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1日 星期日

《書緣部落》序文與後記


馬吉的部落──序《書緣部落》

◆許定銘

馬吉是近年崛起的網絡紅人,他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樣,在沒有師長指導,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從零開始的。他年輕時熱愛寫作,發表過不少散文、小說,還曾到高原出版社任職,在徐速手下過了一段文藝歲月。後來因環境轉變,停止創作一段長時間。然而,文藝的種子早播在心田裏,期待發芽成長。在長期的購買及閱讀文學的生活中,終日以閱讀為樂,沉澱了濃厚的文學素養。

某日,他心血來潮,成立了網站寫些家常閑話小品,偶爾在站內寫了些書話,大受歡迎。他愈寫愈興奮,索性把站名改成「書之驛站」,專寫書話。其後更成立了多個與閱讀及文化有關的網站:「讀書誌」、「新文學成交錄」、「香港書店」、「香港作家書與影」、「香港文化資料庫」、「驛居室散記」……。

此中「香港書店」、「香港作家書與影」及「香港文化資料庫」最受歡迎。「香港書店」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收錄香港新舊書店的資料,難得的是讀者為此欄也提供了不少已成歷史的書店底舊影,和有關當年書店的實際情況,讓後輩知道上一代的愛書人是如何犧牲、如何努力,是怎樣子生活的!

讀了作家的好書,有時會想像作家的長相和生活環境;讀了好的書話,很多時都想也讀讀那本書,即使是絕版書,讀不到,看看書影也滿足,「香港作家書與影」欄即為我們達到了這種期望。

我覺得馬吉的部落中,最有實用價值的是「香港文化資料庫」。我曾經在多篇文章中提過:香港沒人肯寫香港現代文學史,最重要的原因是「資料不足」,因從來沒有人肯花精神時間來儲存這些史料。馬吉的「香港文化資料庫」,幹的就是這種「無償」而有意義的工作。他這個網誌專收本港報刊上有關香港文化的史料,除了轉載供讀者閱讀以外,還把這些有用的史料儲存一起,供有心人使用。一個人的能力始終有限,未必有能力通讀本地的書刊,不少有心人見馬吉扯了頭纜,也經常為他提供轉載同性質的章篇,甚至有人寫了些有關史料文章,不在報刊發表賺稿費,特意傳到「香港文化資料庫」中保存。幾年下來,這個網誌保存的史料已相當豐富,我還發現有不少大學生寫論文時,都引用「香港文化資料庫」中的史料。這僅僅是起步,期待日後有志者寫香港現代文學史時,也可利用此網誌中的史實,才不會浪費有心人的血汗!

馬吉除了管理這些「部落」,間中還在「書之驛站」及「驛居室散記」寫書話,多年來的確寫了不少,到今天,終於選了些精品出單行本了。馬吉常說他喜歡新詩,故此,《書緣部落》的三十多篇文章中,有不少是談詩人和他們作品的,像李聖華、羅西、馬蔭隱、鷗外鷗、何達、羈魂、丏心……等都是。

馬吉說他不喜歡收藏舊書,因此,當他談到所藏的舊詩集時,像李聖華的《和諧集》、 馬蔭隱的《航》和《旗號》及羅西的《墳歌》等,你必需注意,這些絕版舊書,都是藏書家盼望得手的珍品,當你讀着這些在別處難以讀到的好文章時,不妨留意一下它的書影和版權頁,這些珍品都是近萬元的罕見書籍,有些還可能是價值更高的孤本呢!

馬吉寫書話,興起時會連珠炮發,像〈《傳奇》的傳奇〉、〈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秧歌》得手記〉和〈秦張鳳愛是張愛玲嗎〉等,都是圍繞着張愛玲的。雖然研究張愛玲的文章已多如天上繁星,但馬吉這幾篇,自有其獨特的風格和內容,很值得一讀再讀;又如〈徐速與密碼詩〉、〈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徐速小論》〉及〈徐速的《櫻子姑娘》〉等,則是圍繞着徐速的,因他曾在高原任職,與徐速日日見面,寫來得心應手,尤其〈徐速與密碼詩〉,交代詳盡,無人能及。另一組〈西西的第一本書〉、〈《我城》的不同演出〉、〈西西的《哨鹿》〉和〈西西的《試寫室》〉,都是西西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章讀來初覺「很冷、很硬,很難啃」,如無耐性,肯定讀不完;只有同路人才明白:好的書話是寫給專家讀的。短短一篇文章,所付出的精力、時間和金錢,實在難以估計!

