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回到塵埃未落時──訪樊善標

樊善標(作者提供

樊善標(作者提供)

《真亦幻》

樊善標是我讀中大中文系時的老師,平時叫他樊生,他去年在中大提前退休。兩個月前,見山書店幫他出版了《真亦幻》,副題「香港散文及非虛構寫作探析」,核心是散文等非虛構的文類中,能否、如何、為何虛構的問題,以此穿起他多年來的香港文學史研究,觸及冷戰期間香港左右交鋒下的文人處境。我特別喜歡寫左派葉靈鳳和右派易君左那兩篇,放在一起更有對照意味,在意識形態的歸類下,二人其實各有掙扎與灰色地帶。這最少是文學的一種提醒吧。

訪談在結業後的見山書店進行,由《真亦幻》談到舊香港,我笑說想起常覺得尚欠一套文人版《一代宗師》,南拳北腿曾匯聚一處,髮型師也是武林高手,樊生竟因此說起楓林小館的歷史。最後談及樊生學術生涯的回顧,竟無意中又回到他與散文的因緣。

■答˙樊善標

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二十六年,前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散文集《發射火箭》及詩集《暗飛》等,編有《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散文卷一》及《香港文學大系 1950-1969:散文卷一》等。

■問˙郭梓祺

著有《積風集》、《無腔曲》及《一道門》等。

問:我設想對不熟悉你的讀者來說,或會覺得《真亦幻》文不對題,內容不全都在回答序言提出散文虛構的問題。

答:這問題問得好。書中文章橫跨有十年左右,呈現了我看散文的方法,以及究竟我希望在散文裏面研究些什麼。每一篇文章各有核心問題,編選時就要想用怎樣的一條繩去束起他們,於是出現了本書的題目。這才發現,原來我一直關注這問題。雖然未必每一篇都是正面回答,但回過頭來看,這些文章都觸及散文虛構這大問題的某部分或某個方向,東鱗西爪,所以的確不全是直接回答。

問:似乎是你儲了一堆case study後,問題才浮現,我想知道那個問題的生成過程。

答:我現在才體會古希臘人說,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做了很多年研究之後似乎終於懂得了問題應該怎樣問,但回看書中最早的文章〈三位散文家筆下香港的山〉,竟發現日後的思考方向原來已經若隱若現了,當然背後許多相關的東西那時候並不了然,直到為這書寫完前言,便知道最大公因數就是這問題。

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很理論的人,我喜歡實在的東西,我的論文幾乎全部都是case study,但如果要在學術界生存,你不可以只是停留在case的說明,而多少需要提升到理論的層次,把論文集中起來看,就發現我的文學史研究,往往連結到文類本質的問題。

問:關於文學本質,有人會當這是個應然的問題,例如散文應不應虛構,但你似乎當成一個實然問題來處理,即歷史上真有一堆我們叫做散文家的人,曾用不同方法去虛構。我覺得最有趣就是葉靈鳳和易君左的對比,年代相近,但代表了政治上的兩端,又在六七暴動這轉折點上最強烈地分道揚鑣,一個積極支持,一個離港赴台。你寫他們的幾篇文章也最直接觸及虛構和身分之間的問題,最吸引我。

答:對,因為那個是我最近的研究,代表了我目前的看法。在我過去有關於散文的研究裏,我發現真正關心的話題正好結穴於葉靈鳳和易君左。

在一個叫文學創作的保護盾之下,你要在散文中虛構非不可以,像淮遠那樣似幻似真,沒有人會說絕對不行。但是去到日記和回憶錄,如果有虛構或者不實成分,就變得嚴重了,你說那個應然的問題就來到我面前:葉靈鳳的日記和易君左的回憶錄會遇到什麼質疑?我有沒有辦法幫他們解釋?

葉靈鳳的問題還小一點,他在寫日記,本來無意發表,而且你看不到他造假,他只不過是沒有把一些面向寫出來。易君左就不同了,我發現他在台灣時期因親國民黨立場而改寫回憶錄。如果從應然的角度,那就只有譴責一途;但如果放在文學史研究,我覺得這種不實還有話可以為他說:會否有些情况,寫作不一定是你自己決定寫還是不寫,也不可以根據你自己的想法來寫,那你就可能會變成易君左了。當然中間有寬闊的灰色地帶。你想生活得好一點,或希望有退路的話,有些事情你可能逼着要做,那些事情可能只是不光彩,但也可能嚴重至不道德。話說回來,他在香港時期寫的,你又何嘗知道真是事實?

我的〈前言〉好像對黄錦樹有很強的質疑,反對他認定散文虛構是個良知的問題,但我是不是替一切不實的人辯護呢?也不是。我想說的是,在某些情形之下,那個人那樣做或許有一些可原諒的理由,如你不願意理解他,對歷史曲折處的體會就少了一點,但這不等於說要包容一切的人。

左派葉靈鳳的藝術品味

問:也注意到你留白的地方,像寫到左派的葉靈鳳長期任職政治立場親台灣的《星島日報》,有金錢以外的理由。

樊:在那時代什麼人叫左派呢?我認為主要跟他的社會關係相關。葉靈鳳固然任職於親國民政府的《星島》,但他主要的發表園地是左派的《文匯報》、《新晚報》、《大公報》 ,他最好的朋友是左派文化人羅孚。他不喜歡什麼人呢?正是易君左。他也不喜歡《星島》。我們很明確知道他的生活圈子、社會關係主要屬於左派,思想上也同情甚至該說是站在中共的革命立場,他完全可以轉到左派機構工作,或者只替左派刊物寫稿,生計不會成問題。為什麼不呢?我認為是出於政治以外的原因。他年輕時的藝術修養和品味、對文學的取向,全部都是歐洲現代主義那一批,這些東西在四十年代以後的中共底下是被批判的,《星島》反而可以容納這些東西。

問:對,他喜歡Aubrey Beardsley。

答:我在書中也舉了另一例子,他在左派的《新晚報》寫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羅孚說你不要這樣寫,應該如何如何,給了他一批資料。葉靈鳳勉強地因應這些資料去修改,改完,羅孚仍說不行。葉靈鳳在日記裏面隱晦地透露出不滿,最後把文章登在自己編的《星島》副刊上,所以那是葉靈鳳的另一個面向,可以比較從容展現自己文藝趣味的地方。

他成名早,《星島》需要一些有文化光環的人在裏面,而《星島》就算說右也右極有限,因老闆胡文虎是馬來西亞人,用的畢竟是自己的錢,不依靠國民黨,跟國民政府嫡系的《香港時報》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星島》對葉靈鳳來說,有些他不能夠直接講出來的吸引力。他後半生留在《星島》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年輕時講過,最幸福的生活是看書,看書是他生命裏第一位的事情,之後寫些東西以賺錢給他繼續看書,哪怕有時要寫些商業化的東西,這種委屈他也甘願。

問:剛才你似乎為散文、傳記、日記哪個更容許虛構做了個排名,可說說?

