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2日 星期四

悼雷煒坡

雷煒坡創造《明周》神話
鄭明仁


《明報周刊》前總編輯雷煒坡

踏入2018年,幾位資深傳媒人先後去世,最新走了的是《明報周刊》前總編輯雷煒坡。雷煒坡又叫雷坡,人稱坡叔,他主理的《明周》曾經創下20多萬銷量、廣告量冠絕全港娛樂周刊的神話。坡叔於1959年《明報》創刊時已獲查良鏞邀請出任《明報》首位採訪主任,他以筆名「柳聞鶯」兼寫報上的「伶星專欄」,寫盡娛樂圈眾生相。坡叔1955年入行,先後在《明星日報》和《晶報》當記者。1959年查良鏞向《晶報》老總陳霞子借將,第一個「借」走的就是雷坡,可是劉備借荊州一借無回頭,坡叔在《明報》和《明周》工作至1993年退休,在《明報》最後職位,是接替查良鏞出任社長。

坡叔是香港報界採寫娛樂新聞的宗師,聽長輩說,坡叔寫的圖片說明是報行一絕,平平凡凡一張照片,到了坡叔手裡大筆一揮,別有一番風味。兩年前坡叔回港探親,我約他在北角飲茶,當面請教他坊間傳言是否屬實?坡叔謙稱傳言被誇大了,但他證實他很注意每張照片的文字描述,而一般記者和編輯都忽視這個工序,求其交差。


雷煒坡主理的李小龍逝世特輯,幾個小時便銷售一空。

坡叔1969年起任《明周》老總,處理過無數娛樂圈大新聞,由於他是這行的大哥大,娛圈大哥大姐爭相巴結他,因此獨家新聞源源不絕,很多大明星的獨家專訪都在《明周》出現,而且《明周》有很多枝健筆,這也是該周刊成功的因素。同時代的多份周刊已煙消雲散,《明周》到今天仍然撐得住,也屬傳奇,這或多或少得福於坡叔一代的餘蔭。

我問坡叔:「你入行四十年,最得意的傑作是哪一單新聞?」起初我還以為他會回答是娛樂圈甚麼秘聞,豈料坡叔毫不思索答道:「㗎仔和紅眉的七鑊新聞!」嘩!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轟動香港的社會突發新聞,這件新聞還衍生了「鑊」這個香港術語。事緣1955年6月1日,南國舞廳舞小姐「紅眉」,被綽號「㗎仔」的吳威利一晚強姦了七次,「紅眉」後來在法庭上作供時,以「開鑊」一詞代替「性交」,因此當年便有「七鑊」這個術語。

坡叔說,「紅眉」受辱後,由於他認識舞廳領班,很快便說服「紅眉」接受訪問。坡叔首先把「紅眉」接到一處秘密地點,待整個訪問在報紙刊出後才送「紅眉」回家。獨家專訪以一問一答形式見報,全行譁然,雷坡以技術性擊倒大小報紙,經此一役,雷坡名傳新聞界,最後為查良鏞賞識收歸《明報》所有。

坡叔2016年3月接受香港樹仁大學新傳系系主任梁天偉的口述歷史訪問,談《明報》歲月,他的訪問內容連同其他27位報人的口述歷史已輯錄成《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史》,新書剛面世,坡叔卻於這個月的11日駕鶴西去,享年83歲。這篇文章見報的今天,坡叔家人於今日下午4時在中環花園道35號梅夫人會所(The Helena May)舉行追思會,緬懷這位香港報壇奇才。


雷煒坡以筆名「柳聞鶯」寫盡娛樂圈百態

《am730》二O一八年二月廿二日)

憶故人
鄧達智

長者閱人無數,得其提攜,出人頭地者不知凡許,我只是泛泛之一,然感恩之情,沒齒難忘。夜未央,死黨書友傳來噩耗,雷煒坡(又名雷坡)先生仙遊,即醒。那些年塵封細事如泉湧,好久未與長者會面,知其退休後移民加國,開始時還在回港時約我們幾個小的飯敘(依然堅持由他付帳),往後健康欠佳,漸漸失去聯絡,偶爾聽他近親聊起,託代問好。

不是他冷漠,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愛熱鬧。我出道,坡叔掌舵《明周》,聽聞幾乎閉關,沒特別人、事,不出辦公室並家門。年輕無知的我,在最早的幾次Fashion Show向坡叔發出邀請,他竟攜眷與雷太出席,在當時來說原來是天大的事,娛樂媒介舵主、當年銷路一本超越所有同類型八卦周刊總和的《明周》老總出席力撑,對一名初生之犢簡直是wind beneath my wings。也不好計算隨後以六頁大篇幅報道,有他作先鋒,其他報刊無不爭相追隨?筆者並未飄飄然,才不過離開學校幾年,何德何能有此力量得獲追捧至此地步?往後好幾年,直至入行十年,別人看我名氣高漲,內裏如履薄冰,步步為營;外在妒忌之心人皆有之,明裏暗裏萬箭穿心!回望當年各式甜酸苦辣,來到今天,仍然淒寂點滴在心頭。

筆者少年赴海外上課,中文學得未到位,英文也非完美,兩者皆一般應用水平,承蒙當年《信報》採主陳耀紅及《明周》雷煒坡先生邀約撰稿,開展了自我精神食糧之路;坡叔更讓「明窗出版社」為我出版寫作之路最初三本書︰《朋友衣服》、《時裝大氣候》及《時裝大師傳奇》(封面為今天選用的照片),感恩不盡,沒齒難忘!