某次馬吉語我:想把我的文章編個「部落」,題為「許定銘文集」。起初以為是短期性質,豈料馬吉一出手,多年持續下來,綿綿不絕,許某晚年得交此不談回報的好友,是我的幸運!

後記

◆馬吉

起初學人寫文章,都是些文藝的東西,如散文、小說之類。後來參加一個寫作協會,會長見我愛書,鼓勵我寫書話。初時不知如何入手,只隨便寫些讀後感。由於多憑印象,資料常會出錯。幸得前輩、書友不吝指正,我的寫作態度才嚴謹起來,先搜集好資料才下筆。這樣子資料愈積愈多,翻查不容易,乾脆將之放上網。那時作興寫「博」或稱「部落格」,我也開了不少戶口,都是寫些日常生活,貼貼圖,過過癮;漸漸書話寫多了,便作分流,有的專責日常,有的集中談書,有的就純粹是資料性的。誰知這樣寫啊貼啊,竟引起了注意,尤其是談書和資料性的,「眼球」日增,也因此結交了不少文友──皆是愛書之人,有些更由「虛擬」變成「實體」,不僅見面吹水,更送我不少珍本,真真意外收穫。

其中最大收穫,就是認識了許定銘先生。他乃書話大家,我心儀已久,常讀其文偷師,自然也不時轉貼到我的網站去。認識了他之後,他不特沒有怪責我不問自取,還說我轉得好,轉得不夠,且親自供稿,源源不絕。有的文章他寫完之後,正如他所說,「墨仍未乾」,卻不拿到期刊發表,直接交給我的網站發落,分文不收。我那網站原意是只轉貼有關「香港文化」的東西,但他的文章豈止於此,我把心一橫,另開網站全面接收他的出品,書話不單是香港的,更包括三四十年代、台灣的,也有文藝創作。這麼一來,我彷彿持續地密練了許氏九陽真經,功力不覺大進。寫博還有個好處,便是許多神交、失聯已久的,都不期而遇,果真是天涯比鄰,互聯網功莫大焉──這是題外話了。

本來我寫的東西,文藝也好,書話也好,在網上發表滿足了慾望便算,無意結集出書。感謝許生鼓勵,還有出版人黎漢傑兄的敦促,我才鼓起勇氣,將蕪文整理。但不動手猶可,動起手來始發覺工程浩大,每篇都需要大幅修正、補充,有的幾乎是重新改寫,有的更是全新製作。好不容易整理完成,承蒙許生不棄,費神逐篇審訂。他對拙文評語最多的,就是「資料豐富」,甚至說「你的資料比當事人還清楚」。我搜集資料真的很用心,幾乎是上天下地,有時隨便一句,依據的資料卻是得來不易。有時確實找不到證據,只好存疑,或將有關說法羅列出來,留待他日查核,不敢胡亂臆測。

我以為已萬無一失,怎料許生目光如炬,仍發現好些筆誤,實在愧煞。他說得含蓄,輕輕問一句:「當真這樣?」或「你確定?」我便知道大事不好,連忙再改。所幸的是,如此經過多番覆查,小錯或許難免,大錯應當沒有,讀友可放心閱讀。不過我寫的畢竟是書話,非學術論文,有關資料的出處,恕不一一說明了。

此書所談的作家與書,多少都跟香港有關。用甚麼書名亦費煞思量,我希望會有「香港」或「香港文學」字眼,讓人一望便知悉內容。然而這倒成了局限,我想過《香港文學書話》、《香港書事》,似乎都不夠醒目。請教許生,他提議《書緣部落》、《書緣網絡》,因拙文當初就是在網上發表的。我喜歡「書緣」二字,常覺得人與人之相遇要有緣,人與書也要有緣。「部落」也很有意思,既可指現代的、網上的,亦可指遠古的、原始的,兼融古今。

