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蔡炎培:金爺與李國威

牛津大學出版社新書《舊日風雲》,小董的序言有六、七個「伸縮波幅」,個人只記得「美人」。冷戰結束前,「綠背文化」下的《中國學生周報》,倒也出了一些人,戴天「這條友仔」的小讀者吳靄儀;公民黨新晉之秀「毛姨」毛孟靜,以詩人李國威門下為榮;比較低調如電影界的「卡叔」(羅卡),降八度的當推陸離,你愛奧華作家工作室,想我去我就去麼?伴夫如伴貓好過!「輪椅上的作家」岑逸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子不語」的王維波,只差關永圻,目下中央政策組,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水蛇膥名單內,當然少不了醫學界黃震遐大國手……

先後來到明報電訊組也有兩位詩人「金爺」與病態天才李國威。初,電訊組主任是司馬長風先生。先生出,汪濟先生主其位(聽說是費彝民先生的左右手),率領胡鑾周(《香港夜報》胡棣周社長親弟,馬場記者室常客);67後,胡仔走了,「小鬍子」李文楷來(在眾多求職者中,胡仔躊躇再三,字房領班在旁進言,這個字體幾四正,就這個罷。)汪先生退,「小鬍子」擔大旗。林山木辦信報,先我一點點離開,幫山木兄手;然後輪到姓梁的掌舵。說來奇妙,移民潮中,梁先生遠適楓葉國,把我送給他老哥的《小詩三卷》舊書賣,輾轉落入千禧年第一個新移民黑帶詩人廖偉棠手,重新簽名,誠天作之合。

「小鬍子」天下,率先引入「金爺」金炳興。詩人很夠意思,在一九五八年,孤身流落山城台中,他和「四十不畫」(蔡浩泉)先後寄我信。炳興的聖誕卡,還附有手製的紙火車,慰我寂寥;其實,單單寫些「分行的傢伙」也夠「侘寂」的。炳興醉心電影,明報鎖不住,未幾出來,拍了《我為卿狂》;石琪力薦下,依然叫好不叫座,好在「小孟嘗」戴天,一手拉他去了《今日世界》。八九移民後,回港兩三次,最近一次,「老而不」痛風,行不得也哥哥,跟通不過試用期的小說家盧因,情況一樣,主耶穌十架上的鞭傷救我,肥仔牧師介紹新藥,鬼咁靈擎,又可出來勾三搭四!

炳興出,國威入。國威不改常態,遲到好過冇到,脫稿從不面青,詩人派頭十足。讓汪濟老先生略有微詞。不久,來了巫氏孖兄弟。

詩人轉了運,做了博益出版社總編輯。《呼吸詩刊》第一個要尋找的詩人。我說國威是個病態的天才,鴻星酒家飯局,在座詩人的老朋黃子程教授,「春風吻臉」陳任,沒有異議,頷首認同。詩人神經質得可以,聶華苓過港,戴天一心玉成詩人夙願去愛奧華,要我作陪,靜候聶大姐。空檔兒,詩人不知怎的大大奚落徐訏先生。我拍案而起,「李國威,你閉嘴!」詩人面色鐵青:「蔡炎培,你不懂!」

那一次我去青山探母,巧遇大巫。大巫說,李國威就在後山。詩人寫罷「我們偷偷戀愛,不要讓他們知道」,與小學老師何露露結褵,相依「本無居」。

「最後一次」遇見,在瑪麗。我換眼;他換血。詩人捧着一小銻盒子鹵水鴨腎,遞過來,「很好吃的,你要試試?」耍手。我對有嚼口的東西怕怕,只歡喜吃豆腐。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金炳興回應:

藍田大詩人近日懷舊甚勤,寫別人,我不便置啄,燒到我一「踏」,不得不更正。我入美新,與戴天無關,而是新聞部梁濃剛通知我,雜誌部繆雨(騫人父)離職後要請人代替,叫我試試,考我的是賴獻庭(後入《讀者文摘》)。我是離美新處入TVB,而不是無線撈唔掂才遁入美新,前後調轉。我剛從意大利回來,老戴介紹我認識胡金銓導演,關於這段因緣,已在博文和FB提及。

我的唯一部邵氏佳片叫《我為你狂》,而不是《我為卿狂》,也許大詩人卿卿我我太多,而忘記了人稱代詞中有第二人稱存在,逢你必卿。

我輩都老了,記憶力是耆老的宿敵,單憑記憶懐舊靠不住,儘管人文終將淪陷,半磚片瓦仍有殺傷力。

(二O一七年十二月三日)


馬吉按:另有相關回應見馬吉臉書。我覺得,最重要是這一條:
劉天賜:金爺所言,句句真確。

另承別的知情臉友告知,蔡文說巫氏兄弟,疑是毛氏兄弟之誤。又文中有關李國威部分實情,與該臉友所知有所不同,惜李國威已逝,已無從分辯了。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崑南:一輩子尋找自己的missing piece

崑南:一輩子尋找自己的missing piece
文:柯美君 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編輯:袁兆昌 

編按﹕香港作家崑南,昨午獲頒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獎項,既是新鮮熱辣的得獎者,也是今屆資歷最高、年紀最大的得獎作家:今年八十二歲,仍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又在網絡主持文學論壇網站。本版訪問崑南,從獲獎作品《旺角記憶條》談到小說與文學中「有血有肉的人,哀樂共存的人,醉生夢死的人」……


崑南今年八十二歲,創作力仍然旺盛。也斯曾稱讚崑南的小說融匯詩化的抒情文字、意識流、內心獨白、新聞拼貼等種種現代小說技巧,寫香港的現實處境,流露現代主義的批判精神來對抗香港的世俗社會。文化評論員朗天,同為崑南之子,指崑南是一位很難定位的作者,原因是他很前衛,同時帶有強烈的媒體性格,促使他熱中於推動文學及文化,變為大眾生活形態的一部分,朗天說「他的創作層次豐富,故提及他的作品時,往往找不到一個好的概念、框架或一套標準來評論他」。作家鄧小樺則形容崑南是「永遠的逆子」,因為他的心裏一直有一團火燃燒,有社會邊緣者的敏感與激越,持續地反抗。對此,崑南回應:「我不是扮演反叛的角色,而是天生如此。」

歷年來,論者對崑南及其作品的研究不斷增加,使作家在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受到重視和確立。崑南說:「我很複雜,了解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鄭蕾卻是他多數的文字知音人。翻閱鄭蕾選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裏面包含編者撰寫的導讀,題為「浴火而舞,向死而飛」,崑南覺得這八個字就像為他的創作生涯「點了睛」一樣。鄭蕾在開首引用了Georges Bataille《情色論》中的一句話作引子:「所謂情色,可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對於情慾,崑南與世俗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說:「人們通常覺得談論『性』是一件低俗的事,他們認為人應該是萬物之靈,靈魂應被看高一線,這是偽君子的說法,我認為靈魂寄居在肉體之上,沒有肉體就無法表露靈魂,所以對待兩者應該要一視同仁,靈魂和肉體之間要互相交談。」巴代伊的話正中他的下懷:「在我的眼中,人一旦摒棄或蔑視情慾的話,就不再是人了。」在《地的門》,他寫「從人之子宮裏走出來。是生。回到地之子宮裏去。是死。生的門這麼窄小。地的門這麼闊大」,強調「生死之門都是性,做愛與生育都是同一個通道,就是女性之陰戶」。

性、女體、情慾、死亡

鄭蕾提出性、女體、情慾與死亡是閱讀崑南至關重要的主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揭示了性慾與生命中大部分潛意識活動的關係,包括心理創傷、夢境和精神疾病,而巴代伊則着重於闡述性與暴力、死亡等禁忌的緊密連結,崑南對這些主題的執著,正是沿着這一脈絡出發展開。」鄭蕾以一九八四年的長篇小說《慾季》為例,故事講述藝術家李山周旋於幾個不同女人之間的情愛經歷,她指出小說中描寫性愛的文字,多以寫意山水寫之,人體幻化成山體,交合如水流,如當李山回憶起他曾經的理想對象冰時,他寫「他往往存在她的呼吸之間,她每一次的喘息,便是他每一次的牽動。他還以為自此以後,沒有她的話,房子的窗戶都關起來了。他還以生命。他還以生命以外的東西。是冰創造了他,而他又在畫布上創造了冰。盡情──揮劍,策馬,是在行水流雲之中。在火炭中,他倒下的不是冰凍的誰,而是燒喉的酒」。李山對鄰居周師奶充滿性幻想,主角在追尋理想之「女顏」的過程中,被自己的慾望灼燒至精神失常,多次虐殺周師奶丈夫養在天台的鴿子,最後甚至姦殺了周師奶。鄭蕾分析指「強烈性慾的缺失會造成潛意識與夢境的結合,幻想與現實的混淆,都是典型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結構,而暴力、死亡與性歡愉的結合,則呈現更深邃的生命圖景」。對男女情慾的描寫,崑南甚少提及器官,反而是以詩化的文字,到達一個明明與無明之間的境界,表達對生命的看法。崑南說:「在我的作品中,性慾問題常是一個難題,一個關卡,一個挫敗,而不是大家想像中的性慾帶來歡悅或極樂。性慾是黑色的力量,如果不能克服它,就永遠是一股更黑色的沉淪力量。」