答:不是說我容許,是一般人認為如此,你寫散文如果真要虛構還比較容易得到原諒,但日記通常是寫給自己看的,竟然也作假,一般人應會覺得不能接受。但我不這樣看,我認為寫日記有時是一種自我治療,這個治療不是想要騙人,是要騙自己。所以我談散文、回憶錄、日記時,不是在對文類能否虛構提出一個從寬到嚴的尺度,我仍然不是在應然的層面討論。

香港人身分探問

問:我覺得你《清濁與風骨》有一段話,可用來歸納《真亦幻》:「統合性的大體系往往是後人建立的,在建立過程中,原始材料的某些差異被忽略了,說法間的縫隙被填補了。如果古人復生的話,他會讚賞後人比他們想得周密宏大,但這並非他們原來的想法。」感覺對葉靈鳳和易君左這些早有定論的文人,你也是想找回一些說法間的縫隙。

答:哈,我似乎一生都在唱反調,總覺得沒那麼整齊的東西。看來整齊,是因為你沒有用放大鏡去看,你的倍數夠高的話一定看到不齊。但我也有一個分寸,就是尋找那些不齊之處時,會同時自問究竟我的居心是什麼呢?

回頭看,我覺得居心就是要質疑過於簡化的左右之分,我覺得左派或右派都不止那樣,不是批評他們表裏不一,只是覺得人性就是那樣複雜。

問:讀這書時隱隱也感到你在想什麼叫做香港人,對講得太窄的香港人身分有些反感?

答:應該是反過來,是做了這些研究之後,才體會到不應該這樣看香港身分,當然我在《清濁與風骨》附錄那篇〈一個中文系學生、教師的香港身份反思〉也說過,「我的父母親在四、五十年代移居香港,我是家族在香港出生的第一代……僅僅是這個背景,我就無法接受太狹窄的『香港身分』界定」。

我不是將日常生活的感受投射到研究,而是在研究的過程裏自認為找到合理的理解材料方法,這種理解也幫助我組織起自己對現實生活的感覺,我想這就是讀書明理。我只是發現了一些看來是左的人,有些右的言論;反之亦然。我想還原這些人的凹凸。

問:結果你說那個居心是什麼?

答:我覺得意識形態掩蓋了很多東西,我想揭開意識形態的布幔。

問:想起你書中說「重新體察塵埃還未落定的狀態」。

答:我喜歡張愛玲在〈燼餘錄〉說,「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一般是聽不到它們在唱什麼,但偶然會有心酸眼亮的一剎,好像聽到一個旋律。她在〈自己的文章〉裏又說,「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能夠斬釘截鐵是因為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強權壓制下來,文學正正是呈現那些灰色地帶,指出意識形態多麼虛妄或者霸道。

右派易君左及香港言論自由

問:可否回頭說說易君左?

答:一般人認為易君左依附蔣介石,歌頌蔣介石的東西寫過不少,他的親人也有在國民黨裏面有官職的,他的朋友也很多屬於右派,所以表面上他是一個親近政治和右派的人。1949年國民政府撤出上海之前,易君左運用他的人際關係,坐上了飛往台灣的班機。他最初在台灣辦雜誌,似乎有建基立業的計劃,但九個月後就轉到香港來。他的兒子原在國民政府的海軍服役,當時被指控是共諜,監禁調查,以易君左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聯繫還是沒法子營救。他在台灣時的日記透露了對台灣社會不那麼有信心,後來的回憶錄當然不這樣寫。在專寫香港十八年生活那本回憶錄裏,他說由台灣到香港是為了擴大三民主義的影響,為國家盡力不必局限於台灣。

問:哈哈。

答:我覺得日記真實一點,他來香港其實是想找條生路。他有意疏離政權,不想再吃政治飯,但他心思很細,不想斬斷所有政治關係。

若你仔細看,易君左不止有政治面向,首先他有不同範疇的創作,有小說,有散文,新舊體詩都有,此外也是書畫家,在香港的後期任教於浸會學院。六七暴動後他到了台灣,在台灣發表的回憶錄,很多內容改寫自香港時期所寫的散文,但為了附和台灣政府的意識形態,就出現了不少耐人尋味的修訂。在港時期不代表他什麼都可清心直說,香港也有香港的原因令他有些塗飾,但香港的限制和台灣的不一樣。我認為可以通過易君左的例子,說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鄭樹森教授說那時期的香港是兩岸三地最開放的地方,容許左右派思想;李少南教授則謂殖民地有很多新聞法令,其中1952年的最嚴苛,一位說香港是言論最自由的地方,一個強調管治有多嚴苛,究竟誰對誰錯?我想法有點騎牆:自由是一種感覺,我讓你說你想說的話,你就覺得自由,那條法令雖然限制言論,但當時港英政府最關注的是不可以詆毀香港和英國政府,而那些南來作家最想罵的或是大陸政府或是國民黨,對英國來說並非禁忌,所以鄭樹森也對,李少南也對。

這就是我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我不是將它放在一個抽空狀態,而是放在特定時空和語境,那幫人追求的言論自由是什麼,當地容許的言論自由又是什麼。易君左這案例讓我看到,在一個不是政治主導一切的環境之下,作家會有怎樣的表現,這要與他後來生活的、一個以政治標準作主導的社會互相對照,才能看出來。

但我也不相信非黑即白的說法,以為沒有政治就很好,我不敢下一個這麼大的判斷。因為當時的香港雖沒有左右的政治束縛,但也不能講太多殖民地壞話,另外商業味道特重,文化根基淺,所以文化人在香港其實也不很開心。

問:但那時也有美國援助?