《晴報》二O一八年二月甘二日)

雷坡(柳聞鶯)仙遊
左丁山

媒體前輩雷坡(雷煒坡,筆名柳聞鶯……)先生,一九三五年生,三十三歲時接管明報周刊,令明周成為明報集團最賺錢的刊物,名震本港報壇。雷先生於1990年代移民加拿大後,差不多每年冬季都回港小住避寒,與香港的老朋友聚會,農曆年過後才返回加拿大,生活輕鬆寫意。

想不到今年加拿大連番大雪,天氣奇寒,雷先生月前回港後,恰巧碰上寒流襲港,老人家偶染風寒,怎知道演變為流感,初入聖保祿醫院治理,後轉往醫療儀器更新更齊全的港怡醫院,可惜長者染上流感,比較容易引起肺炎併發症,卒於二月十一日早上與世長辭。

大編輯在明報任記者時,已視雷坡為師,知道前輩回港,老早準備好與他在新年吃一頓飯,但2月9日中午接到消息,急急趕往港怡醫院,見了一面,竟成永訣。更想不到的是,天地圖書出版了樹仁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天偉與新聞系副教授黃仲鳴編訪的「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史」(上下兩冊,755頁),於2月6日由梁天偉千金送了兩套到左丁山家中,其中一套托左丁山轉送大編輯,因大家事忙,2月11日晚才交到大編輯手上,他打開一看,見第682-704頁是訪問雷坡的「明報」歲月,大編輯更增傷感,後悔不及早收取此書送往醫院給師傅過目。

人生往往就是充滿如此輕微的時間誤差,令彼此遺憾不已!雷坡初出道已有文名,二十幾歲在「晶報」工作,早已給金庸看中非池中物。一九五九年五月明報創刊,就向晶報總編輯陳霞子寫信:「貴報英才濟濟,少雷煒坡一人不為少」,要求借雷煒坡一用,就此劉備借荊州一借不還,雷坡也就因緣際會,在明報打出名堂,1969年十一月接管明報周刊,轉虧為盈,卒令明周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娛樂周刊。對明報集團的利潤貢獻很大。

梁天偉兄(新亞新聞68)利用樹仁大學新聞系的設施全力為香港戰後報壇留下一份口述歷史,對以後研究香港新聞史的學者來說,有很大的原始資料價值,有心人應該一看。本書訪問的傳媒人共28名,包括晨鳥、韋基舜、岑才生、曾敏之、香樹輝、胡仙,鄭明仁、周融、韓中旋、麥華章、雷坡、邵盧善、駱友梅等等等(按:雷煒坡先生追思會訂於2月22日下午四時正在花園道35號梅夫人會所(The Helena May)舉行),左中右報人皆備。連雷坡在內,受訪人物已有七人駕鶴西去,未及看到本書的出版,不無遺憾。

《蘋果日報》二O一八年二月廿一日)

《明周》前總編輯 雷煒坡離世

《明周》前總編輯雷煒坡(圖)周日離世,圖為他早前接受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訪問,口述本地報業史。(梁天偉提供)

資深傳媒人、《明報》創刊時首任採訪主任及《明報周刊》前總編輯雷煒坡,周日(11日)安詳離世,享年83歲。其家屬今日發出訃告,追思會定於下周四(22日)下午4時在中環花園道35號梅夫人婦女會會所舉行。

筆名「柳聞鶯」 撰娛樂新聞

1935年出生的雷煒坡,又稱雷坡,兒時於澳門讀書。他一生在報業打滾,1955年加入《明星日報》,翌年轉調《晶報》。

創娛樂周刊先河

《明報》於1959年創刊,創辦人查良鏞當時向《晶報》借用雷煒坡,出任《明報》首任採訪主任。雷煒坡在《明報》創刊初期曾以筆名「柳聞鶯」撰寫「伶星專欄」,內容主要是娛樂新聞,例如影視界明星生活及工作等。

雷煒坡1969年轉任《明報周刊》總編輯,將原本以時事為主的《明報周刊》逐漸轉型成娛樂周刊,開創娛樂周刊先河,亦不時獨家報道娛樂圈秘聞。他當時除了負責《明報周刊》,也會兼顧《明報》的娛樂版及港聞工作。1989年查良鏞退休時,雷煒坡接任《明報》集團社長,直至1993年退休。

《明報》二O一八年二月十五日)

金庸所辦明報週刊

明報週刊的開始:為了繼續提高《明報》的銷路,金庸與沈寶新效法《星島日報》,在星期天加送一張副刊。沈寶信找東南亞的《南洋商報》合作,在香港和東南亞各地一起發行。1963年,這張隨星期日《明報》贈送的副刊,取名為《東南亞週刊》,主要報導軟性時事,也連載過金庸等的武俠小說,如《連城訣》,《俠客行》等。

副刊推出,大受讀者歡迎,金庸決定將副刊變成16開的週刊,增加篇幅,並請了原香港國泰電影公司編劇,導演陳銅民做週刊主編。

副刊改革,受到讀者好評,使金庸下決心辦一本獨立的週刊。1968年11月,他將週刊由16開改為8開,增加頁碼,不再隨《明報》附送,而是獨立發售,定價每份五角。《明報週刊》不是香港第一本週刊,在她之前,已經有《星島虎報》的《星島週刊》。

一開始,不少人認為金庸的計畫一定失敗,週刊向來都是免費贈送的,突然要讀者自己出錢去買,會影響銷路。而且當時的報紙,一份也不過一角,《明周》卻要買五角,勢必無法競爭。

金庸相信自己的眼光,他覺得香港當時還沒有獨立的娛樂週刊,如果在週刊內多一些彩色,多登一些適合家庭婦女閱讀口味的文章,不但大有銷路,而且前途無量。在一片反對聲中,《明報週刊》正式面世了,金庸最初請一起開創《明報》的潘粵生做主編。