全書沒有明確分類,其實暗暗分了三輯,順序排列,由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而至七八十年代,希望讀友一路翻下來,可以追尋些許脈絡。目前所整理的只是小部份,我想談的、值得談的作家尚多,如沈從文、周作人、李輝英、司馬長風、戴天、慕容羽軍、李維陵、李國威……,便留待下一回了。

2017年6月3日 星期六

劉細良:香港「漢奸」研究

鄭明仁作品《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是香港少有的「漢奸」個案研究。

到今天難為共產黨還滿口「愛國者」,宣稱要由中央監督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是否由愛國者組成,愛國二字出自他們口中,別具荒謬感。1927年蔣介石建立統一的南京政權,共產黨勾結蘇聯外國勢力顛覆國民黨,借日本侵華民族危難時機擴大勢力,日本投降後在蘇聯軍事顧問指揮下,奪取東北,最後打敗蔣介石成功建立政權。這就是共產黨愛國者追求偉大民族復興的過程,香港人應該好好學習,明白「愛國」、「勾結外國勢力」、「漢奸」、「賣國賊」的歷史。共產黨為了宣傳及界定「愛國者」,自然需要其對立面:「漢奸」、「賣國賊」,口號天天叫,帽子日日扣。

日治時期的附敵者

中國人對於「漢奸」談論的多,研究的少,可能大家認為這些負面壞人,沒有甚麼好研究。最近看了鄭明仁著作《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此書是研究日治時期《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個案,日軍攻佔香港前夕,傳媒面臨的選擇是:關門停刊或繼續經營,淪陷前岑維休答應港英政府在日佔時期繼續經營《華僑日報》,這令他走上了「漢奸」之路。日佔總督府當然不會容許宣傳抗日,而且要成為其宣傳機器之一部份,協助宣傳反英美殖民主義及大東亞共榮圈。當時的新聞工作者一方面當日軍宣傳工具,但另一方面在報道及藝文副刊中暗藏反日訊息。

戰後,國民政府想將《華僑日報》收編,但社長岑維休拒絕,於是國民黨就將他扣上「附逆」帽子,定性為漢奸,稱為「岑逆」並通緝歸案。其實淪陷時期另一份《香島日報》(即胡文虎經營的星島日報),也同樣為日軍歌功頌德,胡文虎本人甚至親自到東京與首相東條英磯面談,《香島日報》附敵程度不亞於《華僑日報》,作者列舉1944年12月24日該報社論〈謹向磯谷將軍獻詞〉,恭賀香港總督磯谷廉介調職返日本:「此對大東亞戰爭之所貢獻,自然佔有亞洲軍政史光榮之一頁。將軍現已奉調去港,居民懷念無限,難免有依依不捨之情。」媚日言論十分出位。但胡文虎在國民黨高層有人脈,他奔走於汪精衛及日本政府之間,也可能是受國民黨高層所託,所以《香島日報》自然可剔除出「漢奸」之列。至於岑維休,他在國民黨內沒有關係,唯一能保護他的是香港政府。當廣東張發奎通過「肅奸委員會」宣佈通緝漢奸岑維休後,國民黨在港喉舌《國民日報》社論呼籲市民捉拿岑歸案,香港政府借題發揮,認為國民黨無視港府管治權威,於是立即查封報館,擺明保護岑維休姿態。所謂《華僑日報》附逆事件,最後也不了了之。

戰後港府對岑家的保護及重用,從岑維休兒子岑才生獲頒OBE及MBE勳銜可見一斑,作者透露港府的取態是因為政府官員要求岑維休繼續辦報,另外在淪陷時期岑一直接濟被囚赤柱集中營的港府高官。