離不開女人的男人

綜觀崑南的小說,「性和女體」的題材一再出現,崑南回顧時指「如果不是執著於理想的追求,就不會產生憤怒的意識和情緒?忽有所悟,大半生不斷追求的,原來不是什麼理想的文學境界,而是一個理想女性形象,像一個攜風的姑娘。也可以說,我對人生的全部憤怒,斷斷續續地反映在不同女性情慾之上」。在現實生活中,崑南也是一個離不開女人的男人,他經歷過兩段婚姻,育有兩女一子,年輕時,他相信愛情,但後來他疑惑:「若一對男女真心相愛,為何愛情不能永遠停留呢?」這個問題,他到現在也找不到答案。崑南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卻認為追尋一個理想的女性,就像找回自己的肋骨一樣,一如聖經故事中上帝抽取了亞當的肋骨做成夏娃,「那根肋骨被拿掉以後,便成為一輩子的missing piece,可能是永生也找不到的,偏偏人們會窮一生去追求,我只希望像拼圖般,逐點找回來,然後拼合起來,總勝過完全沒有」。崑南追求肋骨,卻是不同的肋骨。寫作亦然。同一個主題,用不同的聲音、時間來表達。他又形容男女相處,好像跳舞時要找一個節奏、舞步合拍的舞伴,不夾,自然跳不成舞,就要離開舞池,「就是changing partner」,他說。

朗天在香港電台節目中提到,崑南喜歡談論女人,並要靠和不同女性的交往來刺激創作,他覺得這是一種現代主義的藝術行為:「現代主義描述堅實的東西會消逝,當一個人抓不住高速移動的東西,便需要激情,因為激情能令一剎那成為求恆,但激情亦容易消逝,所以要不斷製造激情。」崑南自稱是靠近現代主義的作家,因為後現代主義,往往傾向「物性」多於「人性」,而他筆下的故事都是離不開了人,他形容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哀樂共存的人,醉生夢死的人」。男女關係合不來,可以隨時換,但國家民族卻不可以,中國人的身分更改不了,既然這種大問題不是個人可以扭轉,崑南寧願沉醉在個人的男女關係天地裏。

曾經有一段時期,將近十年的光景,崑南對文學感到失望,因為發現它解決不到人生的問題,於是轉而鑽研占星學,近年,他的創作慾又突然高漲起來,「像一個活火山,它要爆發便得爆發,僅此而已」。崑南相信命運,相信宇宙間有一種力影響地球的一切,人是有靈性的動物,可以參透天地的奧秘。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出版了《地的門》、《天堂舞哉足下》之後,崑南無時無刻都在反思自問:究竟「人」在哪裏呢?他透露在最近十年歲月中的「功課」,正是迷戀、奮鬥如何完成這三部曲。有研究崑南及其作品的論者,對崑南作了一個總結,他說:「在崑南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在香港經濟社會中意志不夠堅定的作家努力成為藝術家而不太成功的奮鬥歷程。」崑南反問:「活到這個年紀還在寫,怎會不堅定?但想深一層,堅不堅定,又有什麼所謂呢?」對他而言,生存的意義,就是為自己而寫作。

愛無能的年代


近日,第十四屆香港中文雙年獎揭曉,崑南在二O一五年結集成書的《旺角記憶條》獲小說推薦獎,問他的得獎感言,他說:「真的不知怎樣說。第一次,《地的門》因為再版,不合資格,無法入選 。至於《天堂舞哉足下》,連入圍的機會也沒有。這次,《旺角記憶條》只是推薦獎,這似乎說明我的小說真的屬於小眾。」本屆小說組的冠軍從缺,崑南沒有失望,只感奇怪。然而,他卻是一個樂於成為小眾的人,他笑言:「我是自己的粉絲。」鄭蕾說過:「崑南是香港作家的一個代表,同時,卻也是一個異數……」崑南則認為自己是個「異類」,他愛獨行,選自己喜歡的道路行走。在得獎作《旺角記憶條》的序言中,他寫到:「書中所有的文字,都是記錄連串的夢,連綿的、重複的、瑣碎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911、蠍子、女人、月亮、上帝等等,像季節,循環再循環)。可以說,離不開噩夢,但,同時,在創作的過程,這些全是自我意識中,不停流動的迷執,波浪式意象,起起伏伏,如此貌似,如此喋喋。又如此無中生有。」崑南提醒讀者:「打開第一頁,很快便會遇上一個曾被詛咒的靈魂,在特殊的精神狀態之下,向世人展露有關生命的、死亡的、愛戀的、情慾的多面體。」《旺角記憶條》編排成三部曲,分別命名為「生愛或死亡」、「死亡」或「生愛」、「愛或死或以下」,整體而言,崑南作品的基調是灰色的。

根據鄭蕾的導讀,她指出開首第一篇〈恐龍紀重臨〉宣布新世紀的病徵是愛無能:「恐龍愛無能,再不能與伴侶做愛了。有一次,我進入了恐龍展覽館,我站在恐龍化石標本面前,忍不住流淚,哭出來了。最後,他說,恐龍比人類更有種,更進化,他們沒有愛的感覺時,是不會與異性做愛的。」崑南感嘆:「在人類社會,性無能已很嚴重,但這只不過是肉體方面,去到愛無能,即是說連心理上、情感上,都無法去愛。過去,愛是一種力量,可以克服許多障礙。現代科技雖然發達,但人文制度卻一直倒退、觀念顛倒,令世人走投無路。」 開篇宣告人類社會「愛無能」的末日景致,第二篇〈情色度亡經〉卻又在末日的灰燼中以頹靡的姿態召喚愛:「世界末日了,但愛有時辰,一刻在腎,另一刻在臀,我的陰莖在亢奮中。」到了〈死寂的南根〉,則以毁滅的方式達成永恆。崑南喜歡神話,在希臘神話中,嚮往自由的伊卡洛斯(Icarus)帶着用蠟黏合的翅膀振翅高飛,結果太陽的熱力融化了蠟,羽翼散落,最墮落海喪命。崑南說:「明知道飛向太陽一定會死,但他飛向太陽的信心比翅膀融化的處境更強大,這個神話的意義是告訴我們,這種毁滅性是人生的高潮,正如櫻花,總在最燦爛的時候死亡,我認為是最過癮的。」

與書名同名的篇章〈旺角記憶條〉,記錄了作家對旺角的感情,崑南的工作寫字樓曾在旺角區,達四五年之久,他亦曾寫了六首「旺角怨曲」的詩,輯於《詩大調》詩集中,在〈繁華好快——旺角怨曲之六〉,他以敏銳的筆觸,描繪旺角的事物:「一條彌敦道剖開了一張臉/斑馬線前大小風景來回閃現/我說我愛你,你聽不見/一架大巴士駛過,你的情緒激盪/我再一次聽到,小芳小芳/小芳因賣翻版光碟被拉了」有人說,崑南的小說很有電影味道,這點他自己也同意。連詩,都看到鏡頭剪接的畫面。

「未完,仍在續。」

《旺角記憶條》的原名是《情色工程大系》,只不過出版社選了其中一篇作為書名,崑南表示自己的創作元素並非建於情色之上,崑南說:「作者的千言萬語,其實,簡簡單單,只剩下兩個字:記憶。」崑南透露,有兩部小說將在明年初「復出」。文學道路雖長,作家的創作,依舊繼往開來。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崑南舞哉筆下
文:許迪鏘


曾經讀過一則關於日本十大長壽職業的報道,十大我只記得兩大,一是音樂家,一是編輯。編輯為什麼會長壽?我想大概是因為要用腦,而且得關心社會,緊貼世情,跟時代進步,這起碼不會有老人痴呆。我相信作家也應該包括在內,作家的日常作業,其實跟編輯差不多(都說作家的第一個編輯就是他自己),現當代中國作家,只要能熬過那十年,不少都能享長壽;在香港,劉以鬯先生應近百歲,文壇二爺—蔡爺和崑爺,都年過八十,難得的是頭腦靈活,創作不輟,而且常跟年輕人往來,一點不顯老態。

崑爺崑南其實是編輯前輩(劉先生、蔡爺當然也是),由上世紀五O年代起便編文藝刊物,我的朋友蜜斯駱對他一直心存感激,因為她還在「學生妹」時期,便已經給崑南發掘,在他創辦的《香港青年周報》和《新周刊》寫專欄。兩份刊物的銷路在當年曾一時無兩,「市場」十分成功。在創作上,崑南飽覽中西古今文學經典,出之以現代筆法,一開始便顯得「不同凡響」。我們一班朋友七O年代中上也斯的校外課程香港文學專題,他就常提到《地的門》的前衛,但那時誰都沒有讀過這部作品,在市面也早找不到,《地的門》彷彿成了一個傳奇。

八O年代崑南在創作上頗見沉寂,到九O年代再活躍於各種文學活動和聚會,仍是生龍活虎。二OOO至二OO一年間創作和出版長篇力作《天堂舞哉足下》,《地的門》也在二OO一年和二O一O年再版面世。西西給《天堂舞哉足下》寫了序,可能是西西給別人作品寫序的唯一一次。西西說:「《天堂》是《地的門》的姊妹篇,都有繼承,也有所開拓,文字簡潔,直率,直接對話採用方言口語,不避外語,不寫什麼『美文』,沒有哥德式或巴洛克式刻意的華麗和巍峨,樸實自然。節奏麼?明快,場面轉換是愛森斯坦式的蒙太奇。」

崑南興趣廣泛,精於星相學,能占星。他們這輩作家莫不如是,在文字上,也時或展露playfulness,既不失童真,舞跳得起勁,自然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下去。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崑南