答:「美元文化」其實不是做了很久,當然《中國學生周報》一直出到七十年代。易君左不是主動離開美援,而是美援結束。但他賺到錢就出雜誌,想自力更生。我在《香港文學大系》的五十年代散文卷計過一些數,因為香港人口增加,報業很繁盛,如你在報紙裏寫稿,可以為生得不錯,唯一缺點是沒保障,你跟編輯的關係要很好,令他一直給你園地。

易君左作為舊體詩詞名家和五四運動健將這背景,令到他容易拿到寫作園地,其後一路致富,租屋變成買屋,到浸會教書時生活很不錯,還有錢去幫兒子在台灣買樓。所以他離港赴台前的重要考慮就是去到台灣,還可否過這樣的生活。我認為他對香港有歸屬感,本想在香港終老,如果不是因為六六和六七兩次社會動盪,令他覺得這個地方不安全。

問:跟他右派身分有關?

答:六七是,但六六不是。天星小輪加價暴動純粹是社會不安 ,但是你看他在回顧的時候只強調六七,但六六時他其實已籌謀着離港,所以主要是因為社會不安,到六七引向政治就更加嚴重。說起來錢穆也是同年離港到台灣。

問:他跟錢穆有交往?

答:應該是互相認識,但是又不是很熟的朋友。

一代宗師,北學南移

問:我常覺得尚欠一部文人版《一代宗師》,五湖四海各個門派都聚集港,髮型師也可能是個武林高手。

答:你這樣說有趣。錢穆很幸運,當然也因他努力,仍可用他之前的獨門絕技去跟江湖人物相見,但是有些人就不行了。你知道以前大圍有間楓林小館?

問:知道。

答:他那個老闆姓彭,廣東人,在上海讀西洋文學系,譯過書,二戰前曾在香港做過英文教師,香港淪陷時走難回鄉,四九後再來港,沒機會教書了,就在沙田開餐廳,生意愈做愈大,雍雅山房也是他的。不過他本來是個文人,所以經營餐廳之餘仍有寫作,在《星島》發表。

所以如你所說,既是「一代宗師」,也是北學南移。可能常人眼中某個坐一旁的糟老頭,或《功夫》裏那獅子吼的包租婆,都是各有各身世且身懷絕技。我就想挖掘這些故事出來講。

問:我好記得余英時來港時,師從錢穆,住在深水埗,不遠處其實就是李小龍跟葉問拜師學藝,我常幻想少年余英時與少年李小龍在街角擦身而過的畫面。

答:我編《香港文學大系》五十年代散文卷時,第一件事就是寫這班作家的傳記,我特別想知道幾個年份:生卒,第一次來香港的年份,定居香港是何時。有些人戰前曾住香港,四九後又再回來。另一些則是戰後首次來港,有了這些數字後,畫面就立體多了,譬如黄康顯在八十年代出版、講香港文學史的書,就曾用「難民文學」來形容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難民就是沒有歸屬感。

但再看我就發現,那時對香港有強烈抗拒的人,來港時都不到三十歲,例如齊桓(夏候無忌)、百木(力匡)、秋貞里(司馬長風)。但長一輩五十歲以上的,如易君左和左舜生等,則完全沒這種心態。這很值得探究。

我的解釋是,後生那輩在文學裏表現出來對這地方和時局的不認同,有時確然是心情,有時則是文學主題或風格的選擇。你可以專選開心的東西寫或者專選不開心的寫,作品不一定直接反映生活狀態。

一九四九分界線

問:你一路做香港文學史研究時,有沒有些東西徹底倒轉了你原來的想法?

答:當然有。例如「難民文學」的說法我以前也相信,因自己讀到的原始材料太少。另一發現,是左派和右派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有很不同的內涵。四九是一個極端界線,令四九後回顧過去的歷史論述,和四九前的當下情勢描述常有顯著的分別。

我在前作《諦聽雜音:報紙副刊與香港文學生產(1930-1960年代)》談到的薩空了,就是生動的例子。他四九後在內地曾官拜新聞總署副署長,抗戰時則曾在香港,可能已是共產黨員,我沒有看到文獻證據,但他最少屬於左派,1938年在香港主持《立報》復刊。《立報》原在上海,1935年由獨立報人成舍我創辦。有人說成舍我親蔣介石,但當時國民政府是合法的中央政權,《立報》的立場不見得可以用日後的左右派政爭來理解。這報紙很受歡迎,也有公信力,上海淪陷於日軍前主動結束。薩空了在八十年代的回憶錄說,他在香港重辦《立報》用的是共產黨的錢,負有宣傳任務。

薩空了顯然認同社會主義的理想,但他去到二戰結束後的想法,仍是相信未來的中國可實行歐美式的憲制,多黨並存,共產黨可以是多元黨派裏面其中一派,國民黨不要消滅它。

問:只有四九前才可這樣說吧。

答:有些同情左派的知識分子,想像未來的中國社會,參照系統不一定是蘇聯。後來當然不同了。薩空了還寫過一本談新聞理論的書,現在看來很有意思。他說最理想的新聞傳播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傳播自己的言論,而不是由少數人獨佔了報道消息的工具,這個理想有點像現在的自媒體。

退休回顧

問:不如回顧一下你的學術、教學、寫作生涯,退休似乎很適合做這件事。你研究時喜歡看那些不能齊整歸納的縫隙,如你用這眼光看自己,又會如何?

答:就是讀的都不教,教的都不寫。最早是這樣,幸好後來不是。我大學研究古文獻,做三國時代吳人韋昭注釋的《國語》研究,但一日也沒教過。入中大後學系要我教古代文學史專題,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只好選與博士研究同時代的,便是建安文學。回想起來,即使在任教大學的最初期,我似乎已經萌生了一些和後來頗為一致的思考方式。我本來擬定的題目叫做「建安文學的形成」,後來上司覺得範圍太小才直接叫做「建安文學」,其實我想探問的是後世所認定的「建安文學」特色是怎樣被歷代論者一層層塑造而成的。這種解構的角度又見於我後來的其他研究。怎麼一開始就這樣呢?可能是性格決定吧。

問:也可能是你看世界的眼光,所以不論在哪個範疇都一樣,有點skeptical。

答:對,總是選擇人人都認為是真的東西去懷疑一下。更直白地說就是喜歡駁嘴。我接觸現代文學也很偶然。我青少年時代沒怎樣創作,最想學寫舊體詩。大學畢業那年偶然參加了中文文學獎,竟然得到散文獎冠軍,就是收入《力學/[]》的〈街鼓樓風〉,後來也寫些散文投稿和參加比賽。可能因這原因,到某年學系剛好欠缺一個教現代文學專題的人,就找了我去教,我便開設了「六十年代以來港台的散文試驗」,講余光中、淮遠、林燿德等,散文能否虛構的問題也是那時開始思考的。

問:你似乎由始至終對散文都有某種偏愛?