至於另一個附敵的名人羅旭龢,他的處境在戰後就慘了。羅是日治時期華人代表,出任「華民代表會」主席,協助佔領政府施政。作者翻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專案:《Colonial Renegades in the Far East Individual Cases: Hong Kong Sir Robert Kotewall》,指殖民地部一直想指控羅賣國罪作刑事起訴,但羅自辯他與日人合作是得到港府華民政務司、律政司及防務主任三人允許。殖民地部聽取港府意見最後不作懲處,但羅作為日本合作者形象深入民心,港府要他退下來並不再授予公職。

中國人因民族主義,對附敵者扣上漢奸帽子,作者在結論中指:「中國傳統的大漢文化思想,不愛國就是漢奸,即使主和也不可以,這就造成淪陷區及敵佔區出現無數漢奸……」但西方對附敵行為會從客觀事實出發,不涉忠奸判斷。英國1946年3月30日宣佈特赦附敵者,倘不涉殘暴行為,不提刑事起訴。三年零八個月與日本佔領政權合作的香港眾多紳商、文化人、傳媒人,無一被起訴定罪。

佔領政府總督磯谷廉介

《華僑日報》岑維休之子岑才生先生

撰文:劉細良
編輯:梁浩維
美術:利英豪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六月二日)



2017年5月28日 星期日

憶40年來紙媒三度亡 前老總鄭明仁:地鐵通車殺晚報

憶40年來紙媒三度亡 前老總鄭明仁:地鐵通車殺晚報
撰文:邵沛琳 黃偉民

「以前印報紙、等於印銀紙,但(現今)即時新聞打死報紙!」資深傳媒人、《蘋果日報》前總編輯鄭明仁,歷盡報業百花齊放至興衰,他慶幸於報業輝煌年代入行,70年代未地鐵及海底隧道,引致晚報走下坡。80年代流行「拍拖報」(鹹報夾嚴肅報章一起出售)、90年代的槍林彈雨的大新聞、報章「割喉式」減價戰等,仁哥都娓娓道來 。

縱橫報壇40年,他剖析香港紙媒先後面對三次死亡:地鐵通車殺晚報、免費報章打殘日報、如今又到手機即時新聞狙擊免費報。報業美好時光不再,鄭明仁認為:「我覺得美好嘅仗已經打完!」「紙媒不死」之說只是老報人的一廂情願。
「即時新聞打死報紙,依家報紙根本為咗生存而掙扎!」鄭明仁 資深傳媒人

資深傳媒人鄭明仁看盡報業百花齊放至興衰,他認為即時新聞「打死」報紙,紙媒的生存空間進一步收窄。(黃偉民攝)

童年盼當報販 前老總看報業萎縮 

鄭明仁1977年於時為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後,先後於《商業電台》、《成報》及《蘋果日報》工作,曾在《蘋果》任總編輯,至2011年退休。他現為報業資料館作籌備工作,望將本港的報業輝煌年代、經典重大新聞呈現市民眼前。

摸一下鬍子,仁哥憶起,童年曾想當報販,夢想坐在報攤免費看報紙、看《老夫子》,早年報檔生意好,坐在檔口就有收入,「(當時)唔知報販背後有好多辛酸事,一早起身疊報紙、日曬雨淋。」時至今日,紙媒生意萎縮直接影響報販生計,晚報已死,日報風光不在,仁哥說,日報之死,死於源於免費報章。而晚報之逝,源於香港集體運輸工具的躍進。

•晚報三大死因:紅隧及地鐵通車、無綫電視開台

再付「豆零」換份新報紙閱讀

回到60年代,當時資訊未如今日般流通,市民唯一娛樂就是看報紙的專欄小說、閱報找工作。鄭明仁憶述,過去有茶客買一份報紙閱讀,之後再補幾個「豆零」(硬幣)、再換另一份報紙閱讀,可想當時報業相當蓬勃。

一程船時間 足夠看當日早上新聞

鄭指出,晚報的消逝,始於1972年8月2日紅磡海底隧道通車,從前渡海小輪接載來往九龍及港島的市民,他們上船前買一份晚報,剛好用一程船及轉乘巴士的時間,以了解當日早上的新聞;而1979年,地鐵(即港鐵)通車,更是晚報的「致命傷」,由於地鐵的行車時間短促,晚報的生存空間在需求降低下,報販亦不傾向訂取。隨後,本港電視台亦步入黃金歲月,市民有更多方法獲取資訊,令晚報的生存空間收窄,最終被淘汰甚至絕跡。