原名岑崑南,香港作家,另有筆名葉冬。一九三五年出生於香港,五O年代開始寫作,曾主編各大報章副刊及撰寫專欄,先後創辦《詩朵》、《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報》、《新週刊》等刊物。現為香港唯一本土文學討論區網站主持之一。著作《打開文論的視窗》獲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詩集《詩大調》獲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雙年獎,小說《旺角記憶條》獲第十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曾擔任多屆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詩/小說創作坊主持,創作獎/雙年獎評審,其他作品包括《地的門》、《慾季》、《戲鯨的風流》、《天堂舞哉足下》。英文短篇小說《Killing the Angel》於二O一五年七月出版。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文:鄭政恆 人物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統籌: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著名香港詩人蔡炎培,筆耕逾半世紀,至今仍不時在各大報章雜誌撰文寫詩。詩人曾在《明報》工作多年,首本詩集《小詩三卷》正是當年採用《明報》紙餘裝訂出版,成一時佳話。曾以筆名撰「四毫子小說」,又曾寫馬經,詩中有引用馬匹名字,於是有「馬經詩人」之稱,一人多面,詩人無敵。本版訪問蔡炎培,細說從頭,並附一九七九年詩人羈魂訪問蔡炎培的精彩內容。


屈指一算,直至今時今日,五O、六O年代冒起的香港現代主義詩人,大多健在。例如馬朗和戴天遠在北美,崑南和蔡炎培一直在香港,崑蔡二人依然活躍,與年輕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我輩總是無大無細,但以「崑爺」「蔡爺」稱呼,以表敬意。蔡炎培早在五O年代開始寫詩,六十多年不輟,據說靈感高漲時,幾乎一日一詩。如果要概括地談蔡炎培的詩,我會說,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語言的實驗,古典的、白話的、粵語的、民間的、知識分子的語言,在他手中融會貫通,別創一格。蔡炎培以情詩表白心事,以時事詩諷刺世情,他的詩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性的,感情澎湃張揚,又總在個人風格之中,詩的內容及語言時雅時俗,甚至又雅又俗。蔡炎培一方面仰慕屈原、李商隱,也對何其芳和吳興華十分推崇,一些文人避忌的粗口和歇後語,他一樣手到拿來,據為己用,如是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蔡炎培說:「讀書破萬卷,重點在一個『破』字,有破才能有立,自成一家。我的啟蒙之書是何其芳的《預言》,很喜歡《古城》一詩,裏面就有一句『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蔡炎培早在一九五三年以筆名杜紅發表的《我為我們這一代歌唱》,以至整個五O年代的詩作,其實多少都帶有何其芳《預言》的影響烙印。

另一位詩人吳興華,蔡炎培號為「興華師」,早在《人人文學》雜誌已讀到他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吳興華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他的好朋友宋淇身在香港,宋淇將吳興華的作品,用梁文星筆名發稿到香港和台灣的文藝刊物如《人人文學》和《文學雜誌》,引起頗大的影響。蔡炎培深受震撼,在詩集《真假詩鈔》(2006)的後記,蔡炎培就敬錄吳興華的《彈琵琶的婦人》代為後記。《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的代後記為原刊《明報月刊》的《夢中作——寄興華師》,寫到「他們來到之前╱我已做妥這件事╱烹一壺茶╱沏好院子裏的落花╱滿心等待╱一場雪╱白了人間╱╱還給我們結繩的青青髮╱在水成月╱在雲近山╱而在姑蘇陷落後╱有人以鞋為舟╱過一種普普通通的生活╱或許同樣的夜晚╱沏一壺茶╱烹好了雪╱不理落花的喧嘩。」詩中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詩人靜心過日子,但求過普通、適意的生活,恰恰呼應吳興華致宋淇的一封信,略改王安石的《鳳凰山》,以表心志:「願為武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

報紙紙餘出詩集

蔡炎培推崇吳興華,他說:「吳興華是現代漢詩的奠基者,尤其是在詩體方面的貢獻甚大,他的天分殊高,節奏獨特,歌謠體、史賓莎體、十四行體都運用自如。」蔡炎培對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遇難的天才詩人念念不忘,我也急不及待告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年初推出了五卷本《吳興華全集》,比二OO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增補了多篇詩文。

當然,蔡炎培的詩確是難懂,早在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七年,他在《當代文藝》發表的《曉鏡——寄商隱》,就引發了「密碼詩」論戰。直至今天,難懂之議,也時有所聞。蔡炎培說:「無他,我的前半生,核心意象就是頭髮,女人是我創作的動力泉源。八O年代中開始,我已從『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無題詩句)的氛圍走出來,走向平白如話,但求多一個可能。文學就是貴乎可能。」

蔡炎培的第一本詩集是《小詩三卷》(1978),當時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大老闆金庸先生物盡其用,將印刷《明報》的紙頭紙尾,轉交明窗出版社改為印書。話雖如此,《小詩三卷》有談錫永的序言、國畫三幅,以及好友蔡浩泉的木刻版畫,其實裝幀也算得體。當時蔡炎培負責副刊,本想出版欄目「一笑會」的文章,但想想還是出詩集。

到八O年代,台灣出版人沈登恩為蔡炎培出版第二本詩集《變種的紅豆》(1984),詩作分為八輯,更有金庸的封面題字。書出版後,台灣詩刊的約稿不少,可是蔡炎培忙於《明報》的工作,應接不暇,也無力理會了。

蔡炎培的《藍田日暖》(1992)是詩作精選集,研究者相當重視這本書,因為此書如蔡炎培所說是一部「編年史」,由五O年代到九O年代的作品按年排列,最後以早年的傑作《彌撒》壓陣,這首詩僅四句,關涉蔡炎培文學生命的第一個要人海倫(王敬羲的四妹),真光畢業後赴廣州考大學:「還下着離離的細雨/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你輕輕地掩門,走了」。

至於蔡炎培自己十分看重的《中國時間》(1996),是出版於九七回歸前的第四本詩集,當時蔡炎培已離開工作多年的《明報》。蔡炎培說:「《中國時間》是我的代表作,用《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寫出來。」《中國時間》的二十首詩作既可分開來讀,但可以視為一首整體的長篇詩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蔡炎培不停出詩集,先有獲得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十項全能》(2004),新舊作品合成一冊,繼而是《真假詩鈔》。蔡炎培近十年來更一口氣出版了《水調歌頭》(2009)、《代寫情書》(2010)、《小說.隨筆.詩》(2011)、《離鳩譜》(2011)、《無語錄》(2012)、《從零到零》(2013)、《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明報歲月》(2015)、《偶有佳作》(2017),成績相當可觀。

我們的話題圍繞着《中國時間》一書,欲罷不能,索性將二十首詩由頭到尾讀一次。


《中國時間》以《歲次乙亥》和《一九三五》兩首開卷,乙亥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蔡炎培出生的年份,《歲次乙亥》由中華民族的圖騰、演化、歷史、神話說起,格局甚大,面對一個世世代代分開了的分裂的國度,詩人說「待我拾起千秋淚眼才說」,《一九三五》是關於當年的天災和異兆。《白楊》以「宋積詩╱民族血」之句帶出文學的意義。

《尋找馬克思──安源之路》和《尋找馬克思之二——酆都在望》都寫毛澤東,前者的地名是指毛澤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更引述毛主席《沁園春.長沙》的名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安源之路》是說毛澤東的崛起,《酆都在望》卻是說毛主席的末路,想像毛澤東往冥界鬼城。

之後《中國時間》的作品多說人或說事,建構情景和人物形象,《石舫》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風陵渡》寫彭德懷,《六君子》寫戊戌維新,又下接左聯五烈士,《風聲》寫孫中山先生,但也寫洪門的筷式杯碗陣,《會戰》寫外省老兵因為命運而與黃埔同期的兄弟在國共內戰戰場上相對,《將星沉》寫不敵解放軍而自殺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黃百韜將軍,相當悲愴,《又見春回》寫共產黨勝利以及開國大典,蔡炎培說:「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掛上的大紅燈籠,在一九九五以高價拍賣,成交價達千多萬,又見春回正是指經濟大潮。」但唯獨詩人記取開國英雄。

《中國時間》中的名作《弔文》,今年由香港大學音樂系的陳慶恩教授譜成合唱作品。《弔文》明顯是寫辛亥革命,鍾國強在《哭過一夜的孩子不是江──讀蔡炎培〈弔文〉》(收於文集《記憶有樹》)裏以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與蔡炎培的《弔文》並讀,分析與見解都精彩。然而蔡炎培說《弔文》「表面上是首悼詩,骨子裏卻是情詩」。他說心愛的人見不得,就在詩中見,詩中的江是某女子的姓氏,髮的意象也在詩中出現。詩是情詩,以民族歷史的角度看也當然可以。

《歸來》寫韓戰結束,詩人以悲憫情懷書寫。《七星燈》是《中國時間》中的另一名作,詩作寫文革,但男女之情的筆觸也俯拾皆是,愛與死、女人與家國好像叠影了。《小詩半首:King is not a subject.——邱吉爾》中的主席當然是毛主席,詩中寫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戰事中陣亡後,毛主席的說話、思緒和乾了的淚水。《清明:一九七六》寫周恩來,蔡炎培對周總理讚美有加,他說:「詩中的九時五十七分就是中國時間,也是周恩來去世的時間。」

《秋思》寫同一年毛澤東之死,《石河子一夜》寫艾青,石河子位於新疆,是反右運動後艾青流放之地,因此詩中寫道「有流放即有文學史」,而詩末「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似是引自艾青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蔡炎培卻說《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是馬朗發表在《文藝新潮》上一篇小說的題目。最後壓卷的《一江風》意在祝福中國的大地與人民,詩中提到景頗族,以及不同習俗和風光,是來自張錚與孫華聯合導演的紀錄片《雲南奇趣錄》。