1969年下半年潘粵生籌辦《明報晚報》,《明報》的採訪主任,娛樂版主編雷煒坡受命主編《明報週刊》。雷煒坡是資深的娛樂新聞記者,《明報》初創時加盟,曾以「柳鳴鶯」的筆名撰寫《伶星專欄》。

他在主編《明報》娛樂版時,以「偎紅樓主」筆名撰寫的專欄有不少熱心的讀者。為了提高銷路,增強週刊的刺激性,他不斷探索,大膽創新,並大量聘用女記者,女編輯來採編娛樂圈新聞,因為女性更懂得女性的心理。

在他手裏,逐漸將《明報週刊》變成了一本娛樂週刊,重點報導娛樂圈的消息,開創了香港娛樂週刊的先河。當時正是「六七暴動」之後,香港的秩序已經恢復,經濟開始復蘇,《明報週刊》的出現正好符合小市民的閱讀趣味,滿足他們獵奇,獵豔的心理,休閒享樂的心態,與《明報月刊》走知識份子的高雅路線不同,走的是軟綿綿的媚俗的路線。

雷煒坡到處挖掘娛樂圈的秘聞,經常刊載獨家的娛樂新聞,由於他長期從事娛樂新聞工作,與許多影視歌星有交情,不少明星願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

比如《香港小姐何秀汶情書》就曾轟動一時,這是她寫給前任男朋友,影星陳百祥的,陳當時還未成名,跟朋友組織了一支樂隊在夜總會演出,是個標準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羣,何不過其中之一。

這封情書既纏綿悱惻,有充滿幽怨之情。這時陳已在電影界出頭,《何秀汶情書》的出現恰好滿足了一部分市民對其過去的感情生活的好奇心,因此爭相購閱。

1973年7月,功夫巨星李小龍猝然去世,雷煒坡立即動用全部力量全力進行採訪和搜集資料,在最快的時間,編了一期《李小龍專輯》,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幾次再版,都賣到斷市。李小龍的死,使《明報週刊》攀上了一個高峰。

在雷煒坡的苦心經營下,《明周》的發行量不斷上升,到70年代,每年贏利有幾十萬,80年代暴漲到一,兩千萬。1990年的廣告收入就有7500萬元。

《明周》的成功在香港掀起了一股娛樂週刊的熱潮,不少同類週刊紛紛誕生,百花爭豔,但《明周》穩居娛樂週刊的榜首。

《明報週刊》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發行量最大的娛樂週刊,從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週刊」滿地都是,但也沒有任何一家可以威脅到《明週》的龍頭地位。

《曾幾何時的香港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臉書專頁二O一五年一月八日)

創刊的故事
張圭陽

《明報》為了要促銷起紙,當年是用盡了一切手法。新聞出現了轟動一時的綁架案,副刊也就馬上組織了"港澳五大綁票奇案",以吸引讀者的興趣。

草創期的《明報》處理香港新聞的手法,與許多小報沒有兩樣:都用大標題、以極為煽情的文字報道。大肆報道的新聞內容,離不開犯罪與色情新聞。凡是涉及這兩類的新聞,必定會大篇幅地報道,內文用詞也很具體,繪影繪聲,極盡誇張之能事。如一則舞女與顧客不和的爭執,可以用頭版頭條來處理,標題是「色狼寒夜闖深閨,拳打腳踢要做愛」,內文還有兩人之對答。(1960年2月11日《明報》)還有許多標題,不乏粗鄙字句,如「案中好多景轟,婦報下體猛流血,因遭撩陰腿搞鬼」。(1961年8月15日《明報》)

草創期的《明報》,除了遇上重要的港聞,都會用大篇幅去報道之外,還確定了以香港人為讀者對象,為讀者提供各類服務。金庸撰寫的武俠小說,和以他為核心所凝聚的武俠世界;柳聞鶯(本名雷煒坡)的《伶星專欄》和影劇新聞;簡氏兄弟主編的馬經。這些逐漸形成《明報》在這個階段的特色。至於社評時刊時停,並不佔什麼重要位置。社評議論的題目,往往與新聞版位的內容相去甚遠。如頭版頭條新聞「舞探激賞芳容,早熟少女去矣。曾是新聞人物突失蹤,其父憂心她已上火山」。社論則論「民族、民權、民生」這類嚴肅問題。在草創時期,每天佔據頭版左上角與報頭相對的,更多時候,不是社評,而是柳聞鶯的《伶星專欄》,社論反而不是每天都見刊的。

金庸上演「劉備借荊州」

自1961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初一)起,《明報》第一版左上角的顯著位置上,每天定期刊出柳聞鶯寫的《伶星專欄》,文長八百至一千五百字不等,每篇文章配以一張相關的圖片。顧名思義,專欄寫的是銀色影圈的種種秘聞,明星瑣事。轟動影圈的消息,也往往先見諸《伶星專欄》。如林黛爆冷奪得第八屆亞洲影展後冠,亦由柳聞鶯率先報道。由於題材為他報所無,海外華文報紙除了爭相轉載金庸的武俠小說之外,還轉載柳聞鶯的"伶星專欄"。

柳聞鶯是《明報》第一任採訪主任雷煒坡的筆名。《明報》創辦的時候,雷煒坡已經是《晶報》的名記者,經常有獨家新聞發表。《晶報》在當時屬於左派外圍陣營的報紙,銷量上數萬份。《明報》創辦伊始,雷煒坡已為《明報》撰寫頭版社會新聞,一千字收十元,當時稿費普遍是一千字五至六元。《明報》出版第十八天轉為大型報紙,需要一位採訪香港新聞的主任,於是希望雷煒坡離開《晶報》,全職為《明報》服務。雷煒坡為《晶報》才子陳霞子愛將,由陳霞子一手提攜出身,不敢貿貿然過檔《明報》,要求要得到《晶報》首肯,才敢到《明報》工作。有了這個先決條件,於是金庸演出了一幕「劉備借荊州」的好戲。