現時不少市民選擇閱免費報,年長讀者亦不例外。(黃偉民攝)

•80、90年代報業轉捩點:拍拖報、減價戰

80年代報紙曾經滯銷,有報販以將兩份刊物合併出售,稱為拍拖報。常見是鹹濕小報夾嚴肅大報略為減價,一起出售。至90年代中後期,《蘋果日報》《東方日報》主導市場,當時《天天日報》《快報》等小報遭淘汰…… 報館設全回紙制度,拍拖報於市面絕跡,為報業戰拉開序幕。

「我有種悲鳴感覺,無人講到紙媒會唔會死!」鄭明仁 資深傳媒人

本港昔日舊報。(鄭明仁提供/黃偉民攝)

•千禧年代日報兩大死因:免費報紙、即時新聞

鄭明仁表示,80、90年代,本港報業百花齊放,不同立場及聲音的報紙各有市場,他形容,那些年報紙是報販及記者的生命泉源,「印報紙等於印銀紙」每早都有數十萬賣報收入,而當年《成報》一紙風行,便是經典例子。1995年《蘋果日報》的以兩元割喉式減價促銷,報販受惠收入增長。

小報被「主流」報章淘汰

至90年代中期,市面由數份「主流」報章佔據市場,其他小報已經「歸邊」或被淘汰,報販首當其衝受影響、收入大不如前。鄭憶述,由60、70年代的60多份報章,減少至2015年的20多份。至今,收費及免費報紙的市場比例平均,讀者數量已達飽和狀態,讀者對影像及即時新聞更為「重視」,對日報、免費報造成無形的殺傷力。

跑馬地成和道飛虎隊剿匪後,成報採訪隊在現場留影,後排右三為鄭明仁)(受訪者提供)

•免費紙、網上新聞牽起新時代

紙媒處於「寒冬」「冰河時期」?

本港報業的輝煌時期一去不返,即時新聞扭轉傳統報業營運模式,日報由厚變薄、新聞戰場已轉戰至網上,嚴重打擊報販生意。鄭明仁解釋,就突發新聞而言,過去大新聞由翌日報紙詳細交代,即時新聞面世、讀者對日報依賴降低。

「呢幾十年在報業奮鬥,令我生活得好愉快,其實我對報業好有感情!」鄭明仁引述《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甘煥騰指「紙媒不死」,他有感報人的希望,只是一廂情願。他認為,互聯網及手機發達,「全民記者」拍攝及獲取更多新聞資訊,新聞的發展轉了另一種模式,無論是報販或紙媒,80、90年代的報業輝煌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香港O1》二O一七年五月廿七日)

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區志堅:淪陷記事:叛國還是愛國 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

2015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世界各地多舉辦形式不一的紀念活動,不過,在以往的研討會中,兩岸政權在民族主義史觀影響下,大多貶斥入仕東北的「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及其他日佔「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視他們為「漢奸」、「通敵」、「事仇」。

鄭明仁運用中、英及日本檔案文獻,口述訪問,著成《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下稱《香港報業》)一書,希望藉此書「幫助還原當年的歷史,從中,我們發現香港淪陷時期的報人,像其他淪陷區的文化人一樣,不得不忍辱求存,發表附和日人的文章,但又能表現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因此,當年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此書以日佔時曾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的《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和戰時《華僑日報》的言論為例,深入探討居淪陷區香港報人之生活面貌及行事,也補足研究日佔時期香港史及香港新聞史不足之處。