蔡炎培六O年代的詩作

不妨借用嚴羽《滄浪詩話》的一段話:「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蔡炎培的詩,確不可窮其道理,正因無可掌握,但求見詩人的真性情,以及點通詩作的趣妙處。

《藍田日暖》、《水調歌頭》和《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是蔡炎培的詩作精選集,不同時期的作品兼有。蔡炎培的詩,有許多奇句,而且多在結尾。


《老K》是現代主義城市詩,寫電車稽查員的所見所想。一九五八年,蔡炎培考入台灣台中的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教育學系,卻因戀愛問題失意回港,到一九六O年,蔡炎培考入九巴作「鋸王」(即守閘員),詩中當然少不了市井的語氣(「吃飯緊張過做官」),歇後語般的句子(「一個有巢氏的後裔」,指髮髻如鳥巢的女人),也有俗話且一語雙關的曲筆,除了百姓的平視眼光,蔡炎培也用充滿現代感的詩行,站在更高之處看城市的日和夜、世界的常與變——「把風交給海把領巾交給風╱而當海之淨火╱猝然展開一個燈紅酒綠的世界╱世界在一個沉舟的手勢之中╱那時你可看見我和我的車獃在那裏」。

蔡炎培聽從生命中第三個女子許氏的勸告,在一九六一年回中興大學讀書,這一年他寫了存在主義式的作品《賭之為博》,翌年刊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他也在回台復學前寫了《廊椅的少年》給少年好友王無邪。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蔡炎培在台灣,恰恰是六O年代《創世紀》與超現實主義的高峰時期,蔡炎培跟瘂弦熟稔,六O年代中,蔡炎培的詩作刊於《創世紀》、《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和《海光文藝》,在一九六三年,他也將詩作《樹》從台灣寄到香港的崑南手上,刊於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刊物《好望角》。

當時蔡炎培人在台中,他回憶道:「面對感情與現實的兩重壓力,站在瘋狂的邊緣,幸有吳興華譯介過的黎爾克(通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醫好了自己的心病,立刻在大雨中的中興大學操場狂奔,突破了心理關口,隨後寫了《致左手》和《冥蝶》兩首詩。」

小說.隨筆.詩


感情問題以外,還有現實的生活問題,《運通大押》刊於香港的《海光文藝》,卻是蔡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寫於台中。他回想當時家道中落,只能到當舖押詩,幸好之後不單找到家庭教師的工作,更因《自由青年》徵文比賽得小說組第三名,獎金甚豐,有旅費北上探望朋友然後回來香港。

《青簡》是蔡炎培六O年代時的力作,曾刊於《大學生活》。《青簡》是美麗的情詩,古典的意象加上五四以來新詩的語言風格,收結的「每扇門窗都隨着影子擴大了╱我把你的世界擎在掌心」更是上佳的句子,影子是虛的,可以象徵過去的幻影;門窗是實的,外在的世界與景物因心中的情感而變化,最終收歸於自己——不過,蔡炎培絕不濫調,如果是:「你的世界常在我心」,就寫壞了;他寫:「你的世界擎在掌心」,就具體而新鮮,且言有盡而意無窮。蔡炎培說:「《青簡》固然是情詩,但也是為召喚中華民族之魂而作,詩中也有憂時憂國的心迹。」

最後我們談到兩首六O年代末的詩作。《纜車徑》用了口語開頭,再有老香港的海陸交通工具描述,收結的「再上一級╱許是當年」是奇句,空間的距離一下子竟變成時間的距離。

《事件》曾刊於《盤古》,詩中明明是他輸了,但是「我被選為首席華人代表╱派去推開那道門╱發現一個很資本主義的口」,奇就奇在尾句,改變了詞性,整個行動形象化,但也很超現實。蔡炎培說:「《事件》的創作,是因為生命中第三個女子結婚,消息刊登在報紙上,想不到這首詩突顯了香港重商資本主義的本質。」

到一九六九年,蔡炎培與小說作家朱珺結婚,由胡菊人和戴天主婚,當晚到場者還有蔡浩泉,蔡炎培在當年寫了《受傷的婦人》和《初夜》,人生打開了另一頁。

從《小說.隨筆.詩》一冊可見,蔡炎培除了是出色詩人,也擅寫小說與隨筆。由《日落的玫瑰》(1966)與《風孃》(1966),到《蔡炎培情史》(1986)、《結髮集》(1987)和《上下卷》(2006),蔡炎培的小說在浪漫的情節中,見現代的心理描寫,總具有真情實感,一方面好像郁達夫和早年的歌德般自剖感情,另一方面又靈活地運用詩化語言展露內在的心理意識。而他的隨筆信筆而寫,簡明直接,文壇掌故都寫得幽默風趣,評論也觀點明晰。

蔡炎培的近年詩作中,我個人十分欣賞為詩集點題的《離鳩譜》,《離鳩譜》一組三首,首首動情且動人,起首的《死亡冊上》,先說母親年老失憶離去,最後卻道「戰爭的陰影並沒有過去」,人間苦難還是放不下。中間的《山中傳奇》,末段如下:「山中七日╱我已買棹歸來╱老母親死去了千年╱芙蓉如面╱柳如眉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老母親終歸一死,但歸來遊子心中,卻是芙蓉如面柳如眉,歷久還新。最後的《大河源》,以自然景物一路襯托,又化情入景,從生至滅,由六月頭一天寫到「早春來了╱白頭鷹展翅,高枝上有兩隻雛嬰」,由死至生,總結整首組詩,《離鳩譜》組詩堪為蔡炎培晚近的大氣之作。

蔡炎培談到以詩論詩之作《焦點問題》,再一次提出「一首能讀的詩每每是心靈的探險」,「言之未必有物;有物未必言之」,詩就是徘徊於晦澀與明朗、簡接與直接兩條路之間。《〈曉鏡——寄商隱〉小識》中他回望「密碼詩」論戰,也說道:「現代漢詩的『晦澀』與『明朗』,一直爭辯了幾十年。依我看來,這與詩的『間接』與『直接』最有關。而詩,『間接』的作品居多就是。」

所謂「密碼詩」論戰,是因為蔡炎培以筆名林筑,在一九六七年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發表了《曉鏡——寄商隱》一詩,未料兩年後宋逸民在《萬人雜誌》發表《「密碼派」詩文今昔觀》說密碼詩「打翻鉛字架」,徐速以《為「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反擊,另附林筑的《曉鏡的創作動機》,於是萬人傑在《星島晚報》發文,也在《萬人雜誌》發表宋逸民、賣油郎、方光的文章還擊。

培正詩派和《明報》歲月

半世紀過去,如今看來,蔡炎培的詩晦澀,是因為他間接地寫,但總能夠令人驚奇、妙悟或有所感,他的詩讓我們看到語言實驗後所提純的個人風格,也看到詩如何迂迴地達到比直接更直接的效果。

最後,我們談到培正和《明報》。

蔡炎培和我是培正中學的師兄弟,他告訴我培正詩派的詩人名單:梁宗岱、夏侯無忌、蔡炎培、馬覺、淮遠、陳智德(陳滅)、鄭政恆。我想如果可以編輯出版一本詩集,收錄七人詩作,意義應該相當重大。

蔡炎培又說:「我從台灣回到香港,一時未有穩定的工作,由於老朋友蔡浩泉約稿,暫且以寫四毫子小說為生。」如今看來,《日落的玫瑰》與劉以鬯的《酒徒》、崑南的《地的門》、西西的《東城故事》,正是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四部重要作品。

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蔡炎培入《明報》擔任助理編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也十分忙碌,人工也相當微薄,兩個小孩出生又令他百上加斤,於是兼校初版的金庸作品集,又為簡氏兄弟的馬評錄音作抄寫。

走筆已近尾聲,如何為這篇文章作結呢?容許我抄錄蔡炎培老友戴天的專欄文章《璽璽和炎培》,也許這就是詩人最真確的寫照吧。「炎培在現實社會,歷盡滄桑!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會世故起來,甚至使些小手法。炎培卻嘗試過而不成,使用過而不高明,證明他在生活的各種挑戰下,雖想適應而終因壓抑不住詩情,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

(部分書影圖片來自「香港文化資料庫」,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怎耐一個詩爺了得
文.許迪鏘

在香港的文學圈中,大家以「爺」相稱的,一時想到的只有兩位,一是「崑爺」崑南,另一位自然是「蔡爺」蔡炎培。

在姓名後帶一個爺字,當然要有一定年紀,更重要的是有一定地位。所以周星馳人稱星爺,對較他年長的拍檔吳孟達,稱達仔。但有年紀有地位未必一定稱爺,香港文壇一代宗師、比崑爺和蔡爺年長的劉以鬯先生,沒有人叫他鬯爺。中文用字就是有這點竅妙,能夠稱爺的,年齡地位之外,還要有一種特立獨/異行的個性,有我行我素的灑脫磊落,總之站出來就讓人覺得與流俗不同。此也所以爺之稱號,是人給的,不能自封,在粵語中,「你阿爺我」只出自魯莽自大(其實源於自卑)不識好夕的人之口,會給人(背後)嘲笑的。

