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7日 星期五

憶三蘇叔叔

憶三蘇叔叔
張敏儀口述 熊志琴整理

也許我從認識三蘇叔叔的過程說起。

我是七十年代才認識三蘇叔叔的,現在想起來,那時已經算是三蘇叔叔的晚年時期。我1968年加入電視台工作,隨後兩三年陸續有機會認識很多文化界的朋友;認識三蘇叔叔和三嬸時我才當了編導不久,那時大約1971、1972年,我還記得那次是他們兩位和金庸先生太太、倪匡先生太太三對夫婦一起出現的。當時三蘇叔叔是文壇紅人,身邊總會有一羣人圍着他。七十年代有一本刊物叫《幸福家庭》,每一期都有一欄叫「講開又講」,每期都有一批才女才子在上面寫文章,包括陳韻文、林燕妮、文綺貞、文麗賢、孫郁標、莫圓莊、簡而清、黃霑、依達等等,就一個題目每人寫一段,三蘇叔叔就在每段後面加按語。我對這一欄印象很深,因為很少看到這樣的形式;欄目「講開又講」旁寫着「三蘇設計並加按語」,原來這又是三蘇叔叔的點子。雖然我沒有在上面寫稿,但寫的人很多我都認識,他們經常有飯局(他們那時不收稿費,編輯請大家好好吃一頓代替),我也參加過一兩次,認識三蘇叔叔就在這個時期,但真正熟稔,還是在1975年以後。

1975年左右,三蘇叔叔的身體開始不大好。他有肺氣腫的毛病,所以盡量減少外出,改為請朋友到他們家吃飯打牌。有幾位朋友經常陪三蘇叔叔打牌的,例如鄧拱璧、孫郁標、繆佶人(即繆騫人的姊姊),還有他的侄兒卡洛斯。卡洛斯現在是有名的馬評人,他當年香港大學畢業,一畢業便跑去寫馬經,七十年代哪有人大學畢業跑去寫馬經的呢?很多人不以為然,但三蘇叔叔是頭腦很開通的人,他說沒所謂,有興趣就行。有一段時間黃霑也跟三蘇叔叔很常往來,他常常都說很佩服三蘇叔叔,有甚麼中文問題都會馬上打電話向三蘇叔叔請教。那時三蘇叔叔堪稱電話皇帝,很多人打電話給他,一說就兩三個小時,幸而三蘇叔叔倒是可以一邊聽電話一邊寫稿的。那時較多人的飯局三蘇叔叔都已經不去,偶爾外出的話,就到當時利園酒店頂樓的彩虹廳,因為那兒地方大、樓底高,設有非吸煙區,空氣流通好一點。那幾年,圍着三蘇叔叔的人減少了,我比較多到他家看他和三嬸,我們倒是這樣熟稔起來。我和三蘇叔叔、三嬸的確很投緣,來往也多,很多人誤會我是他們的契女,其實不然,三嬸就常常說我是她的好朋友。那幾年我常到他們家裏聊天,深深感受到三蘇叔叔眼界廣闊,當時一般專欄作家很少會談時事,但三蘇叔叔的專欄卻很清楚的表現了他時事觸覺之敏銳。三嬸對時事也十分敏感,想來是受三蘇叔叔長時間薰陶之故,在她身上我總可以看到三蘇叔叔的影子。

