版本專家,就是方寬烈。方寬烈籍貫廣東潮安,他的父親方養秋老先生,是個老革命,早年加入同盟會,鼎力資助孫中山先生革命。方家在潮安是名門望族,一門四房,方寬烈屬第四房,先祖分產,得到了一家染廠。南來香港,方父發展布業,創立了豐昌順布疋公司。

豐昌順在五、六十年代,以經營校服著譽於時,當年全港不少中小學的校服,都由豐昌順縫製。我唸的端正中學,白衣藍褲的校服,通歸豐昌順一手包辦。方寬烈家境富裕,子承父業,理所當然,可他偏偏不愛阿堵物而嗜文學,尤其是對做詩一道,更是到了癡迷程度,朋友都管他叫「方詩人」而不名。

他的詩,正如他自己所說風格近似王國維和黃季剛,而內容則不乏纏綿悱惻的深情。王亭之曾評他的詩云「《漣漪詩詞》中許多情事,蓋亦有如曼殊和尚也」。他自己也承認素性溫軟,偏喜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相交以還,前前後後,方寬烈贈了我不少他的著作,計有《漣漪詩詞》、《澳門當代詩詞紀事》、《香港文壇舊事》等詩詞文集。其中我最喜讀的,便是《香港文壇舊事》。此書厚達五百多頁,內裏有好幾篇文章,值得細讀。其中一篇〈葉靈鳳是特務〉,寫到名作家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旁徵博引,條分縷析,得出結論是「葉靈鳳為文有偏幫日寇、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之嫌。」雖然有證據顯示葉靈鳳其時已身兼文化特務,專門收集日本軍方行動的資料,提供重慶當局以報家國,方寬烈仍然秉筆直書,認為葉靈鳳的人格存有問題。他還特別提出了葉靈鳳虐待前妻郭林鳳的惡行,言明資料來自名作家謝冰瑩和女星王瑩,加強了內容的可信性。

謝冰瑩跟郭林鳳只是神交式的好友,雙方魚雁相通,郭林鳳偶向謝冰瑩稍稍訴苦。王瑩則不同,在上海是葉靈鳳夫婦的樓下鄰居,因此對葉氏夫婦情變的真相,知之甚詳。方寬烈在〈葉靈鳳的雙重性格〉一文中,這樣說──「 1935年王瑩在上海賃屋居住,葉靈鳳和郭林鳳恰住在他樓下,因此葉虐待郭的情況,王瑩看得一清二楚……忍不住把所見告訴謝冰瑩。」後來葉、郭終於仳離,郭傷心不已,病逝廣州。

72年夏天,我曾在中環萬宜大廈的紅寶石餐廳見過葉靈鳳,當年我跟也斯、小克、覃權等志同道合的年輕友人合辦《四季》月刊,因有一篇文章提及六十年代上海新感覺派先鋒穆時英,為了查明真相,豐富內容,特意拜託劉以鬯先生約晤葉靈鳳。葉靈鳳那時已有目疾,出入不便,很少接受訪問,可為了老友穆時英,他還是由他的女兒中嫻攙扶着來見我們。席間,葉靈鳳暢論了當年日本新感覺派在上海發展的情況,當提到穆時英和劉吶鷗這兩位老朋友,葉靈鳳的聲音開始哽咽,眼睛也紅了起來。方寬烈說葉靈鳳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物,喜惡分佔各半,這正是對葉靈鳳最最真實的描述。

方寬烈又是有數的郁達夫研究專家,在〈郁、王情變的分析〉一文中,這樣說:「映霞性好動,喜熱鬧,獨守空閨,正像李清照所說『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雖然表面上無可奈何,但自也心有所憾,忿忿難平。」於是遇上年少翩翩、季子多金的許紹棣,就自然地「風雨」一番了!不為死者諱,我手寫我心,看似易,實則難,方寬烈寫文人掌故,永遠堅持着「真」與「誠」這兩個字,因而文章不獨資料翔實可供後學參考,還帶着逼人的正義和濃濃的感情,最易教人共鳴。

日前往探病中的方寬烈,數月不見,容顏憔悴不堪,說話氣促斷續,他說自己時日無多,本已無甚牽掛,惟獨尚有三本文稿未能出版,深以為憾,在這文學不獲人喜的時代,怕已沒機會再出版了。臨別,慨而對我說:「西城!原稿就交付你,有機會,就想法傳承下去吧!」

聽了,黯然神傷,香港那麼大,那麼繁榮,富豪一飯,動輒數萬,難道真的容不下一個方詩人和三部文稿嗎?

馬吉按:《香港文壇舊事》當為《香港文壇往事》,香港文學研究社二0一0年三月初版)

蘋果日報二0一一年十一月廿七日)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張柳涯即張君默

張柳涯即張君默
許定銘

在最近一次新亞舊書拍賣會上有一項拍品:何行的《無軌花車》加張柳涯的《尋你到天涯》,兩本書合起來的起拍價才一百元。大家都知道何行是一九六O至七O年代香港的流行小說名家,擅寫奇情社會小說,但,張柳涯是誰?拍賣會上即時已有人提出這問題,但無人作答。這項拍品最終叫人以二百五十元拍得,拍者是為了何行的書,還是他早已知道張柳涯即張君默?

張君默是在《粗咖啡》(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面世後才廣為人知的,一般「張君默作品書目」均以他的小說集《芳華》(香港春風出版社,一九六七)作為他第一部作品,事實上他一九五O年代十多歲時已涉足文壇,而且出過多本書。像署名張柳涯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尋你到天涯》(香港春風出版社,一九六七),還有同期的《無望之戀曲》和大家見到的署名甘莎的《青春的插曲》(香港春風出版社,一九六五再版),及一九六O年代的「四毫子小說」:《傷心淚》、《悲劇型的女人》、《溫馨如昨》、《蛇蝎之戀》、《來吧,愛人》……等多種,只是一般作家在成名後,多隱瞞少作,尤其是「三毫子」、「四毫子」小說,他們只視為「搵食」貨色,不存、不提、不認。而事實上,這些小說中不乏精品,可惜大家以「即棄」商品視之,此所以連藏書家手中,這種流行小說也甚少,增加研究的難度。

大公網二O一一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