蔡爺的詩,自是別具一格,廣東話、粗話入詩,他早開先河,連詩集名稱也因帶(疑似)「粗字」而(懷疑)被官方拒絕資助。他不介意別人叫他「馬經詩人」,他寫馬經,據說寫得像詩一樣。他寫詩,倒不像在寫馬經,但有人詬病他寫詩評像寫馬評,雖然,這種玩世不恭,其來有自。他為人愛玩,不知是否有旁人湊興,近年介紹他時,簡介中有「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項,他也不置可否,其實從事文學創作的,任誰都可以是諾貝爾文學獎「等候被提名人」,被提名不是太值得大書一筆吧。

蔡爺以詩鳴,自然也以蔡詩人之名自豪。而詩酒不分家,蔡爺自然也愛喝酒。蔡爺喝酒有他獨特的風格,他逢飲必醉,千杯醉;大部分時間是一杯亦醉,醉了就唸詩,說前塵往事,繼之以哭。在詩人中,應以他感情最豐富,尤其一進入詩,即近乎忘我。我曾怕他借醉而有什麼驚人舉措,始終就只是一詩二鬧三哭而已,他其實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畫家黃仁逵談到蔡爺曾說:「一個踎在投注站的男人好難聯想到詩人。」蔡爺之為爺,倒正在於此。他和我另一位同樣姓蔡人稱蔡頭的已故畫家朋友都愛賭馬,我們也難以聯想到口袋插馬經多於畫筆的男人是個畫家吧。從蔡爺和蔡頭身上,也許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和藝術的某種特質:作品展現強烈的個人性格(不止於風格,強烈的風格不一定蘊涵個人性格),不拘成規,在地,不避俚俗(蔡頭曾以金銀衣紙作畫紙)。不認命(做人與藝術與其他),所謂「香港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詩風》專訪

編按: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時間》尚未出版的年代,蔡炎培接受《詩風》創辦人羈魂訪問,談創作,談詩觀。三十多年,純真不變。

羈:怎樣引發你對詩的興趣呢?

蔡:相信是由於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吧!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日軍佔領香港,祖母隨口作了一首歌謠,訴說香港的淪陷;她一面唱,我一面抄錄,可惜現在記不起來了。有時,她更打一些謎語給我猜,是她在鄉間聽回來的,很通俗也很有趣。到了四年級時,又讀了一些古文、唐詩,開始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說起來,「古典」和「民間」兩方面對我影響較大!

羈:除了這兩方面,觸發你寫詩的,還有什麼?

蔡:生命。我有一個伯婆,無子,家人自小把我過繼給她;記得那年她在鄉間病逝,我趕回去奔喪,只見她緊握一手,似有所待,更有蒼蠅在她面上飛舞。登時,很感「悲涼」。

羈:你真正接觸「詩」、激發寫詩的念頭,又在哪時呢?

蔡:大約在一九五二年間,我在力匡和夏侯無忌主編的《人人文學》中,讀到「梁文星」(《詩風》編按:即「吳興華」)的詩,十分喜歡。從那時開始,三十年代的詩人,如何其芳等,已不能滿足我了。

羈:那麼,你什麼時候才正式寫詩,並發表詩作?

蔡:約在一九五四年左右。那時《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版文風很盛。王敬羲、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西西(藍子)、黃俊東、盧因、區惠本、扎克、逸雲等,都有投稿;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筆名卻有多個:詩用「杜紅」,散文用「夢美」,小說則用「P.S.」。

羈:你對自己的詩作,又有何看法?

蔡:我的詩是為一個靈魂而完成的。我詩中的「髮」,就是一個「圖騰」。《小詩三卷》出版後,我希望寫出《中國時間》;這需要忍耐;不知道我能否忍耐下去。

羈:從事了詩創作二十多年,你在風格、題材等方面,有沒有改變過呢?

蔡:求變當然有。但「基調」卻始終如一,就正如一條弦發出不同的音響。事實上,《中國時間》纏得我好苦,三年來,一直意識着非寫不可……

羈:剛才你提到「意識着非寫不可」,是否就如一些詩評人說的以「知性」寫詩,而從前則用「感性」?

蔡:我不同意把詩分為「知性」、「感性」!詩其實都是「浪漫」的,只有「顯性」、「隱性」之分。我倒同意談錫永的分類,詩只有兩種:「感人的」和「動人的」;他把戴天的詩歸入後者,把我的列人前者,也許這會較明確地把握我的詩風。

(節選自《詩風》專訪蔡炎培,一九七九年二月)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蔡炎培



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二戰前移居香港。一九六五年畢業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一九六六年進《明報》編輯部,一九九四年離休。筆名杜紅、P.S.、葉影予、易象、陸醜、李孝桐等。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有《小詩三卷》、《變種的紅豆》、《藍田日暖》、《中國時間》、《十項全能》、《真假詩鈔》、《水調歌頭》、《代筆情書》、《離鳩譜》、《小說.隨筆.詩》、《無語錄》。小說文集《結髮集》、《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英國劍僑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OO五年,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OO七年,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OO八年,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香港也有巴士詩人

【柏德遜‧對倒】香港也有巴士詩人(上)「我的生活沒這般唯美」
撰文:陳芷慧


美國獨立電影界巨人沾渣木殊喜歡電影,也喜歡詩,尤其愛美國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一位有名的醫生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於是他拍了《柏德遜》的故事,既寫平淡的鎮,也寫一個會寫詩的巴士司機柏德遜,如何在刻板的生活中擠出詩意、在詩人身份上糾結徘徊。電影落幕,想起我們的香港也有一位巴士詩人。

柏德遜是一名巴士司機,每天開工前都會寫詩。(電影劇照)

香港巴士車速沒這般浪漫

1.

柏德遜他每天醒來慣性地看看手錶,6時10分,然後才轉身看看在夢境邊緣的妻子。晨光穿過窗簾擱在妻子黑黝而細滑的背上,很美,然後聽過妻子一輪奇怪的夢話,他才正式起床。柏德遜是一個巴士司機,每天走同一條路上班,同一條路下班,駕着巴士遊走相同的路線,他的人生從沒有 一條分支,或一條多餘的路。開車前,他例牌翻開他的神秘筆記簿,寫上幾句詩,直至他那厭世的同事來發囉唆,他才開動巴士。

香港詩人鄧阿藍說香港巴士司機分秒必爭。柏德遜清晨六時起床,他三時就要起床了。(陳芷慧攝)

2.

「如果喺香港,啲巴士行得咁慢,就死得。」鄧文耀說香港巴士車速沒這般浪漫。文耀90年代加入巴士公司當巴士站長,做了18年。香港巴士早起,五時半出車,文耀每早凌晨三、四時就起床。文耀口裏常說做任何事要具有「匠人精神」,巴士班次要排得細緻。疏導巴士站的人潮,大概就像宮女疏理慈禧太后錯綜複雜的髮絲,掉一根髮絲可以影響國運;少一班車次,巴士站會淪陷,「一個站隨時積聚幾百人。」

在瀑布旁吃飯寫詩的奢侈

柏德遜放飯時間,都到附近瀑布公園寫詩。香港詩人呢?(電影劇照)

3. 柏德遜居住於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人與鎮同樣的安靜、樸實無華。午飯時間,他踏着比缺燃油的巴士還要慢的步速,攜着一個灰綠色的鐵飯盒,來到柏德遜最有名瀑布公園,飯盒中有他太太的相片和太太親製的杯子蛋糕,他咬了一口,拿出他那神秘的簿子,繼續早上開車前未有完成的詩:

「我們家裏有很多火柴…
燃燒 或許為了你愛的女人燃起第一根煙
此後就不再一樣

我是煙 你是火柴
或者我是火柴 你是煙
……」

4.

「在繁忙時間中
乘客差點擠爆了車窗…
車長剛剛駛到站頭
急步的走去小解
又趕回來載客開車

車長流着汗水
巴士噴出嗆人的廢氣
灰煙黑煙糾纏着

長長的工時
沒有用膳時間
站長快快吞一口飯菜
忙碌地簽發
各線的路程車
再走到月台前維持秩序

工作枱上的飯盒
已擺得生涼了…」

《錢箱更加滿瀉 出車率不足的的巴士路線》節錄 鄧阿藍

阿藍曾寫一首關於巴士司機與站長工作苦況的詩。(陳芷慧攝)

巴士上寫作,還是忙過生活才能寫

昨夜香港電台電視節目訪問了一位詩人鄧阿藍,今天同事問文耀:「那人是你嗎?」若非有人認出來,文耀絕對死口不認。阿藍,就是文耀的筆名。同事半笑半諷:「你呢啲文化界嘅人,做乜嚟做站長啫!」文耀只能回:「這些節目只是文化上交流,我不是明星。」97年,他參加了藝術發展局藝術家資助計劃,給他10萬元作為一年的創作費,出版一本詩集《一首低沉的民歌》,詩集只是一本細小可以袋進褲袋的拍子簿,就是他平日上班帶着的簿子,有時候他只帶幾張廢紙,免得讓同事看見他又在搞文化界的東西。他說飲食是實際,要完成生活的事情才去寫。

要融入同事的圈子,對孤僻的阿藍而言,比跳火圈更難。他曾經長守一個巴士站,還是覺得人事太複雜,他頭腦簡單處理不來,於是向公司申請專責做替工。哪個站長休假,他就去替更。但遇上颱風、車禍等交通擠塞的突發情況,要調動班次,並非站長說一句要調就調,要靠站長與各路車長平日的關係何如。阿藍還是要硬着頭皮去融入同事間的火圈。大家不能談文學,他們就談車。其實這不是阿藍的個性,他只為了生活,「盡量做到揾食的模式」。

加入巴士公司以前,他還做過貨車、有錢人、廠巴及的士司機。午飯時間,他都是一個人獨自離去,同事去吃大排檔,他就選一間最平的茶檔,他說不是他選擇價錢,而是價錢選擇他。同事說三道四他顧不着。