金庸向《晶報》老板兼社長王以達修書,要求暫時借雷煒坡一用,協助《明報》發展,待《明報》基業稍為穩固後,再行把雷煒坡歸還。金庸書函中還說:「貴報人才濟濟,少一個不為少……」當時《晶報》總編輯陳霞子與社長不和,故此同意雷煒坡暫去《明報》工作。當時雷煒坡在《晶報》月賺三百元(連其他稿費在內),《明報》出四百元一個月,聘請雷煒坡,在當時是非常轟動的。金庸、沈寶新兩人也只是月薪四百元;《晶報》一名見習記者月薪不過九十八元。當時《晶報》與《香港商報》是香港兩大報,《明報》只不過是一小型報紙,雖然出高薪,也曾令雷煒坡很猶豫。但是由於陳霞子與王以達鬧矛盾,陳霞子同意了雷煒坡過檔到《明報》,於是雷煒坡到《明報》履新,為《明報》組建港聞組採訪隊伍。一幕港式「劉備借荊州」,為《明報》引入了不可缺乏的人才,為《明報》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陳霞子本名銓昌,少有詩名,曾在香港《超然報》諷責廣東征「糞溺捐」,有「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許屁無捐」警句,一時聲名大噪。陳霞子擅長"三及第"文,把文言、白話、方言渾成一體。經辦《晶報》,銷路上升至七八萬份。

(節錄自張圭陽《明報與金庸》第四章〈創刊的故事〉,轉貼自book100.com

雷煒坡寫新聞特寫時沒有署名,寫其他專欄則有。用過的筆名有:柳聞鶯、柳文鵬、倚紅樓主、倚翠齋主、徐實(雷母親姓徐)。雷煒坡的叔父為一間電影公司經理,與娛樂界很熟,所以雷煒坡借助這個關係,也認識一些娛樂圈人,故此《伶星專欄》時有獨家消息,雷煒坡以柳聞鶯筆名寫《伶星專欄》外,還以同一筆名每天寫兩段影評,都得到讀者好評。

當時《明報》資本有限,雖然能夠出高薪請來雷煒坡,卻沒有太多經費繼續去挖角,請不起大記者,只好全部請新人。當時的記者有:韓中旋(前《成報》總編輯)、金沙(即作家張君默)(馬吉按:甘莎)、王若谷(移民加拿大,為《京華日報》總編輯)、龍國雲(即名作家陳非,後為《明報》副總編輯,已逝)。

當時《明報》以發掘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小報形式,大報取材。當時香港社會上最受歡迎的是社會新聞,尤以《晶報》、《商報》的社會新聞做得最好。《明報》在寫稿上,努力把序稿寫好,走偏鋒,注重特寫。

《明報》在港聞採訪上,常常得《晶報》支持,《明報》的記者是步行團,沒有採訪車,有時坐《晶報》的車去採訪。《大公報》的朋友也很支持《明報》,經常向《明報》提供新聞。金庸辦《明報》之前仍在《香港商報》寫《射雕英雄傳》,之後在《明報》寫《神雕俠侶》,都用一個「雕」字,目的也是爭取《香港商報》的讀者轉過來看《明報》。

為香港居民服務

為了爭取香港居民讀者──如其他中文報紙,《明報》採用了多種方法,解答讀者生活上的問題。1960年3月推出的《包教曉信箱》,答複讀者在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問題;1960年5月20日,《明報》創刊一周年,出紙兩張,其中有兩版為「香港人備忘錄」特輯,編者強調:「香港作居民,難免會頭暈,有此備忘錄,遇事不求人。」(1960年5月20日《明報》)

特輯共有三十個題目,如:

*被老板炒魷魚,有資格可以出雙糧,如要打官司可請教勞工處;
*如何領取回港證,詳細辦法逐一講,帶埋細佬哥離港,小心渠唔返得來;
*此係九九九,求急可隨手,講玩唔應該,而且無地走;
*考警察九項條件不可不知;
*……

1961年2月27日,《明報》刊出人口調查實用表格,「教你怎樣填寫人口調查表格」。3月1日還徇眾要求,再次刊登表格。

這些表格和特輯,讀者對象非常明確,是為了爭取由內地到香港定居的新移民。1961年5月,《明報》進一步強化報紙實用的價值,刊出「小學會考試卷範本」,附上答案,供學生們參考。

為了增加銷量,《明報》不定期推出「有獎填字遊戲」,這種遊戲,一直持續到1960年年中為止。第一期填字遊戲在1959年6月23日見刊。「有獎填字遊戲」的獎品,會是伊人牌高級優質恤衫一件,或是高級餅乾一罐,或是名貴絲襪一對,為了鼓勵參加者買《明報》,填字遊戲會分兩日舉行,參加者一定要填好連續兩天的表格,才能符合參賽資格。

(節錄自張圭陽《明報與金庸》第四章〈創刊的故事〉,轉貼自book100.com


鄭明仁:國共在香港報紙的內戰


林靄民的共產黨班底基本上已潰散,但他本人仍堅持擁護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內版頭條以大字標題「廣州天亮了」報道共軍解放廣州、廣州政權易手的消息,進一步觸怒國民黨高層,《星島》老闆亦被迫問責林靄民。(圖‧鄭明仁)

七十年前,香港報壇爆發了一場「國共內戰」,共產黨成功「策反」香港《星島日報》時任社長林靄民,一舉攻陷《星島》編輯部,把編輯大權從國民黨手中搶奪過來。接管編輯部的共產黨幹部和地下黨員持續一年利用《星島》宣傳共產黨的路線,但由於他們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行事太張揚,最後要由港英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聯手,迫令《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家族「清黨」,共黨勢力才撤出《星島》……