無奈之舉

不少中國學者研究只談「淪陷區」日方殘殺中國民眾,知識分子怎樣在敵後從事抗日宣傳及「反奴化教育」。但以戰時的情來說,尤以日本未戰敗之前,活在日佔政權下的中國平民百姓,他們只是希望在戰亂中尋求安穩的生活,他們無奈地也要接受生活所在地的政府。鄭明仁引用戰時《華僑》社長岑維休及《香島日報》總編輯賈納夫的口述歷史,指出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如中國淪陷區的報業界一樣「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天闖出禍來」,「日本憲兵橫行無忌」多次興起「文字獄」,但可以注意的是抗戰之初《華僑》如其他報刊一樣宣傳抗日,其後香港著名的《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等人被日人拘捕,只有《華僑》留在香港可以繼續出版,岑氏也沒有被關,更不離香港,在作者訪問維休的兒子才生口述資料及文獻支持下,才知道:一、維休因「英國人要我們《華僑》堅持到最後一刻,把最新的戰爭消息告之香港市民,同時,我們繼續留守香港,可起穩定民心的作用」;二、維休在香港淪陷後曾向港英政府承諾「會把新聞做好」,報刊仍「在日據時期會緊守崗位,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三、書中更研究《華僑》雖然在日人壓力下繼續出版,卻堅持編輯、出版行政權操在《華僑》編輯,只受日軍檢查。

附日 還是 抗日

因此可以引證維休所說《華僑》堅持「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 」。

同時,作者指出《華僑》的言論是有變動及「弦外之音」,不可強責維休為「漢奸」。《華僑》雖在淪陷區出版,社長沒有離港,也沒有殉國,《華僑》更刊載如「中西兩區街道,昨日起已暢行無阻,居民亦多出外購買什物,故行人甚眾」、「九龍日軍當局煮粥濟貧民」、「恢復繁榮各行業」、「停戰後市區頗安謐」、「自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政治即行改觀,磯谷總督在治理上厲行東洋精神,使仰息於百年奴化桎梏之百餘萬市民,得有昭蘇之機會」,這些被離港的抗日人士認為是「冷靜到人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國民政府也認為這些言論是「曾任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編按:書中相關引述字眼均出於當年文件),故戰後國民政府把維休扣上「通敵」、「漢奸」及「岑逆維休」罪名;但作者在書中成功引用日佔時期《華僑》言論,指出《華僑》言論是有「迂迴抗日」、「弦外之音」、「避重就輕」的書寫特色。由此可見,維休未如隱居不仕新政權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sistance)者,也不因個人利益仕日本政權,而是面對抗日人士指斥,選取以文字表述抗日的行為,比慷慨就義,戰死沙場,更有深層「曲線救國」的情懷。

其二,《香港報業》補足研究中日戰場的圖像,更可見日本、國民政府、英國施政對香港政局的影響。王宏志在《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指出中國內地學者多視香港為中國邊緣,又因香港為港英殖民地,自然未多加注意香港歷史。而今天所見代表國民黨史觀的國史館編撰《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中國內地學者編寫抗戰史的著作,既未多關注「淪陷區」歷史,更未注意殖民地之香港。本書作者成功地把《華僑》放回戰時華南地區,可知廣州已被日軍所佔,不少重要報館被查封,只有《華僑》仍可以出版,報刊言論自可流傳在華南地區,更重要的是,淪陷區內《華僑》,可以藉「曲筆」表述抗日文字,作者舉出《華僑》在日佔之初,雖曾刊日軍入城後為香港「恢復治安」的新聞,《華僑》在日人審查制度及日人憲兵監管下「唯有附日」,而「《華僑日報》所能做的只有運用編輯技巧去諷刺日本當局,達到反日效果」,這方面可見《華僑》「曲筆」表述與其他淪陷區發表抗日文字,甚為相似,但作者引用多次遍尋不獲,終在「偶然」發現自1941年12月26日至1942年1月13日的《華僑》微卷,並分析了以下要點:其一,《華僑》第一篇附敵社論是發表於1942年1月8日,香港淪陷後的第14天,同一天也刊出緬懷祖國的文章,其後報章繼續刊行,編輯又藉曲筆書寫抗日信息,至1944年《華僑》增設《文藝周刊》,邀請了作者葉靈鳳及陳君葆撰寫專文,結合這些文章與《華僑》表述的內容,可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身在鐵蹄,心在國家」及「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其二,作者在書中詳列《華僑》「曲筆」表述內容,如《華僑》頭版標題突出蔣介石領袖角色,文字表述「披露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大難臨頭」,而且《華僑》副題目表述「日本已臨存亡關頭,直接指出日本的情非常危急」,文字又以「先抑後揚」書寫策略,如1945年3月26日的標題是先寫小磯首相激勵一億臣民,再寫「目下局面可謂皇國存亡關頭,故同胞之總蹶起亦在今日」,重點在「皇國」已到「存亡關頭」,「同胞」應「總蹶起」,這種微言大義的書寫同於戰時居淪陷區北平的史學大師陳垣,藉編撰《通鑑胡注表微》,表述抗日民族大義的心意。