答:最初就是因為散文的門檻低,又因為得獎有些甜頭,慢慢就看得較多。看得多,你就有把握講些東西,所以很早就覺得如果我要放棄古文獻而研究現代文學,範圍就會是散文。所以應該是由創作帶動研究。

問:創作與研究之間,是互相滋長抑或也有掙扎?

答:我這個人很少掙扎。我始終覺得在大學環境裏應該要以研究為主,創作是另一回事,所以我的創作量很少。讀研究院時,甚至擔心要是寫得多了,有些老師可能覺得我不務正業。

問:哈,但真會介意的老師都不會看這種書吧。

答:哈哈,可能因為我覺得有身分問題,我想要有一個確定的身分。

問:幾好笑,這個是跟你研究葉靈鳳相反,你就是說他可以有幾個不互相衝突的身分。

答:後來才知道人生可以這樣嘛。我想這跟個人生命力和自信多強多大有關。我不是那種人,我不覺得同時可以做到那麼多事情。

問:好,為免有讀者覺得訪談這問答體就是真實的全部,用什麼話結束好呢?真—亦—幻?

文˙郭梓祺

編輯•朱建勳

(《明報》2024年4月22日)

2024年4月21日 星期日

陳韻文:何以鴉雀無聲

2017年愚人節,「城寨」劉細良與夫人鄺穎萱那天格外有誠意,可能因為要推銷將出版的新書《鏡頭下的歷史》。那當下,鄺穎萱提到同橋叔聯絡《南華早報》,索取他幾十年來拍攝的新聞照片;「《南華早報》申明那些照片的版本去到最後就在橋叔手上,《南早》說他們也沒有。」向來口才便給的劉細良此刻在旁含糊應和:「啲相我哋都冇。」最後說到《鏡頭下的歴史》,原來分精裝和平裝出售,精裝訂價三百港元。鄺穎萱要求以Email預訂,期限至四月三十號,而那天正好是四月一號。我請香港的友人速赴官塘「城寨」買兩本精裝。


劉細良與鄺穎萱對談影片(《Video Platform》2024年4月17日)

兩本攝影册甫抵達多倫多,迅即掛個電話去溫哥華給朋友,說要送給他一本《鏡頭下的歷史》,話線另一端朋友聞我言,登時轉冷,語聲乍然變調,問我書的封面顏色。當告知是黑色,他已斷言:「我有另一本。」其冷絕語調令我頓覺蹊蹺,不禁多問兩句。他悶聲不響傳來另一本《鏡頭下的歷史》的封面照,那下面的簡單Caption,力記橋叔這攝影冊面世的年份──2006。

方度的封面,貼頁邊的上下兩邊,是令心眼舒坦的寬闊白銀橫框;亮燈細瞄,兩度白銀當中長長的照片拼圖,交疊綜錯的撼動畫面;問他:橋叔幾時跑到非洲去?他失笑,說那是香港的孩子說暴風雨中船翻了,波濤中嚎啕的孩子瀕臨絕望,拼命攀住水邊忘情伸出的援手。橋叔在那緊張關頭逮住雨淚交錯的情境,交出他當時澎湃的情懷。我看着橫條上百感交集的畫面,朋友的責問如當頭棒喝:「橫風橫雨襲港的情况妳怎麽忘記了。」

《鏡頭下的歷史》2006年版本的封面設計一角(陳韻文臉書2024年4月20日)

鏡頭前後好些事,要是不問,不可能知情,特別是內情。從封面底下小粒小粒的字與字母,問出S.U.C.C.E.S.S. 是「中僑互助會」的英文縮寫。這本2006年出版的攝影冊,正是「中僑互助會」幫會員陳橋印刷,亦可說僑叔為協助中僑籌募經費,拿出他的精心傑作。「中僑互助會」惠及自世界各地來溫哥華定居的僑民或難民,會員眾多;我左問右問,直接又間接的問到,那一本黑色封面的《鏡頭下的歴史》出版之後,劉細良避見橋叔,中僑會員三番四次請他與橋叔茶敘,請他給橋叔一個交代,結果如何?有說不得要領,有說仍在《南早》辦公的舊同事曾幫橋叔說話為他奔走,甚至有人慫恿橋叔提訴,又有說橋叔最後只拿到一隻「手指」,而那隻手指正是2006年中僑編印《鏡頭下的歷史》之時,僑叔交給編輯的。因為篇幅所限未能全部納用,而那些遺珠,卻被劉細良用上了。

昨日在橋叔喪禮上,橋叔的大女兒悼念父親之時,將《鏡頭下的歷史》兩個版本都放上幻燈片,在劉細良那本黑色封面下,有英文字申明:這是未經陳橋同意印刷的攝影冊。記得,六年前,我曾問那拒納2017黑色版本的朋友橋叔近況,朋友言外有意,喟然說:「橋叔年邁矣,身體不好,橋叔女兒說她很擔心。」

劉細良在2017年出版的這本攝影冊昨天在橋叔喪禮內,以幻燈片放出,照片下有英文字申明:這是未得陳橋同意刊印的攝影冊。(陳韻文臉書2024年4月20日)

聞斯言我不敢再東問西問,可有時,特別在深夜,腦門後浮現片片聽來的影像:橋叔女兒半夜見房中燈下,父親將兩本攝映冊左揭右翻,呆對案頭上幀幀舊照。有時驀然回想到那些間接又間接傳予我的口述影像,我恍見自己立於那半掩門板外,見靜房中燈光寂然,我想進去問好;有時無意中瞥見照片內橋叔側影,似要轉過頭來,可又把心事留住;如今帶着心事他遠去,然我仍有還未問的問話,見應該說說話的人不說話,見麻雀吱啾,可又見烏鴉無聲,我問因何無言?我思過半。

陳韻文臉書2024年4月20日)

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悼陳橋

陳橋逝世終年 96 歲 本港首代華人攝影記者 內地難民逃港照成經典

陳橋在 2017 年曾經返香港。(圖:楊德銘 facebook)