電影中柏德遜與妻子日常生活畫面都很唯美。(電影劇照)

5. 神秘的筆記簿與公諸於世的詩

回家後的柏德遜,話依然不多。家裏經常躲進地牢裏的書房寫詩,每一晚都是妻子牽着他的手步上大廳,跟他情話綿綿。妻子着柏德遜看着她的眼,妻子對他說,他的詩屬於這個世界,不要把它們關進自己的簿子裏。面對把著名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記錯成的Carlos William Carlos的妻子,柏德遜打從心底裏笑了出來。「拜託你周末就把你的詩集影印一本也好。」妻子哀求,柏德遜很疑惑,卻只好唯唯諾諾說好。

6. 八年沒寫詩的空窗期

「詩,是個人的,不能留存,也是美好。」若非為了生活,阿藍從來沒想過要出版一本詩集,始終合約訂明一年內要完成創作,創作不能隨意,是一種負擔。除一本詩集以外,他在巴士公司工作18年年間,斷斷續續有8年沒有寫詩。他只是怕,怕他筆下寫的盡是基層和工人如何被剝削,老闆會怎樣想呢?想起家裏有一妻兩兒,還是不執筆為妙。他說,詩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最重要是家人生活的安穩。

鄧阿藍與柏德遜的妻子都喜愛藝術。(電影劇照)

過於夢幻的婚姻

雖然因為寫詩而認識太太,阿藍卻未曾寫過情詩,就連結婚時也沒買婚戒,沒擺過酒。因為他不相信物質,而婚姻亦不像婚戒的圓滿。婚姻是很現實的生活,他甚至說柏德遜和妻子的浪漫是沒有可能,導演的想像過於純情。

兩地基層詩人生活,截然不同。(電影劇照)

7. 回家的路

記者致電阿藍,通話一小時多,17次斷線,阿藍不斷致歉,解說為了省錢,用了一個較平的電話網絡。記者邀約他去看《柏德遜》,他說其實很喜歡電影,卻很久沒有看過。年輕時要選一條適合自己走的藝術路,電影太奢侈,於是選了文學。文學中又選了詩,最適合他這種工時長的工人去發展。至於電影,他沒有放棄,看影評如看了電影。《柏德遜》落幕,阿藍說柏德遜的生活就是他想過的日子。因為柏德遜的房子很美,回家的路有花,有草,有陽光,一座粉色系獨立式的房子,而阿藍回家的路,是暗沉沉狹窄長廊,還有悶悶熱熱的風,那就是他從前住的舊式公屋。

鄧阿藍與柏德遜都曾被問過一個問題:「你是詩人嗎?」(電影劇照)

8. 你是詩人嗎?

柏德遜最後有沒有出版詩集,可以在電影中找答案。只是電影終結,一位日本詩人問柏德遜:「你是詩人嗎?」柏德遜晃了一下。

9. 在香港電台第八屆香港書獎頒獎禮上,阿藍是其中一位頒獎嘉賓,他同樣被問過這道問題。他搖頭說不,說:「香港不能做詩人,我未有這種感覺。政府沒給藝術家一個生活保障,社會未有給詩人一種尊重和肯定。」

鄧阿藍說「有感受,生活才不會乏味。」,這同樣是柏德遜如何在刻板生活中自得其樂的原因。阿藍的詩,被稱讚充滿戲劇感,《柏德遜》卻拍出平淡的詩意。只是,阿藍的詩都是悲的較多,這與他前半生經歷有關。

《香港01》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柏德遜‧對倒】香港也有巴士詩人(下)「飢餓對我的打擊很大」

美國獨立電影界巨人沾渣木殊電影《柏德遜》剛在香港上映,講述一位居於美國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一位會寫詩的巴士司機柏德遜,他的生活刻板,卻能寫出一首首淡淡回甘的詩。

香港也有巴士詩人──鄧阿藍。三次見面,阿藍都是穿灰色的襯衣,他的頭髮稀薄灰白,從他瞳孔看出去的世界也是灰曚曚的,詩也像海水撞擊涯岸吐出灰白的泡沫。他說:「我的生命過於悲哀。」


兩地「巴士詩人」柏德遜與鄧阿藍「對倒」的生命

鄧阿藍88年畢業於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後本應應徵巴士司機,公司見其成績優異,讓他當上巴士站長。(陳芷慧攝)

我對飢餓很恐懼

50年代,阿藍小時候家住觀塘翠屏道,俗稱「雞寮村」的貧民寮屋區。父母都吃萬壽膏,他看過父母在床上蜷縮如顫抖中的蟲。父親經常在外,甚少回家;母親去賣粥,就把他們三姐弟關在木屋中,他們像巢中等待燕母餵吃的鶵燕。靠餅乾碎支撐至晚上十一時,母親還未有回來,阿藍驚恐得到神枱前上香,「除了肚餓,還怕母親吸毒,在街上橫屍街頭。」事實上,他11、2歲時,好久沒有回家的父親就在土瓜灣的藍球場上倒斃。「因此,我對飢餓很恐懼。」後來,姐姐因為太飢餓,逃了,沒有再回家。

「光禿禿的頭頂/面對着燒毀的寮屋/雙手乾瘦微微顫動/吃力地扒了一口/飯餸吹得涼了/唾沫像眼淚/年老掉剩的牙齒/酸酸痛痛的/又咀嚼到沙粒」
《咀嚼》鄧阿藍

阿藍的詩多寫基層生活及工作苦況。(陳芷慧攝)

「我從不氣餒」如草的生命力

讀至小學四年級,他就沒有再讀下去。那四年的小學,都是斷斷續續。母親賺到幾個錢,就上學。沒錢,就退學,因此轉過好幾間學校。11、12歲就出來做童工,第一份是替報檔派報紙。那時他個子還小,腳不夠長去踏成人的單車,他就側坐,單腳踏遍觀塘區,「為了生存,危險也沒法子。」那時雞寮村在山丘上,附近有不少小型工廠,他又到鞋廠打工,有人到工廠查牌他就躲起來。能在工廠打工很好,因為工廠不時會向街坊派飯,能否搶到一啖飯,消息要靈通。農曆七月十四,工廠在街上拜祭,會拋龍眼、豆、碎錢,家家戶戶的小孩都出來搶。「我們撿吃的都是無主孤魂的食物。」阿藍說。

記者問阿藍曾否想過自殺,他直認不諱。然後他又說,自少就很喜歡草,在書友簽名時也會會附上一個草字。因為草,是很有個性,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它有粗有幼,有不同形態,冬天枯萎,天氣和暖又再長出來。平凡的植物卻不被珍惜。「是生活,強逼我們要有生命力。」阿藍說。

阿藍喜歡草,是很有個性,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它有粗有幼,有不同形態,冬天枯萎,天氣和暖又再長出來。平凡的植物卻不被珍惜。「是生活,強逼我們要有生命力。」阿藍說。(陳芷慧攝)

自修文史哲 獲青年文學獎

影響阿藍成為詩人的,有三個人。兩位是小學時讀夜學的學姐,「她們的鼓勵對我是一種力量。」阿藍退學,過了一段街童的日子,是一位學姐把他從爛仔堆中撿回來,像母貓用口擔着孩子離開險惡的世途一樣。「她叫我要認認真真去讀書。沒有一張沙紙,揾食好艱難。」

後來,阿藍就到附近的社區中心找娛樂。67暴動後,政府為教化大眾,聘請導師在社區中心開辦興趣小組,他在那裏遇上一位哲學系畢業的導師。他跟說:「你一定要認認真真去讀書。」導師當然不知阿藍的家境,阿藍就自修文史哲,從西方的笛卡兒、尼采、沙特,讀至中國的儒道思想。他的詩,也在社區中心一本油印的刊物刊登。1973年,鄧阿藍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

乘客的對話都是柏德遜刻板生活中的樂趣;對阿藍而言,乘客的故事悲哀比快樂多。(電影劇照)

環境令我成為微型人

「我的生命過於悲哀。」鄧阿藍的詩,與《柏德遜》中William Carlos William所寫的都是生活的細節,不同的是阿藍無法寫出喜樂。「詩,在存在於生活。書本無法教出一個作者,因為創作是有彈性,不是某一個學系就能培訓出來,而是要投入生活,找到一條自己獨特創作的道路。」「環境令我成為一個微觀者。」這句話他經常掛在嘴邊,我看着他那瘦弱彎曲的背,就想到他把自己縮少得像野草的卑微。他意思是自己讀書不多,既然寫不出史詩,他就寫生活,從前寫個人,後來寫社會。「別人無法想像我這些隨時消失的生命。我們連生存都幾乎談不上,還談什麼偉大?每天都怕媽媽不能回來,在死亡的邊緣,飢餓對我的打擊很大。」他要想像世上有比他更飢餓的人來安慰自己,不要著眼於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到深水埗去察看籠民的景況。「連外國狗隻生活的籠也比他們大、被善待,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鐵絲條條生鏽/一個籠民抹過睡眼/在寒冷中挨着/拉緊不稱身的衣領/舊報紙又再閱看/望着狗展彩色的圖片/回味着變成寵物的夢。」
《籠民的夢》節錄 鄧阿藍

柏德遜於午飯中能有時間寫詩,對阿藍而言是一種奢侈。(電影劇照)