這一頁很不尋常的國共在香港報業的鬥爭史,七十年來曝光的資料不多,白紙黑字見光的文字紀錄只有司徒丙鶴和陳夢因的回憶,但這兩位當事人欲言又止。筆者只能根據手頭上有限的資料,重組當年這次沒有硝煙的國共內戰。

首先介紹出場的是這場國共鬥爭的共黨主角饒彰風,他負責在幕後策動奪權,後來直接出面與《星島》社長林靄民談判,完成接管工作。饒彰風,廣東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東江縱隊司令部秘書長和東縱駐香港辦事處主任。解放戰爭初期饒彰風到香港負責籌辦《正報》和復刊《華商報》。司徒丙鶴一九九七年三月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撰文回憶說:「正當一九四七年初夏,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時刻,毛澤東指出:中國境內已有兩條戰線,蔣介石侵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的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中共認為爭奪宣傳陣地,就是第二條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胡文虎創辦的《星島日報》,就是「敵我」雙方都在爭奪的陣地。這個「奪報」任務便落在饒彰風等人身上。

特務盤踞之窩

一九四七年饒彰風以中共華南分局成員身分領導張問強、潘朗等十餘人研究如何「赤化」香港《星島日報》。他們一開始便看中《星島》社長林靄民,林是胡文虎的心腹,其背後身分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執行委員,屬國民黨高級官員。司徒丙鶴指出,當時《星島》是「(國民黨)特務盤踞之窩」,林靄民接任前的該報總編輯姜綏善是國民黨軍統香港站的頭目;主筆楊某,也是軍統高級人員。林靄民到任前,姜綏善辭職,即安排上海報人沈頌芳接替,沈之妻子也是軍統分子。司徒丙鶴指《星島》當時還有中統人馬及漢奸、落水文人等。如此銅牆鐵壁的陣地,共黨勢力如何能夠打進去?林靄民是整個事件的關鍵人物。

林靄民和胡文虎是福建同鄉,一九二七年林已協助胡籌辦《星洲日報》,深得胡信任。林靄民來港接任《星島》社長時只帶來一名秘書,編輯部沒有一個是他的親信。此時,他的同鄉、潮汕《星華日報》總編輯張問強上門拜訪,兩人有世交之誼,談得很投契。不久,林靄民決定邀請張問強來當報社主筆,兼寫日報社論和晚報短評。這樣,共黨勢力於一九四七年便攻下《星島》第一個突破口,張問強持續在林靄民身邊做統戰工作,經過一年努力,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張問強終於「說服」林靄民,把原來擁護國民黨的《星島》搖身一變轉為支持共產黨。中共華南分局的饒彰風見水到渠成,同月正式和林靄民會談,結果林接納饒推薦的一批編輯和記者進入《星島日報》和《星島晚報》。

司徒丙鶴的名單

根據司徒丙鶴開列的名單,他們具體在《星島》的分工如下:

張問強,主筆,每周為日報寫社論三篇,為晚報寫短評六篇;

潘朗(來自《上海申報》),編輯,主編國內外要聞版(第一版頭條);

曹綿之,編輯,編譯外電,配合要聞版;

司徒丙鶴(來自廣州《前鋒日報》),編輯,主編華南新聞版;

周培克,編輯,主編《星島晚報》要聞版;

湯建勛(來自《上海新聞報》),編輯,主編社會服務和讀者來信版;

區昶,編輯,主編娛樂版;

謝常(張問強妻子),編輯,主編副刊;

張問真(張問強弟),記者,採訪港聞;

張其光(《華商報》編輯),撰寫專欄文章,並每周為華南版寫兩廣(廣東、廣西)通訊;

梁若麈(南洋報人),以特約名義,撰寫時評專論。

司徒丙鶴透露,報社另外聘請了多位文化名人主編周刊,撰寫評論,提供時事漫畫和圖表,這些人包括梁上苑、丁聰、廖沫沙、金端苓、曹聚仁等,他們另有組織聯繫,很少與張問強等人接觸。從上述的人事佈局,共產黨幾乎把整個報館據為己用,這不得不佩服他們的統戰和滲透能力。

從一九四八年七月起,國民黨在香港《星島日報》和《星島晚報》的勢力一下子潰散,只留下三幾人在報社靜觀其變。筆者由始至終都在懷疑《星島》社長林靄民的角色,因為他的身分和行事很令人猜疑:他既然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執行委員,理應受到國民黨黨組織的管束,為何國民黨不阻止林靄民投共?抑或是國民黨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讓林靄民和共產黨愈走愈近?另外,一九五二年林靄民離開《星島》出任「進步報刊」《正午》報的社長;一九五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周年,林獲邀到北京觀禮;種種?象令人懷疑林靄民未入《星島》之前可能已是共產黨的支持者,甚至是共產黨同路人。另一個至今仍未解開的謎團,是《星島》大老闆胡文虎曾任國民政府參議員,與蔣介石總統關係非同一般,胡文虎家族為何可以讓林靄民背棄國民黨自把自為?有一種說法是胡文虎的「包容性」很大,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星島》的總編輯金仲華就是共產黨員,金仲華於香港淪陷後返回內地,上海解放後,金出任上海市副市長。