功過難評

另一方面,作者成功地研究戰時香港受日本、國民政府、港英及英國政府政策影響,得見香港異於其他日據淪陷區的地方。作者研究了在《華僑》中曾稱譽入仕日人在港扶植的「兩華會」之羅旭龢。羅氏雖協助日人向民眾解釋政策,但羅氏於戰後未因「漢奸」之名而定罪。因羅氏仕日行為,曾被戰後港英政府指為「叛國」,但作者運用未刊檔案資料,指出羅氏證明了3位港英政府要員於1942年與他及另一曾仕「兩華會」的周壽臣會面,港英官員「希望他們兩人及其同伴能盡可能地和日本人合作,以減輕香港市民所遭受的苦」,終使英人下了結論「叛國罪可免,但終身不得復職」,羅氏於戰後也「被迫」退出官場。

其三,《香港報業》進一步開拓研究淪陷區「漢奸」的課題。以前研究戰時淪陷區歷史,多強調「殖民統治」是不好的,「抵抗」是好的,這種「敵」、「我」二元對立論既限制了研究課題,無視殖民政府與被殖民地域的複雜及多樣性。作者雖不諱言岑氏「一旦失去大節,在民族大義的天秤上,功過豈能相抵。對於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岑維休及其後人一直不願提起」,但也提出要注意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之處。香港於1842年後已為英國殖民地,淪陷後,部分留港社會精英無論志願或被脅迫參加日人扶植「兩華會」,他們多是「自保心態」,「希望憑藉和日本合作,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故作者解釋部分「附敵」知識分子,與「當時的香港人已習慣異族統治,日軍入城後,他們只當香港換上另一塊統治牌子」,這異於戰時中國內地「附敵」知識分子的抉擇。

多元管制

作者更仔細把「附敵」行為,分為「積極附敵」和「消極附敵」,羅旭龢屬於前者,因他參與「兩華會」並為日人宣傳和平政策;岑維休為「消極附敵」者,因「一邊刊登親日言論,一邊發表諷刺日本的文章」,岑氏選居香港,他的附敵行為,不可以簡單地視為「協力者」,更未可以簡單地以「漢奸」視之。由此也折射出,在日佔時期,不能否認在強大民族主義觀念下,大部分香港人也是愛國的,但留港市民的「通敵」行為,既可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也體現了一種結合港英、英國、日本、國民政府多元政府管治下地域,而鄭明仁研究戰時香港報業,成功地呈現日佔時香港的複雜面貌,又能體察個人做選擇時所處的心理狀態,可謂出色之作。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日佔時的另一種聲音)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明報》二O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

許定銘:雄雞停啼──悼莫光(附莫光兩幀攝影作品)

鑪峰雅集好友忽地傳來短訊,說莫光(1933~2017)已於前幾天仙遊了,黯然。據說莫光去年底摔了一跤,手腕斷裂住院,出院未幾又再摔倒,這次撞到頭,傷及大腦,住院、挿喉,不能進食……。