年過40歲讀大學

80年代,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開學士學位課程招生,無需學歷。「我自修多年,好想測試自己的能力。」於是阿藍報讀文史系,讀大學的四年間,每周兩晚搭船過大海去學院上課,1988年畢業那年,他42歲。「若非我努力自修,根本讀不上。」畢業後,他本想找一份中學教師工作,誰知學校說只能聘請英聯邦政府認可的大學,「有少少糾結,少少失望。」他唯有到巴士公司去應徵。

阿藍感謝導演沾渣木殊讓他對詩人生活有一個美好的想像。(電影劇照)

的士司機教曉我什麼是貧富懸殊

上大學以前,他還做過有錢人、廠巴及的士司機。他說當司機,因為喜歡車的速度,讓他忘憂。當有錢的人司機,他學會什麼是勢利的眼光和無理辭退;當的士司機,卻學會什麼是貧富懸殊。「山頂客全部都是獨立式的屋。入到去好似仙景咁,歐陸式風情的建築物,如果我唔係揸的士,呢世都去唔到。」;他又到過新界的窮鄉僻壤,載過獨居的老人。「總之,看到悲哀多於歡樂。」客人上上落落,無數的故事,他就只記得這些。「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位無人陪伴的老人說要往南朗醫院(善終服務醫院),我心裏一沉,就知道那是我送他最後的一程。」

感謝導演讓我曾有美好的想像

電影落幕,還未步出影院,阿藍說《柏德遜》那種悠閒寫詩的生活,在香港根本沒有可能,卻感謝導演給他兩小時美好的想像。他看過不少關於詩人的電影,唯有《柏德遜》拍出他的共鳴,「平淡中見生活感。」長而又長的工時、急速的節奏、世人眼光,壓力混和於刻板的生活,如何滴漏出一點詩意?「有感受,才使生活不至於乏味。」大概這就是詩人的氣質。

(陳芷慧攝)

•鄧阿藍,原名鄧文耀,早年參加端風文社、秋螢詩社。
•1973年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
•詩作曾發表在《70年代雙週刊》、《秋螢詩雙月刊》、《中國學生周報》《詩風》、《香港文學》等。
•曾任職工廠工人、的士司機、巴士站長。
•1984-88年於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兼讀文史學系課程取得學士學位。
•1998年出版《一首低沉的民歌》詩集。
•其詩被香港藝術學院院長張秉權博士稱讚充滿戲劇感,更被列入其戲劇教材中。

《香港01》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鄭明仁: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辦報差點賠命 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
鄭明仁

皇甫河旺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訪問了《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由岑先生憶述他於日佔時期辦報的遭遇,道出報人在日敵環伺下是那麼的無奈。皇甫教授於同年十月亦訪問了另一位香港資深報人賈納夫先生。賈納夫受訪時七十二歲,在《星島日報》服務逾四十年。

一九三八年他參與創辦《星島日報》,歷任《星島》總編輯、主筆、星系報業有限公司秘書。香港淪陷時他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二年六月,《星島》改名《香島》繼續出版,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底香港光復後恢復使用《星島》名稱),他的遭遇和岑維休有類同也有不同,兩人同被日本憲兵召見審查,賈納夫更遭恐嚇會被槍斃,他因此辭職不幹。賈納夫後來與社長胡好(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兒子)戲劇性逃離香港,最後因日本人向胡文虎施壓,胡好和賈納夫無奈只好返港「重操故業」。今天刊登的內容,是由賈納夫口述當年日寇如何佔領《星島》報社,再以胡文虎作人質迫令《星島》恢復出版。賈納夫亦憶述了他本人因新聞內容「泄露軍事秘密」被憲兵關進牢裏嚇至半死的經過。

抗日的日報 我們都得逃命

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是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參政員。一九四一年,他在重慶開完會於十二月六日回到香港,那時香港已經很緊張。八日就打仗了。從八日到廿五日,全香港九龍炮火連天。我們《星島日報》在炮火中繼續出版,沒有電發動滾輪印刷機的時候,我們用平板機印刷,報道戰爭的情况,一直支持到廿五日英軍投降前一天。那個時候報館一團糟,避難的難民來了,糧食也沒有了,水也沒有。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們年輕,什麼也不怕。

香港淪陷後,胡文虎先生連同重慶來的要人一齊被拘留集中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即現在畢打街的中建大廈,是香港頂有名的一個酒店)。香港那個時候社交,富商大賈、大官都住在香港大酒店。香港大酒店旁邊就是告羅士打酒店,即現在置地廣場。那時香港連半島酒店只有三家酒店。日本人把香港大酒店闢作拘留所,重慶那些要人包括陳友仁(很有名的外交官,曾經做過外交部長)、顏惠慶(外交家,民國初年曾任外交總長)、周作民(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錢新之(江浙財閥代表人物之一,和杜月笙合組中華實業信託公司)以及胡文虎先生都關在裏面。

日本人來了第一個前哨站,就是佔領我們《星島日報》。因為他們從北角登岸,一直從天后廟道打到銅鑼灣,再打到灣仔,一直是遇到抵抗的。最後在中環還沒有投降以前,就佔領星島報做前哨。那時候,報社把門封起來,裏面已經是亂糟糟了,銅模呀什麼都打爛了。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先生家住虎豹別墅,虎豹別墅沒有什麼事,沒有給日本人佔去,保存得很好。

《星島日報》是抗日的日報,所以我們都得逃命。但什麼地方也逃不了,我還有母親、父親、太太、三個小孩,只好逃到《星島日報》隔壁樓上一個醫生家裏躲着,我們是老朋友。

日軍到處去找人,先把胡好社長(胡文虎兒子)找到了,日本人無論如何要我們馬上出報紙,胡好說,沒有紙沒有人,怎麼出報紙呢?他們說你去找啦!結果把我和幾個同事找到了。電、水沒有,鉛字也沒有,連字盤都亂了,只好收拾起來。

十二月廿五日英國人投降了。這天是聖誕,投降了以後,市面還是很亂,日軍到處搶東西,到處殺人。日軍的馬夫到處強姦人,好像世界末日。過了幾天,秩序稍微恢復了一點,日軍成立了報道部,同時搬到滙豐銀行做香港佔領地總部。那時,胡老先生已經給關起來。日軍要我們恢復出版,我們說沒有紙,他們搬紙來。經過一段時間,《星島》、《華僑》,還有好幾家都照常出版了。那時候,內容也無所謂了,報道部配給米、油當作是工資。

星島變香島

過了一段時間,胡文虎先生被放出來了。其他被抓的重慶要人都用飛機送到上海去,上海是淪陷區。到一九四二年,好像是五月底,日本軍報道部說《星島日報》不要出了,要改組為《香島》,因為香港應該是重新來過,可是《華僑日報》還可以保持。《星島》於是從六月一日改為《香島日報》。(鄭明仁註:由於白報紙供應短缺,也為更容易控制輿論起見,日本軍政府強迫把當時的十一家報紙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合併變為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加上隔日出版的《大成報》,就是六家)那時候報紙都在軍事控制下,所有的報紙都要送去檢查。檢查的時候,每篇稿子都要蓋印,蓋了印之後才可以發表。他們蓋的人叫做「檢閱濟」。廣告可以不檢查,不過那時候沒有什麼廣告。

香港以外的消息全部來自同盟社和海通社,德國是用英文發稿的。《香島日報》因為紙張不夠,最初是一張半,後來是一張四版。那時候的工作人員差得太遠了。《香島日報》第一任總編輯是從前我們晚報的主筆,他叫傅鏡冰,也是老前輩。從日軍攻打香港以來,《星島》的總編輯便是他。傅鏡冰是大近視眼,《香島》開始不久,他就不幹了。於是,就由我來代。

我做總編輯,有一天,憲兵隊傳我去。去到那兒一看,全香港各報的總編輯都在。這個隊長全副武裝,佩着槍,進來。經過翻譯說:「你們都來齊了,以後,你們發的新聞稿要當心。」我們不知道什麼事。後來,他說你們可以走了。「你不能走。」他對着我說:「這段新聞是從哪裏來的?」他打開《香島日報》。我一看,是灣仔一個貨倉失火的新聞。「這個稿是我們記者訪問回來的囉。」我答。

「你的記者呢?」「在報館裏。」我答。「這個新聞你看過了沒有?」「我沒看過。」我說。「你做什麼總編輯呀?」「我們港聞版的編輯做完,給我看看大樣就算啦。」我答。

「不行,我不認識港聞版的編輯,我只認識你一個人。你存心發表這個新聞的,讓重慶的知道。你知不知道這貨倉是什麼貨倉?」我說:「我不知道。」「哼,你知道,這是海軍的貨倉。」「海軍貨倉怎麽樣呢?」我說。「哈哈,泄露軍事秘密了。你不能走,我現在要扣留你,查清楚你。你要是喜歡回到鯊魚涌去,我就送你回鯊魚涌去。」

辭職不幹了

鯊魚涌就是香港邊境,到自由內地必經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說把你槍斃。我帶了一個翻譯去,他是個老頭,已經嚇了個半死。我不懂日本話,聽不懂他說什麼,當然我不怕啦。後來,那個翻譯把話翻譯給我,他就走了。他們把我拉進牢子裏,這簡直是地獄,已經關了很多人,半死的都有。他派了一個人看守我,還派了一條狼狗監視我,動也不許動。哎,這次真是無妄之災了。