【Yahoo 新聞報道】本港著名攝影記者陳橋逝世,終年 96 歲。陳橋家人指,他在加拿大溫哥華時間 4 月 6 日中午,在當地醫院安詳離世,家人陪伴在側。陳橋早在 1956 年加入《英文虎報》,3 年後轉往《南華早報》任職攝影記者,直到 1987 年退休。被行內尊稱為「橋叔」的陳橋,見證香港無數大小事,不論是內地難民逃港、六七暴動、香港前途問題,還是城中普羅百姓的生活,他都以相機拍下。陳橋的新聞攝影廣受認同,除了曾獲得 6 項世界新聞圖片榮譽獎(Honour Certificate, World Press Photo),亦在 1985 年獲得英女王榮譽獎章(Badge of Honour)。

陳橋早在 1950 年代中已經做攝影記者。在六、七十年代,Nikon F 是不少攝記的主力相機,陳橋也不例外。 (Photo by Post Staff Photograph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7 年,移居加拿大廿幾年的陳橋返港,跟一班攝影記者見面跟受訪,亦展示了他當年的攝影作品。(Photo by 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唔做「賣魚仔」轉揸相機

陳橋 1927 年在香港出生。少年時代遇上日軍侵華,他跟家人曾經返到東莞石龍的家鄉暫避,曾經做過鐵路的粗重工作。陳橋在香港重光後回流,跟隨母親在西營盤的正街賣魚維生,但後來不想再做「賣魚仔」,在姑丈介紹下就到了虎豹別墅,以木箱攝影機替遊客拍攝即影即有相片,這是陳橋第一份跟攝影相關的工作。

1956 年,陳橋得知《英文虎報》聘請黑房沖曬員,遂辭去替遊客影相的工作,加入報業。陳橋在黑房接觸不少攝影記者的相片,而他後來也成為一名半職攝記:除了要繼續處理黑房工作,也被委派拍攝不同的體育賽事。

獲取了攝記基本功,陳橋在 1959 年初轉職《南華早報》;另一邊廂,多宗新聞大事亦在往後數年迎接着陳橋。60 年代初,內地爆發飢荒,數以萬計民眾跨越邊境逃到香港,陳橋在 1962 年曾經到北區採訪,其中一張夫婦大哭的照片,成為了「逃港潮」的經典照片之一。當時一名香港工人葉先生在邊境附近迎接偷渡來港的妻子和小孩,但偷渡的兩人懷疑被捉到,交涉後只准讓小孩留下,妻子要返回內地。

曾被六七暴徒圍毆

陳橋過往接受不同傳媒,包括《香港 01》、《星島日報》等訪問,都曾經表示六七暴動令他印象尤其深刻。他曾表示,自己曾經到黃大仙東頭邨拍攝暴徒與警方對峙,結果被 10 多人圍毆,打傷胸骨,幸得一名左派銀行職員趕來拯救才能保住性命,事後看了多次跌打醫生,包了 3 日繃帶之後又再繼續採訪暴動。他並且形容,當時是「怕得幾多?就算害怕都只是一陣子的事情」。

六七暴動期間,陳橋經常被派往示威和暴亂最前線採訪。(攝 / 陳橋)

為拍一張好相片 暴雨下等足一個鐘

陳橋入行攝記初期先接觸體育攝影,讓他學會如何在快速且富動感的新聞場景拍攝。其中 1966 年 6 月 12 日暴雨的一張相片,更為他帶來新聞攝影獎。當年住在西營盤高街的陳橋曾憶述,聽到街坊指正街的大斜路因為雨水變成一道急流,不少人行經時都不慎跌倒。他拿着相機在路旁的大石守候了一個小時,終於見到一名女子因為急流絆倒,也讓他拍到那一刻驚險瞬間;巧合的是,正街就是十幾廿年前陳橋跟母親賣魚的地方。雖然陳橋獲獎後有得加人工,但他也曾坦言當時收入仍不夠,因此會不時「秘撈」接商業攝影工作。

1966 年 6 月 12 日,本港暴雨成災,西營盤正街的「長命斜」變成一道激流。陳橋在該處守候了一個鐘,最終成功拍到一名女士行經時跌倒的驚險一刻,這張相片亦為他帶來新聞獎項。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陳橋初入行時最先接觸體育攝影,讓他學會如何在高速而富動感的新聞場景拍攝,他的攝影技巧亦在足球場上大派用場。圖為 1966 年 9 月 23 日,界限街球場上演東華對流浪。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英兵與港女告別照 情誼橫跨半世紀

除了新聞大事件,城市裡的溫馨小品也為陳橋帶來難忘回憶。在 60 年代,歐美國家的海軍、水手在香港中轉休息是等閒事,陳橋亦在 1961 年 7 月底,巧合地拍攝到一名英兵 Tony Caller 跟女友 So Yun-mai 在尖沙咀海運碼頭依依不捨的一刻。1978 年 12 月的陳橋作品展,Caller 的朋友見到這張照片,立即通知 Caller 來參觀,事後發現 Caller 跟蘇小姐早已共諧連理,拖着一家大小前來。1987 年,陳橋獲得 Caller 夫婦邀請,他們於是重回舊地在碼頭拍照,模仿當年的畫面。

Caller 夫婦是陳橋不時記着的一對,陳在 2017 年返港時亦表示希望了解到兩人近況,攝影師楊德銘更曾經為前輩網上尋人。皇天不負有心人,陳橋和楊德銘成功找到 Mrs. Caller,然而同時得知其丈夫早在 1995 年因為癌症逝世。去年年底,陳橋在女兒的協助下,曾經跟 Mrs. Caller 視像見面。

1961 年 7 月 29 日,陳橋在海運碼頭拍到英兵 Tony Caller 跟女友蘇小姐告別的一幕,成為他攝記生涯裡的難忘相片之一。(攝 / 陳橋)

1978 年 12 月,陳橋在銅鑼灣「名店街」(Minden Plaza)的作品展吸引了不少人前來欣賞,當中更包括了 Tony Caller 的朋友。他發現 Caller 的相片後立即通知對方,結果陳橋的同事亦拍下了 Caller 帶一家大細前來的一幕,而當年的蘇小姐亦已經變成 Mrs. Caller。相片曾於 1978 年 12 月 29 日《南華早報》刊登。 (Photo by P. Y. Ta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相親相愛廿多年,Caller 夫婦在 1987 年邀請了陳橋再到海運碼頭拍照,模仿當年的畫面。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陳橋在 1978 年 12 月底的作品展,當年在《遠東經濟評論》任職記者的劉慧卿都有捧場支持。圖中為《南華早報》總編輯 Robin Hutcheon。 (Photo by Sunny Le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移居加拿大 曾返港導賞圖片故事