議決全部撤出《星島》

一九四八年七月共產黨掌控《星島》編輯部後,《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引起國民黨震怒,但卻改變不了事實,唯有不斷向港英政府投訴。張問強等人變本加厲,利用《星島》大力宣揚中共的方針政策,港英政府後來愈益感受到壓力,被迫採取行動。一九四九年五月,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黃翠微約見林靄民,逼迫他開除主筆張問強和外電編譯曹綿之,但遭到林的拒絕。兩個月後,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任高信,傳召《星島》董事長胡好(胡文虎之子)到廣州面談,要他開除要聞版編輯潘朗和華南版主編司徒丙鶴,如不照辦,廣州將禁止《星島》入境,斷絕其向西南大後方發行之路,置《星島》於死地。胡好被迫屈服,回港後叫林靄民踢走潘朗和司徒丙鶴。

饒彰風緊急召集張問強等八人開會商討對策,最後議決全部撤出《星島》,只留下張問強一人繼續與林靄民保持聯繫。自此,林靄民的共產黨班底基本上已潰散,但他本人仍堅持擁護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內版頭條以大字標題「廣州天亮了」報道共軍解放廣州、廣州政權易手的消息,進一步觸怒國民黨高層,《星島》老闆亦被迫問責林靄民。一九五二年林靄民辭職離開《星島》,與親共人士籌備復刊《循環日報》和出任《正午報》社長。

饒彰風領導的這場《星島》國共鬥爭,持續一年,他們總結這場鬥爭經驗時指出「成果是對解放戰爭的宣傳起了一定作用」,但失敗之處是各人有驕氣不能沉?應戰,當時不應集體離開《星島》,這樣做等於不戰而退,令到林靄民孤掌難鳴。

可憐的報人

五十年代初接替沈頌芳出任《星島日報》總編輯的陳夢因,形容這段歷史是《星島》「蒙麈」日子,導致銷量大跌,花了很大氣力才能匡正過來。可是,共產黨走後,國民黨又來。陳夢因說他上任後不久,台北駐港機構大員天天送來一字條,指手劃腳,干預編輯方針。陳夢因說自己並非任何政黨黨員,當務之急是要把下跌的銷數回升,他叫人傳話給該國民黨駐港大員:倘若再見到「指導字條」,他就會效法林靄民一樣引入共產黨!陳夢因這一招果然奏效,從此不見類似字條。然而,五十年代打後,直至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簽署聯合聲明之前,《星島》一直奉中華民國為正朔,持續「反共」三十多年。回歸後就不用多說了。

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國共兩黨覬覦的香港報紙又豈止《星島日報》而已,《華僑日報》這塊肥肉也險些落入國民黨黨棍手裏。國民黨戰後以緝捕「漢奸」為名,要把《華僑》老闆岑維休引渡回廣州受審,其最終目的是要把《華僑》接收過來,幸得當時的港英政府傾力保護,岑維休才得以保命,《華僑》也不致成為「敵產」落入國民黨手裏(筆者著作《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有詳細描述,在此不贅)。嗚呼,可憐的報人,常常要在政治鬥爭之中抉擇;更可悲的是,當他們以為有機會選擇時,現實環境卻不容許他們自由作決定。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O一八年二月廿一日)

2018年2月8日 星期四

柯振中點滴

悼柯振中
鄭明仁

我們的文友柯振中悄然離開這個世界,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他在世時低調,離開時更低調得令我們不能相信他真的離開了。我們鑪峰雅集每逢星期日都在北角酒樓擺龍門陣,柯振中在港時一定會參加。一年前他從美國回港辦理家族生意業務,我們見過幾次面。他回美國後也會電郵一些文章給香港的文友,但自去年年中開始和他失去聯絡,我們多次WhatsApp他也沒有回音,已心知不妙。上個月,文友梁永棠兄突然來電說在美國的朋友通知他柯振中去世了!

我們沒有聽說過柯振中有重病,大家還希望他的死訊是個fake news 。這個月中,梁永棠再傳來柯振中胞妹的電郵,證實柯振中早於去年十月病逝!原來他患病已幾年,一直隱瞞着病情。柯振中,你走之前也不肯透露半點風聲,太不夠老友了!

柯振中一九四五年生,六十年代在伯特利讀中學時,已在報紙寫萬言小說,後來和幾個文青組織了「風雨文社」。柯可說是當年香港文社的領軍人物,他一九六五年和李文耀、李紹明等人發起組織香港文社聯合會(香港文聯),希望聯合全港的文社集中力量發展文藝運動。文聯籌委會舉辦過幾次活動,在當時的文化界裏引起震動。

柯振中先後出版小說、散文及詩歌共十九冊。由於他祖籍潮州,潮汕文化圈近年多了介紹他的文章,「潮州才子」之名不脛而走。但願這位潮州才子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寫他的好文章。

(《明報》二O一八年二月一日)

柯振中與十三妹
黃仲鳴

■《還墨賦》有不少篇幅談及「文社運動」。 作者提供

有學生研究一九六零年代的文社運動,問道於我。我說:「除香港那一班人如吳萱人、蘇賡哲要訪問外,還有一位已移民美國的柯振中。他近年常來往港美兩地,他是當年健將,不得不和他談談。」

柯振中每次來港,俱和文友暢聚。我說:「下次他回來,介紹你相識。」可是言猶在耳,噩耗傳來,他去年十月竟已病逝洛杉磯。據說,他得病已久,秘不對人言,香港一班老友無從得知。去年返美後,便沒他的消息,連WhatsApp也取消了。朋友詫異,已驚覺出事。果然出事了。

柯振中隸屬風雨文社。那年在一眾青春頭顱中,他出書最早,一部長篇小說《愛在虛無縹緲間》,同儕震驚、羨慕、妒忌俱有之,「這麼年輕就有人肯為他出版了。」後來得悉他是自費的,就嗤之以鼻:「有什麼了不起!」不過事後證明,柯振中創作力驚人,推動文學不遺餘力,著作等身,這股「大志」,其實應予褒揚。他是一頭蠻牛,在文學園地猛衝直撞。他曾將《愛在虛無縹緲間》寄給當年赫赫有名的女作家十三妹,請她指教。可是,他等到的回音是:發表慾得克制,能再多讀點書再動筆則會更好。