那時三蘇叔叔住在北角雲景道雲峰大廈,當時雲峰大廈新建成,他的家三千多呎、全海景、露台可以看到啓德機場的飛機升降。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住宅,大開眼界!從前他的大女兒開一部小跑車到香港大學上學,三嬸則另開一部大房車,三蘇叔叔自己倒不開車。他們六十年代就已經常常去美國、跟女兒一起去歐遊,生活方式頗為西化,平日愛喝咖啡,習慣吃下午茶、吃西餐。以當時同期的文人來說,我想沒有第二位有這樣的生活條件。能夠擁有這樣的生活條件,除了因為三蘇叔叔寫稿量驚人,三嬸之懂得經營、理財有方也有很大功勞。從前一直是三嬸開車接送三蘇叔叔的,直至有一次,三嬸遇上車禍,擋風玻璃都碎了,三嬸臉上因此留有好些疤痕,從此不敢開車。太太為了接自己而遇上車禍,三蘇叔叔心裏一直很歉疚。三蘇叔叔年輕時候是否也很風流我不知道,但我認識三蘇叔叔的時候,他對太太、對兩個女兒都非常好。剛才說雲峰大廈那地方那麼漂亮,但三蘇叔叔逝世後,三嬸也沒留在那兒,部份原因就是睹物思人,情難以堪。

1980年底,三蘇叔叔開始住院,病情一直反覆,時壞時好,到了1981年5月,醫生宣佈三蘇叔叔完全康復,可以準備出院,大家都很高興。我記得出院前一星期,他在醫院打電話給我,還問我工作的情況,拿我工作上的麻煩跟我開玩笑,聊了半個小時,精神甚佳。三蘇叔叔出院那天,卡洛斯已經預備好接他,那時我在香港電台上班,陳韻文住在廣播道,她突然提議說不如我們也去接三蘇叔叔,給他一個驚喜,於是我們也去了醫院。怎料到了醫院卻看到三嬸在哭,原來三蘇叔叔已經大去,本來是預備出院的,怎麼突然離開了?後來才知道,那天早上三蘇叔叔抹身時沒注意關窗,一下子就着涼了,他本身患肺氣腫,遇上這急性肺炎,十點多開始發高燒,結果十一點多就撒手塵寰。那天是1981年6月24日,三蘇叔叔離世時只得六十四歲。

三蘇叔叔過身後,李碧華一篇提到三蘇叔叔的文章,我印象很深。事緣李碧華當時是電視編劇,一次三蘇叔叔在文章裏評了一下她的一個作品,提了些意見。李碧華說她跟三蘇叔叔並不認識,但心裏一直很感激這位前輩曾經在文章裏提點她,知道這位前輩過身後,她寫了一封信給三蘇叔叔,靜靜的燒給他。看到這篇文章,我很感動,我所認識的三蘇叔叔也曾經這樣提點我。

三蘇叔叔不只頭腦開通,行事為人也極其瀟灑,這點從他對自己身後事的安排可以看到。三蘇叔叔很早就決定讓自己的骨灰撒到大海,他是1981年離世的,即使在七十年代,他已經替自己決定了海葬。三嬸雖然曾經在東蓮覺苑為丈夫和自己安排了兩個靈位,但後來三嬸離世,也一樣安排海葬,一樣瀟灑。

跟經紀拉時代相比,七十年代的三蘇叔叔整個人已經到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給女兒的信》是在三蘇叔叔過身後,三嬸以「高黃舜然」的名字替丈夫出版的,在三嬸的心目中,這些寫於七十年代的文章表現的是她丈夫鮮為人知的慈父一面。我認識三蘇叔叔時候,他的經紀拉階段已經過去了,那時他就是《給女兒的信》裏面的那個父親。《經紀日記》連載時我沒有注意,後來找回來看才發現它的社會價值。近日讀《張愛玲私語錄》,翻到張愛玲 1986年12月29日致鄺文美、宋淇那封信時我很激動,張愛玲說:「十一月廿六日的信收到。先在上一封信上看到你們倆卧病前夕還預先替我安排一切,賣電影版權,實在感激到極點,竟也沒工夫來信說一聲。又天天忙着找地方住,使我聯想到從前三蘇筆下的天天『撲水』的情形。」①原來張愛玲在香港時也看到了三蘇叔叔的文章,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還記得。

從前的香港和三蘇叔叔一樣,都值得我們記住。

①愛玲、宋淇、宋鄺文美:《張愛玲私語錄》,(香港: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256。

蘋果日報二0一一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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