莫光跌倒也不是首次,幾年前「鑪峰」午聚時,原本坐得端正的他,忽地整個人順勢向枱底下滑,我剛好坐他身傍,手急眼快,一手插進他肩下抽着,附近的文友也迅速過來,拉着他另一邊,把他拉回座位上。莫光昏倒過去了,但夥計的藥油還未送到,莫光已醒了,「冇事!冇事!」他自己說,還告訴我們,他很多時都會這樣莫名其妙的昏倒,可幾秒後即醒,最危險的一次在升降機裏突然昏倒,幸好同乘升降機有個大隻佬,一手執着他衣背,就把他小雞似的提起……。我們勸他看醫生,他說醫生也不知是甚麼病,叫他小心就是。

莫光是報界前輩,一九九O年代退休前,是《晶報》總編輯。他一九五O年代入行,在《紅綠日報》任記者,與陳非(龍國雲1936~1999)拍擋跑新聞,很佩服該報創辦人任護花。二OO七年我寫了篇〈報壇才子任護花〉,裏面提到人稱「先生」的任護花底軼事:把小火輪拖着大木船「花尾大渡」逆流而上的情景,創作了「拍拖」一詞;寫影評時,一句「電影放映中,觀眾頻頻起身去廁所」以喻電影之粗劣;如此精彩的軼事,都是莫光告訴我的。

我十幾年前參加鑪峰雅集,全年無休,逢星期日一班文友茶聚時莫光已在,每次聚會他逢到必早,聲若洪鐘的與文友打招呼。他相當健談,在報界打滾數十年的經歷,故事永遠說不完。莫光一個人獨居,住在維園側的興發街,與我是街坊,很多時都在維園散步時見到他。莫光身型高䠷,很瘦,不知有沒有一百磅,但精神矍鑠,雙目炯炯有神,腰板挺直,走起路來,雙手曲起,手踭向外不停擺動,步伐急促前進。莫光說,老人家不宜跑步,他如此擺動雙手的急步走,是「老人的跑步」,對健康很有幫助。

莫光相當儉樸,每次去雅集,他都不肯花一塊錢乘電車,總是安步當車,來去均以「11號巴士」解決。有時聽到街市某處大減價,他總是老早就去排隊,知道北角的士多或五金店商品較便宜,無論多遠,他都去光顧,反正有的是時間,就當去公園散步。

近年莫光甚少寫文章,但每年《鑪峰文集》截稿前,他都依時交稿,絕不拖拉,可見寶刀未老。除了寫稿,莫光對攝影很有研究,曾參加過不少攝影學會,每年鑪峰雅集大聚餐時,莫光都表現出他的「攝記」本色,聚會時滿場飛,散埸前的大合照,都是莫光表演的時刻。

莫光很會把握時機拍照,他家的前窗對正維園,再過去是東區走廊天橋、銅鑼灣避風塘、維港和九龍,某日清晨雨後,忽然天空上出現了一條彩虹,莫光迅即搬出相機,拍了一幀題為「跨海虹橋」的沙龍,發表於《鑪峰雅集五十年》紀念集中,是莫光的代表作。

「鑪峰雅集」成立於一九五九年,我約二OO五年加入時已年近六十,却是會員中最年輕的一員,十多年來,很多老作家如鄧仲文、林蔭、海辛、方寬烈都先走一步,莫光肖雞,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人活到第八次雞年,全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老雄雞,已完成了任務,終於停啼了!

──2017年2月

附錄:

月前莫光離世時,我在旅途上,寫了〈雄雞停啼──悼莫光〉。回家後,翻出莫光傑作兩幀,附於文後流傳後世。

跨海虹橋

薄暮霞光(許定銘代為命名)

臉書回應

黎漢傑:之前和他茶敘,想不到過年後就過世了。

盧澤漢:哀悼新聞界奇才莫光兄仙遊,我覺得晶報是早期左派報刊中較為突出,自小愛看,如今莫光兄與晶報同時成為歷史,不禁為一代老報人先後辭世,致以哀思及敬意。

寒山碧:茶敘又少一人,哀哉!

盧澤漢:我們懷念故人,更要珍惜眼前人。不見寒山碧多天,甚念,今次每月茶敍,不妨重溫舊夢,吹水不同吹牛,見碧山是碧山,寒冬送走寒風,有緣仍續前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