這話什麼意思?據推測,十三妹看了,嫌《愛在虛無縹緲間》未夠斤兩,不願批評,只曲筆告以應多讀點書。年少氣盛的柯少年,怎忍受得了?竟然號召同行:「不必聽自以為是老資格的老前輩的話。」當年十三妹有什麼反應,柯振中沒提。可是其後年歲大了,柯振中才省悟,這是她愛護後輩之意,要他們進步,才對他們提出嚴格的要求。

柯振中這段「挑戰」十三妹的過程,後來寫成文章,將之輯入他所寫的一本書:《還墨賦一.無花果樹上的花果》(香港:司諾機構有限公司,二零零三年),他這麼寫和十三妹的「糾葛」:

「筆者參與的香港『風雨文社』出版一份刊物名《風雨藝林》,寄函邀請她寫一篇文稿,她不肯寫;但在香港《新民報‧人間版》的《十三妹專欄》發表了給我們文社的一封公開信,訴述自己沒資格寫這一類提攜後進的文章,卻語重心長勉勵我們再加努力,他日為文學放一異彩!」

由此事來看,十三妹這個以「罵人」和孤高的作家,對「風雨文社」這類組織根本看不上眼,只說「自己沒資格提攜後進」,這和她拒評《愛在虛無縹緲間》同一「口徑」:「細路!還是先多看些書吧!」

青年人有旺盛的發表慾,柯振中認為要多讀、多寫那才有進步,寫出來的作品雖稚嫩,但不寫如何能趨成熟呢!這部《還墨賦》第三輯「思論」,有不少篇談及那時代的「文社運動」,我叫學生拿來看看。但不能親見其人,面對面訪談,也是一樁憾事吧。回想柯振中來港的日子,年紀雖不小,但風華仍茂,精神仍飽滿,想不到說去就去了。唉!人生。

《文匯報》二O一八年二月七日)

柯振中
李紹明

在香港的文藝界中,柯振中應該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

有朋友轉來一篇文章,報導了他的死訊。事實上,知道我和他認識的人甚少,而之所以告我他的逝去,是因為該文有我的名字。

我不屬於文藝界,其所以結識柯振中,可能是一種不能解釋的緣份吧。

說來已是超過五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剛中學畢業,同學認為不應該就此解散,而應成立一個組織保持聯繫。他們沒有想到成立同學會,因為我校是一所私立學校,說得不好聽是一個「學店」,名字也不響亮。於是我們成立了一個當時青少年的流行組織,文社,叫「培林文社」。「培」取自我們畢業學校的名字──「培中英文書院」,「林」則是一個配詞。我被推為負責人,不知是叫社長還是編輯,不記得了。

文社成立後,我倒是老老實實的向同學收集稿件,進行出版工作。我是直腸直肚的單純的人,沒有想到其他,或想得太複雜。但是沒多久,同學分裂起來。有人批評我們的刊物太過「外展「,即過多和外間接觸和聯絡。

這是實情。當初着我編這個刊物(叫「培林」)時,沒有給我什麼指示。我是一心要辦好這個刊物,而當時香港的文社很多,出版刊物(鉛印的和油印的)也不少。一些報章的青年版,也充滿着文社消息,或是報導文社活動,或是讓文社間互通訊息,總之熱鬧非常。在這個情況下,我和外面通訊聯繫,互相交流,是自然不過的事。

然而,既然社的中堅人物反對,我也聽之由之,以後收斂便是。可是編輯之中,有些認為這個管束太不合理,於是建議拉隊離去。好在組織一個文社也不需要什麼本錢,要成立便成立。我們這個新的文社包括一些其他學校的人,名字叫「烈焰文社」。這個名字是由一位社友提出的,其原意也十分幼稚和可笑,就是以「烈焰」焚燬「培林」。想出這個名字的陳瑞宇兄,也於數年前作了古人了。

再後來,我發現培林文社的真正分裂原因,原來是爭風呷醋,有些男同學因互相追逐和爭奪女同學而不和。這當然沒有我份,因為在這方面我相當遲鈍。

烈焰文社開始的時候有六個社員,後來增加到了十餘個。我是長期社長,一方面我最熱心,投入也最多。另方面一個本來可以替代我為社長的社員,卻於香港六七暴動期間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至於其他人,雖然不少也參與社務,卻不願擔起大任。於是我便領頭幹下去,直至大學畢業,「烈焰」自然熄滅為止。

烈焰在我的帶(領)導下,當然有着我的性格特色,這便是廣結各路英雄,把我們的文社,以及我們出版的刊物,伸展到社會去。以我們的刊物《烈焰》為例,我們出版了數期,(是鉛印刊物,出版過多少期不記得了)每出一期,我們都寄去各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文社,以及各知名作家,並在報章的青年版刊登消息,歡迎索取。總之,我們是盡量擴大我們的接觸面,由是取得了一些名氣。而從創刊後的第二期開始,我們更邀請其他文社的朋友助稿,一方面豐富版面,另方面則有助我們對文社界的聯繫和認識。而我們不少社員都是從這個方式徵來的。

那時香港的文社數量很多,但大部份都是各自為政,或只跟三幾個文社結盟來往。我感覺文社界要發生影響,進行大型的文藝活動,必須要聯合起來。那時比較有規模、經常見報的文社是風雨文社和晨風文社。(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如旭藝、華萃、浮萍等)我接觸了他們一些,講述我的看法,結果從風雨文社和晨風文社得到了知音,並同意幹一下,組織香港文社聯會。(簡稱文聯)