1987 年,陳橋結束了 30 年攝記生涯,並在 1993 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他曾經表示,移民當地並非他的主意,但久居後又讓他感受到溫哥華的寧靜,使他可以專心享受退休生活,打太極拳、站樁都成為了他的興趣,亦會不時做義工。移民後的橋叔拿起相機的機會少了很多,但對於以往的攝記歲月仍不吝分享,先後在 80 年代和 2006 年,分別出版《陳橋新聞從影廿年》以及《鏡頭下的歷史 —— 陳橋三十載新聞圖片錄》。2019 年 3 月,橋叔就曾經到中環的新聞博覽館親自導賞,跟參觀者講解他的圖片故事。

橋叔作為知名攝記,跟他相識多年的新聞工作者都對其離去表達感慨。其中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 facebook 表示,「我初入新聞界時,橋叔已是著名攝影記者。他不單教我攝影,還教我採訪;更重要的是,他用他的言行,教我怎樣當稱職的記者,教我怎樣做真正的人!如今,去者安去!生者強生!」

【陳橋攝影作品節錄】

70 年代初,九廣鐵路的終站仍然設在尖沙咀,陳橋曾經在該處拍到人頭湧湧的一刻。攝於 1972 年 4 月。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香港地小人多,土地拍賣不時成為新聞焦點。圖為 1977 年 3 月,中環大會堂舉行的一場拍賣會,圖中舉手出價者,就是華光地產、卓能集團創辦人趙世曾,圖左則為華懋集團創辦人王德輝。(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75 年 5 月,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首次訪港。他跟丈夫菲臘親王一同到彌敦道,與迎接他們的市民見面。 (Photo by Chan Kiu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風姐」殺到,市民自然想盡快歸家,迫上巴士都在所不計。攝於 1978 年 7 月。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港島大浪灣景色優美,小朋友落水玩當然開心。攝於 1977 年 4 月。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球王比利(白衣躍起者)在 1972 年 6 月再度訪港,當時他在政府大球場與紐卡素踢表演賽。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77 年的香港仔,漁船的數目比現時多上不少。當時的鴨脷洲仍然設有香港電燈的發電廠,該處十多年後搖身一變,成為「海怡半島」,電廠亦搬到南丫島。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77 年 4 月,保守黨黨魁戴卓爾夫人抵達啟德機場。兩年之後,她帶領保守黨重掌執政權,開展長達 11 年的「鐵娘子時代」。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港英時期的立法局,一直是由港督兼任立法局主席。圖為 1977 年 5 月,港督麥理浩主持會議,聽取議員鍾士元發言時的情況。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麥理浩卸下西裝,立刻重拾親民一面。圖為 1977 年 7 月,麥理浩乘港督專車到訪石硤尾邨。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83 年 5 月,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李柱銘、跟周梁淑怡、李鵬飛等人組成 12 人「青年才俊團」訪京,表達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意見,事後他們返港匯報訪京情況。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77 年 6 月,座落於德輔道中的連卡佛百貨要搬舖清貨,準備遷往皇后大道中。顧客唔執輸,把握最後機會到門市買特價貨。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現時座落於跑馬地山光道的香港賽馬會會所,在 1970 年代仍然是馬房,馬伕不時會帶着馬匹,直接在山光道上斜返馬房。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長江實業是銅鑼灣伊利沙伯大廈其中一個發展商。1977 年 11 月,長江實業創辦人李嘉誠(前排右)跟建築商偉成建築代表簽署合約。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79 年 1 月 31 日,鰂魚涌長華工業大廈一間塑膠廠發生火警,消防處奉召灌救,入過火場的消防員都被燻黑,暫時要抖一抖。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火警期間工廈冒出大量濃煙,水務署人員都要打開渠蓋,方便消防取水灌救。 (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Yahoo新聞》2024年4月8日)

Chan Kiu, veter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hotojournalist who captured Hong Kong’s defining moments, dies at 96

‧ Chan had 40,000 rolls of film to his name, capturing major events such as the 1967 riots, Bruce Lee’s funeral and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s first visit to the city

‧ He was the first local press photographer to be awarded the Badge of Honour by Queen Elizabeth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Hong Kong media industry in 1985

Chan Kiu points to a front page picture he took for the Post. The photojournalist joined the newspaper in 1959 and remained there for 28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Photo: Dickson Lee

Chan Kiu, a veteran photojournalist who captured some of Hong Kong’s watershed moments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as died at the age of 96.

Chan, who had 40,000 rolls of film to his name, died peacefully on Saturday in the company of his loved ones at a hospital in Vancouver, Canada.

The photojournalist captured major events in the city for the Post, such as the 1967 riots, superstar Bruce Lee’s funeral and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s first visit to Hong Kong.

His daughter Theresa Chan Lai-kuen said on Monday that her father was remembered as a staunch professional who was “always persistent, punctual and well prepared”.

“He made it a habit to arrive for interviews early – sometimes by up to two hours in advance,” she told the Post in a phone interview.

He was also a role model who demanded the best performance from himself, Chan added.

Chan joined the Post in 1959 and remained there for 28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The industry legend had shared that his favourite assignments were those that carried an element of danger, such as the riots that gripped Hong Kong for nearly a year in 1967.

British colonial misrule and radicalisation from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pilled over, converging with labour unrest in May 1967 agitated 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Hong Kong.

Eight months of rioting and bombings followed, resulting in 51 deaths and more than 800 injured.

In an interview back in 2018, Chan recalled being surrounded by rioters who assaulted him and attempted to destroy his camera, until a protest leader intervened, acknowledging his role as a journalist.

That period marked the most perilous phase of his career, where he dodged projectiles and navigated treacherous conditions.

But the veteran photojournalist had a soft spot for folk stories too, with his daughter Theresa revealing one of his favourites was the tale of British soldier Tony Caller and his Chinese partner, Dorothy So Yun-mai.