下午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八點鐘,有一個中國的「憲查」(鄭明仁註:香港淪陷後,部分華人警察被邀請繼續當差,職稱改為憲查)來了。「你為什麼不吃飯呢?」我說我吃不下,就是一點飯一點梅菜,我吃不了。我說:「你可以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替我到報館去告訴我的老闆?」他說:「用不着了,你老闆已經知道了,你放心好了。看這個情景不怎麼嚴重,要是嚴重,老早打你半死了。」下大雨,正無聊的看着窗門,我們那個牢子正靠着窗門。「賈先生,怎麼還沒走?」一個人問我(就是那當翻譯的老頭)。我說這真是笑話,我連動也不能動,我站起來那狼狗就起來了,我怎麼走?他說胡好先生已經保了你出來了。我說,你去跟那個守衛的說吧。

他們日本憲兵隊是四個守衛,排排坐,守衛隊中一個士官囉囉嗦嗦的不知說什麼。這個「翻譯」告訴我,「是叫你回去寫一個悔過書,有事情傳你來,隨傳隨到,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後來,我跟胡好先生說我再也不幹了。錯了一個字我要坐牢,還要賠命。我說:「我不幹了,我走了。」結果,我真的是辭職不幹了,幹不下去嘛!我經過兩次差一點就死了。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賈納夫口述歷史二之一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廿九日)

既辦報也救命 賈納夫口述歷史
鄭明仁、皇甫河旺

作者按:今日繼續摘錄皇甫河旺教授的「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皇甫教授一九八一年訪問了《星島日報》前總編輯賈納夫,由他概述其任職《星島》四十多年的所見所聞。上一篇刊登了賈納夫憶述他在香港淪陷初期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時遭日本憲兵欺凌的親身經歷。今日則選錄了他跟《香島》社長胡好「逃亡」的經過。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和胡好藉口帶領足球隊到澳門出賽,瞞過日本人順利抵澳,輾轉去了桂林抗戰大後方。然而,沒多久,日本人以胡好父親胡文虎作人質,逼令交人,賈納夫無奈返回香港重操故業;同時也摘錄了賈納夫憶述一九四三年香港因為糧荒導致死人無數的慘况,以及胡文虎和香港幾位名流合組公司到外地辦米回港救濟災民的過程──

我代了一個月總編輯,胡好先生就計劃要逃出這個淪陷區,到大後方去(作者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桂林成為華南抗戰大後方,大批文化人在該地辦報、演劇宣傳抗日),跟我商議,我說我也跟你一道去。這件事是很秘密的,不讓胡老先生(作者按:胡文虎)知道。那個時候很難出去,香港人要是出去的話,要領一種叫「渡航證」。「渡航證」是要通過憲兵批准才可以買船票。那時候唯一的交通只有船,由香港到澳門,鐵路還沒有恢復。「渡航證」領了以後,還要去檢驗大便。日本人的管理很嚴,檢驗大便是看你有沒有傳染病,還要打防疫針。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跟胡好先生藉口帶一個足球隊到澳門去比賽。我們的足球隊是很有名的,騙過了日本人,溜到澳門去。在澳門,白天我們不敢出來,澳門雖然是中立國家葡萄牙的地方,但佈滿很多日本軍隊的特務,日本人的勢力很大。也有重慶的特務和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在那裏。我們幾個人到了那邊就消聲匿迹,到晚上才出來。在那兒等交通工具進內地自由區去。結果等到中秋節前後(我記得九一八紀念是在澳門度過的)才坐了小船,從澳門經廣東肇慶到西江,然後到廣西梧州,由梧州上桂林,到桂林就是大後方了。

向着自由 逃到革命大後方

我和胡好溜去澳門的時候,副總編輯是何建章(作者按:何建章戰後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我就請他代。那時報紙規模很小,《香島日報》出紙一張,不過是應付日本人罷了。同時,捲筒紙最缺乏。捲筒紙是由日本軍部報道部配給的。每一個報館都配給定量的紙。所以每天出紙幾版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內部的工作人員減少了很多,不過十個八個。當時的記者有李才藻、周鈺宏、張明溪、程寶琦。雖然日本人把胡老先生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他生病,就准許他回到虎豹別墅去休養,並到養和醫院就醫,可還是受監視。

社長和總編輯都逃了,在香港的日本人就向胡文虎先生施壓力了,「你趕快叫他們回來,不回來不行呀,面子過不去」。老先生說:「他們走了關我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嘛。」真的,他不知道。日本人說,你看看怎麼辦。結果,他派人到梧州找到我們。胡好說:「老賈,你敢不敢回去?」我說:「無所謂。我回去,他們不會怎麼樣為難我。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啦。」他說,還是你回去幫幫老先生好。因為那時候,我兼老先生的私人秘書。結果,我又從澳門回來了。

再回香港辦報

一回來,日本憲兵隊就抓我去問話,那時的憲兵總部就在跑馬地。那個憲兵隊長說:「你們在澳門什麼活動我們都曉得,你老老實實的招認出來好一點,到底你們去幹什麼?踢什麼足球?」我說我根本是好玩兒,我也不是國民黨員。「你當心呀,你回來後每天的工作、行動,我們都知道,你不要亂來。」我說:「我沒有什麼,你不要警告我,我的父母、妻兒都在香港,有戶籍的。」於是我又回到工作崗位。

胡老先生倒沒因胡好的事受到什麼壓力。因為胡老先生一輩子是以做萬金油的生意為主。他平生捐很多錢做善事,香港很多慈善機關受他捐助。那時候香港鬧糧荒了,沒有米吃,港幣四元才換得一塊錢軍票。胡文虎先生的永安堂萬金油成了貴重物資,甚至有人拿萬金油當貨幣使用。儘管是這樣,港幣不值錢,軍票也是不值錢。物價高漲,米少,所以窮人很多。初時還可以支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三年初,餓死很多人,大家都回鄉去了。那個時候,香港只剩下不到三十萬人(作者按:淪陷前香港人口約一百六十萬)。經濟蕭條,報紙的銷量當然也不好,所有的新聞不過是些官式新聞。

我們每人只靠每天配六両四的米,六両四很少,兩頓飯也吃不飽,有的時候,沒有米配,就配給糧票,要到米站去輪。油呢,一個月只配四両。我們拿回來軍票的薪水,不夠養兒女。每一個人都沒有營養,瘦的瘦,病的病,我差不多病死了,因為得了瘧疾。而且日本人喜歡就殺人。我們有個編輯叫周鈺宏,他是編國際版電訊的,上海人,他也逃不出去,因為有兒女在這裏。他案頭上有一張照片,是一個日本軍人的槍上了刺刀。我問他為什麼把照片放在這兒,他說:「這個照片警告我,隨時可以給日本人這樣一槍刺死的。」又說:「我們幹這一行呀,登錯一個字就要命了。」

當時很多香港的慈善機構像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還是繼續地辦,可是缺乏經費、糧食及油、糖、雜糧等。於是胡老先生就跟香港幾個名流發起組織一個公司,到外地去辦米回來,救濟災民。當時香港幾個大米商也沒有生意做,因為交通中斷,米唯一的來源就是泰國、印尼等都沒有船來。只有向中國大陸買米,最近的就是廣州。胡文虎先生等人成立的公司叫中僑公司,唯一的任務就是到廣東去辦米來香港。不加運費,不賺錢,照原價賣給或免費送給慈善機構——老人院、保良局、醫院、東華三院、孤兒院等。

用萬金油買米做慈善

胡老先生去買這些米不是用現金,而用萬金油的廠價(沒出廠的價錢)去換米回來。這樣做首先要通過香港的總督(日本人總督),那時候是磯谷廉介,這人很有中國文化,他是日本佔領香港後第一任總督。他對胡老先生是相當尊重,他說,買米的事情,我原則上是支持你,但是,你要去廣東買。

我們就陪胡老先生上廣州,與那個時候的汪精衛政府的廣東省政府省長接洽,請他賣米給我們。省長說,米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民間出產米的是在三角洲(順德、南海、番禺、中山)一帶。那省長還說,除非得到那時候偽政府一個軍長的合作。他叫李朗溪,是一個土霸,所有三角洲的交通、米、出口、進口都是他控制的。於是,胡老先生就與李朗溪洽商,他一口答應。他說,你們做好事情,我幫你們忙。頭一批米用三條船運出來,一出珠江口,就被土匪連米帶人統統綁去了。我們沒辦法,又找這個姓李的。他說,我無論如何給你辦好。事隔三個月,才放這些米來到香港。

那時候,盟軍開始空襲香港,重慶差不多三兩天就來空襲香港。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看這個情况是沒法子待下去,所以就帶了家眷,經過澳門回到廣州。一方面,我們在廣州還有中僑公司。胡老先生當時去了澳門,日本人准許他到澳門去,他一直到香港光復才回來。

重光之後恢復《星島日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我仍在廣州,胡好先生從重慶坐船坐車回到廣州,接收廣州永安堂,以及《星粵日報》的產業。《星粵日報》本來規模很大,但還沒有出版就抗戰了,所以《星粵日報》社址還在那個地方,可是一部分機器都運來香港辦了《星島日報》。《星粵日報》後來始終沒有出版。

我們見了面,胡好就派我坐「鄉渡」到澳門,於九月三十日坐「電扒」(作者按:噪音很大的電船仔)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跟廣州陸上交通還沒有恢復。香港當時簡直是一個荒島,馬路上都是難民,沒有糧食,也沒有電力供應,只有幾部人力車。

我是跟在淪陷時退到澳門去的那些義勇軍復員回來,乘坐他們的船。我一回來就馬上見胡老先生,他已經從澳門回來。我請示他將來怎麼樣,他說,你留在這個地方準備恢復《星島日報》好了。不久,胡好先生也回來了,在灣仔原來的灣仔道恢復《星島日報》。

(二之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片來源:胡文虎基金會)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