文聯籌委會好像由八個文社組成,但其中出力最多的人是李文耀、柯振中和我。李文耀是晨風文社的社長,柯振中是風雨文社的代表,但不是社長。李、柯和我當時是主力奔走組織文聯的人。而由於我們認為在文聯未成立之前,我們也應該籌辦一些活動,以造成氣候,及顯示我們的力量,聯絡更多文社。

我們的活動主要是搞講座,地點在大會堂高座,記得曾邀請演講的名家有司馬長風、徐訏、任畢名等。這些場合,都是高朋滿座,極一時之盛。我還記得在徐訏那次演講中,輪到答客問的環節時,有一個坐在前排的聽眾起立發言,可是他並不是直接問問題,而是乘機唸誦一大段不知什麼的詩詞,足有數分鐘之久。主持的李文耀莫奈他何,而主講徐訏也開始露出不愉之色。我是工作人員,恰巧也坐在前排,覺得必須作出阻止,於是我站起來對這人說:「先生,請你簡短你的問題好嗎?」這樣制止了他。

由於我們三人經常一起跑政府部門,以及造訪作者和學人,有人曾經稱呼我們為「三劍俠」。可是這「三劍俠」沒有維持很久,原因在我。當時的文社可粗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談文說藝的,這是大多數,也是文聯的主要成份。另一類是以關心國家、民族為己任的,為數不多。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是文藝青年,我比較關心國家問題,雖然我社的刊物是兩者皆重。由於我交往面比較寬闊,我不久接觸到了另一個大社──華菁社。這是一個由中國學生週報讀者為班底的文社,成員比較關心國家民族問題。因為志趣相投,我一倒便倒進去了,籌辦文聯的工作我便交由另外一位社友去跟進。我後來知悉,這位社友並不積極,而文聯最後也沒有組成,主要原因是當時港英政府對社團註冊審查甚嚴。

這之後我和柯振中便沒有見面了。「三劍俠」中的李文耀,我十多年後曾在巴士上碰到,原來他的住處和我的住處十分接近。柯振中移了民,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是我有時會回想起來的青少年朋友之一。他為人沉實、誠懇,有責任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可惜我們的人生路線再沒有相交過。

五十年了,就是在街上碰到也未必能夠互相辨認到。然而,他雖離開這個世界,他在我心中的形像仍是年青、樂觀、有幹勁。柯振中,再見了!

(2018/02/07發表)

《人生感懷》網站)


2018年2月4日 星期日

許定銘:齊桓愛跑馬

 
近日貼《香港文化資料庫》的多是悼念文章,先是余光中,然後是黃愛玲、柯振中、仰止、孫述憲,此中有前輩和朋友,何其傷感!不過,人生無常,套句金炳興的老話:人生像搭公車,有人早下車,有人遲下車而已!

孫述憲先生(1930~2018)是香港文化界的前輩,常用的筆名是齊桓寫小說,夏侯無忌寫詩,宣子寫其他。我十三四歲的少年時代,在圖書館讀了齊桓的《八排傜之戀》,寫發生在蠻荒之地的戀愛故事,至今數十年,仍有印象。

然而,我和齊桓的「常」見面,都不在文化界聚會,卻在馬場,因為我和他都愛跑馬。

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跑馬,一九八O及九O年代,一年幾十次的賽馬日,我都泡在馬場裡,可以說是全期無缺席的忠心馬迷,因為馬是要「追」的,你不是練馬師和騎師,不知馬的狀態幾時來,更不知幕後人何時去馬,必要次次看形勢,入閘前才決定是否下注。馬力主持《香港商報》時,曾給我兩個專欄,用金名和湯馬仕日日寫幾千字,寫了好幾年。那編輯也姓許,筆名叫「許勝」,改得真好,不知他能否真的做到「許勝不許敗」!

記不起是何時開始有夜馬的,那時候逢星期三我五點左右即離開書店,回家換過套「老西」,然後搭的士去快活谷。我「蒲」的地點是會員棚三樓,好像叫「會賢廳」,全層有近百張枱,入口右面是吸煙區,左面是非吸煙區。老妻怕煙,我們訂的枱在左邊,附近常來的人有董驃和簡老八而清。齊桓抽煙,記不起是香煙、雪茄還是煙斗,訂右邊枱。我是後輩小子,他大概不認識我,但大家個個禮拜見面,打個招呼,寒喧一兩句也是常有的。此中有三兩次齊桓請戴天吃飯,我會過去跟他談幾句,吸吸他的煙斗香。說件有趣的事,我不抽煙,但間中有人遞過來,我一樣照抽,但怕煙味;不過,我卻愛聞雪茄、煙斗的煙味和咖啡味!

我和老妻去跑夜馬,很多時她都是來替我叫幾個小菜,食完晚飯就自己返家,留下我個人獨戰。齊桓跑馬,則是兩夫婦同來,直玩到散場的。英國人跑馬,是高尚的娛樂,一般都穿着得很整齊,會賢廳有規矩:男仕要穿西裝打呔,女仕要有適當的禮服。齊桓太太每次來馬場都盛裝,穿旗袍或禮服,動態優雅,夫婦倆相當恩愛。

我在加拿大那幾年,常到有香港馬賽事直播的酒樓玩通宵,不知何故,二千年回流後,對跑馬愈來愈淡,後來索性不玩,馬場也不去十幾年了,如今去馬會,只剩下每星期幾次的中午茶,自然没有再見到齊桓了。

──2018年2月4日清晨四點.失眠夜

孫述憲追思會


(來源:Linda Pun臉書二O一八年二月三日)





(來源:陸離臉書二O一八年一月廿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