Chan Kiu, former chief photograph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ointing to his front page pictures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ffice at Times Square in 2018, 30 years after his retirement. Photo: Dickson Lee

A photo from 1962: Yip Yat-yin (left), a metal worker in Hong Kong, and his wife weeping bitterly after they were told that the woman, who had crossed from the border illegally, had to return to China. Their son was allowed to remain with the father. Photo: Chan Kiu

Mao badges pinned to their chests, two women and a crowd of hundreds shout revolutionary slogans outside Government House in May 1967. Photo: Chan Kiu

Anti-British posters are pasted all over the walls of Government House in May 1967. Photo: Chan Kiu

A woman falls into floodwaters at the junction of Third and Centre Street, Sai Ying Pun in June 1966. Photo: Chan Kiu

Monks and nuns pray as they walk round the Happy Valley racecourse, sprinkling water on the grass. Three hundred of them led 3,000 devout Buddhists in a 12-hour ceremony, seeking divine intervention to ease the severe drought in 1963. Photo: Chan Kiu

Angry workers besiege the Labour Department office in San Po Kong in 1972 during a dispute over pay. Photo: Chan Kiu

Commuters push and jostle to get on a bus for an early ride home as severe tropical storm Agnes approaches in July 1978. Photo: Chan Kiu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 photojournalist Chan Kiu. Photo: SCMP

Angry depositors, like this woman, protest and clash with police outside the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anton Trust and Commercial bank as the bank began a winding-up proceedings at the Supreme Court in May 1965. Photo: Chan Kiu

The Philippine Pine from Manila runs aground after sailing into Hong Kong waters. Photo: Chan Kiu

Police riot squad units face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outside the Tung Tau resettlement estate in May 1967. The two groups are separated by a wide nullah. Photo: Chan Kiu

Victims of the Ma Tsai Hang fire toil in the afternoon sun to put up the framework of a hut at the site of the blaze in October 1979. Photo: Chan Kiu

SCMP chief photographer, Mr Chan Kiu, receives his Badge of Honour from governor Sir Edward Youde, at an insignia presentation ceremony at Government House in April 1985. Seventy-four people were honoured by the queen in her New Year Honours List. Photo: C. Y. Yu

Police struggle to arrest a minibus driver during a riot outside Kwun Tong police station in 1968. Photo: Chan Kiu

Undated black and white photo of a Chinese junk. Photo: Chan Kiu

Jockey Chiu Sze-duen (aka S.D. Chiu) lands upside down after falling from his mount, Endeavour, at Happy Valley on December 14, 1968. . Photo: Chan Kiu

On a troopship about to pull away from the docks in 1961, British army conscript Tony Caller (right) has a some last words for So Yun-mai, a librarian at the army’s Camp Kowloon base. Photo: Chan Kiu

Vietnamese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China protest loudly on board a ferry about inadequate living conditions in December 1988. The Man Wah is a double-decker ferry chartered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Hong Kong and Yaumati Ferry Co to serve as accommodation for newly arrived Vietnamese illegal immigrants. Photo: Chan Kiu

A crash at the 1970 Macau Grand Prix. Photo: Chan Kiu

Two children watching one of Hong Kong’s worst factory fires from a playground. The fire in the Tai Sang Industrial Building injured 16 firefighters and four others. Photo: Chan Kiu

Photo: Chan Kiu

Chan Kiu, the former chief photograph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isplays his photo of refugees at the Tsim Sha Tsui waterfront. Chan retired in 1987. He went on to live in Vancouver, Canada. Photo: Robert Ng

He first captured the pair in a sentimental 1961 photo, where Caller is seen bidding farewell to So on the wharf at Tsim Sha Tsui. The caption published then read: “Tony Caller of 32 Medium Regiment RA says his last goodbyes to pretty Miss So Yun-mai, just before the UK-bound troopship Nevasa sets sail.”

The couple later got married and started a family in Britain, reuniting with Chan again nearly two decades later. He even snapped their photo at the same spot for their 25th anniversary.

He won more than 30 awards in Hong Kong and abroad throughout his career, and was the first local press photographer to be awarded the Badge of Honour by Queen Elizabeth for his servic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Hong Kong media industry in 1985.

Chan also snapped her photos when she visited the city with Prince Philip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5.

Chan emigrated to Canada in 1993, where he “enjoyed life, did volunteer work, and continued to impart his expertis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ews workers,” according to his family.

“He was especially involved with th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y,” his daughter sai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4年4月8日)

阿濃:陳橋──歷史見證人

橋叔走了,溫哥華社團活動中常見,背著相機,義務攝影,大家熟悉的新聞攝影界一代宗師,陳橋安祥離世,享年96歲。

橋叔是也曾做過攝記的吾兒的偶像,是同時做過中僑義工的我們的老朋友。他的話從來不多,用鏡頭代他說;雖是名人,總是身處台下。社團活動,對他來說是小菜一碟,不會出現甚麼搶眼球的畫面。他答應了的工作一定有貨交,刊登在報章社團版(肯定不會有記者到),社團會刊。

橋叔對攝影記者所需要的條件是:

濃厚的興趣,莫大的勇氣,過人的膽色,敏捷的身手,高度的觸覺。

而做好拍攝工作,需要:

精確的判斷力,工作前作好心理準備,懂得如何捕捉人物的動作和神態。

另外一項是耐性,許多鏡頭是長達數小時的等待所得。為拍一張暴雨中有人跌倒的照片,他等待了數小時。但沒有白等,照片拿了獎!

2006年 9 月中僑互助會為他出版了《鏡頭下的歷史─陳僑三十載新聞圖片錄》,逐頁翻過去,我曾經過的62年非法入境者大逃亡,越南船民奔港,天星小輪加價暴亂,67暴動,保護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連環殺手林過雲事件,多場颶風襲港,旭龢道山泥傾瀉,廣東信託銀行擠提,李小龍逝世,女皇訪港……一件件在他1993年離港前,於《英文虎報》《南華早報》任職期間香港發生的大事以圖片重現眼前。

所有這些影像都得來不易,充分體現了他對攝影記者的要求。

橋叔走了,香港的歷史影像永在,橋叔的專業精神也隨他的作品永在。

阿濃臉書2024年4月9日)

陳橋逝世,享年九十六。我一九八二年認識他。那時我在《讀者文摘》中文版編輯部工作,十月初左右,路經灣仔杜老誌道一間相機舖,見到橱窗裏放了一册攝影集《廿載新聞圖片錄》,覺得很有意思,馬上買了。我看得愛不釋手,於是向總編輯建議,轉載集子的圖片。總編林太乙女士也覺得有意思,要我着手。當時香港前途還未定,戴卓爾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跌了一交。我選了十張左右的圖片,還寫了一篇短文,交給總編決定。我聯絡了陳橋,冾商轉載權事宜,他很高興,送了一册簽了名的圖片錄給我。我們之後又見了幾次面,一起吃過午飯,相談甚歡。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幾十年再沒有和他聯絡。中文大學新聞學院的師生很尊敬他,我以前偶然也從學院朋友口中知道他的狀况,但不多。近廿年更加一無所知了。

左冠輝臉書2024年4月9日)

何良懋:敬悼橋叔(1927~2024)

香港第一代新聞攝影老前輩陳橋先生4月6日在溫哥華逝世,跟他鏡頭下的影像一同進入歷史,成為香港人集體記憶裏不可或缺的浮世繪畫卷。

人稱橋叔的他,一談起攝記生涯即滔滔不絕,眼裏炯炯有神,活像一張張流動社會風情畫,道盡六七十年代最為觸動人心的大事件,畫面張力十足,活靈活現。

過去兩年大溫解除疫情後,與一眾老友飲茶「吹水」,都見到橋叔在座,中氣十足,總有說不完的鏡頭内外故事,聽到他經歷的香港社會大時代種切,感到這位老行尊渾身是口述歷史上佳素材,例如1962年大陸人大逃亡潮、香港四日一次制水、1967年港共暴動、七十年代越南船民潮、英國皇室成員訪港等。

出生在香港的橋叔,1987年退休,1993年移民溫哥華。最難得是他不會把拍攝對象視作「他者」,拍完了就拍拍尾鬆人。這樣的照片既有深度,更有溫度。最佳例子是他與英兵Tony Caller的半世紀因緣,實在是新聞攝記罕見的人情味個案。

事緣1961年7月29日,橋叔拍攝到Tony與他的女友So Yun-mai 在尖沙咀海運碼頭依依不捨告別一刻。1978年12月陳橋攝影作品展覽會期間,Calller友人見到這張照片,通知Caller來參觀,從而讓橋叔知道相中人已結成夫婦,拖著一家大細去到作品展現場。1987年橋叔獲夫婦二人邀請,重臨海運碼頭舊地拍照留念,重點是模仿當年畫面。

橋叔2017年返港度假會友,表示想知道Caller夫婦近況,得到攝影師楊德銘的協助,通過網上聯絡到Mrs. Caller,才知悉她的丈夫1995年因為癌症逝世。到了2023年年底,橋叔再在女兒協助下,跟Mrs. Caller通過視像見面。

橋叔向來直腸直肚,但為人非常長情,既不以物喜,更不以物憂。在96歲的生命長河裏,無論幾許風雨,一瞬成永恆的畫面俯拾即是,在光影交疊中承載無數的人間世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橋叔的傑作永遠都有拍不完的庶民溫情,說不盡的盪氣迴腸,以及流不乾的生命苦河。

如今終卸掉人生攝影袋,橋叔,請您安息!

何良懋臉書2024年4月16日)

殿堂級攝記陳橋尋獲昔日相中夫婦 英兵已去世22載 77歲妻現居英

被喻為香港第一代攝影記者的陳橋(橋叔)兩日前(10日)託攝影師楊德銘(Paul Yeung)幫忙在網上尋找Tony Caller夫婦。1961年橋叔在《南華早報》任職期間,拍下時任英兵的Caller與好友蘇小姐難捨難離的一刻,該幅碼頭離別照日後不但成為經典,橋叔亦因而與二人結緣。Caller夫婦於70年代成婚,及後他們結婚25周年,亦特地找橋叔拍照重現昔日溫馨時光,更約定2012年兩人結婚50周年時再拍金婚照,可惜最後失去聯絡。

楊德銘今日(12日)在facebook宣布,昨日(11日)已尋獲當年相中女士蘇小姐,即Caller的太太。原來Caller早於22年前因癌症過身。儘管無法再延續這段難得的緣分,但昨日剛巧是Caller的死忌,橋叔與Caller一家終於取得聯絡,緣分似乎冥冥中自有注定。楊德銘在fb透露,他們的女兒接到電話時,說昨日是既甜又帶苦的一天。

陳橋於1961年拍下英兵Tony Caller與好友蘇小姐的離別一刻,照片其後成為經典,二人亦結成夫婦。(陳橋提供)

橋叔1961在《南華早報》工作時,曾經拍到一位離港英兵Tony Caller在船上與碼頭上的好友蘇小姐(So Yun-mai)的離別照片,該照片其後亦成為經典。兩人後來在英國結婚,並在1975年定居香港,兩人育有4名子女。

1979年,兩人得知自己成為經典新聞照的主角,便全家到新聞攝影展欣賞照片,再次與橋叔相遇。1987年,Caller夫婦結婚25周年,他們致電橋叔,希望對方能為他們再拍一次那張經典照。兩人更向橋叔笑說希望25年後、即結婚50年的金婚紀念日再拍一張;惟25年後即2012年,Caller夫婦並沒有聯絡橋叔,不過橋叔仍念念不忘,於是托攝影師楊德銘網上尋人。

陳橋被喻為香港第一代攝影記者。(受訪者提供)

當年Caller夫婦知道自己的照片成為展品之一後,全家出動觀賞展覽。(陳橋提供)

Caller夫婦於1987年尋回陳橋,並由他拍下這一張相,紀念他們結婚25周年。(陳橋提供)

事隔兩天,楊德銘在fb帖文中指,昨日他們先找到Caller夫婦的女兒Catherine Dale。她指母親蘇小姐,亦即Caller的太太已經77歲,現身處英國,每年都會回香港一次。隨後楊德銘更透過WhatsApp與她交談,對方表示可以再聽到橋叔的消息感到十分興奮,坦言這是「期待已久的時刻」。

不過,其丈夫Tony Caller早在22年前因癌症去世,而昨日(11日)更是他的死忌。楊德銘在帖文中說:「她女兒Catherine Dale指接到我的電話時,說昨日是既甜又帶苦的一天。不過,她還是為這個奇緣感到莫名興奮。」

楊德銘今日(12日)在facebook宣布尋獲當年相中女士,但原來她的丈夫早已去世22載。(fb截圖)

楊德銘又表示,由於橋叔與蘇小姐天各一方,未有機會相聚拍照,但楊德銘表示,「世事無絕對,我相信只要他們能約好日期時間,還是有機會在下年於香港相見和拍攝。」

這次尋人之旅,楊德銘稱還証明了「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即平均只需要5個中間人,便可以將陌生人連結在一起)真有其事。楊德銘再次感謝所有人的幫忙,「照片散播了緣份的種子,或許時辰來到,有天就能開花結果。感謝大家。期待他們真正見面的一刻。」

《香港01》2017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