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1日 星期五

鄭明仁:故紙堆中偶遇 香港第一個旅行專輯

1930年10月22日《香港南中報》(圖片來源:鄭明仁)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了多位旅遊名家演講,並且蒐集了很多實物和圖片在會展「文藝廊」的「文遊四海」展區展出。筆者應邀借出香港報紙第一個本地旅行專輯,放在展區公諸同好,和大家分享80多年前香港人是怎麼樣到港九新界遠足旅行的。

首先,要介紹這份「歷史文物」重見天日經過。去年底,筆者友人車弘道路經深水埗一家買賣舊書的書店,瞥見兩疊用雞皮紙作封面的舊報紙,書店老闆索價千元,車兄弟興趣不大,然而他沒有忘記我這個喜歡在舊報紙堆找尋歷史的朋友,馬上來電探詢有興趣否?車說這是一些報紙旅遊特輯,1930年的,寫着是「吳灞陵」珍藏。筆者聽見「吳灞陵」三字,二話不說便指示車兄弟「買!」這本超過85年歷史的報刊文物如此這般便落在我手裏。吳灞陵先生(1904至1976)乃香港名報人,研究香港報紙歷史的人,一定聽過吳先生的大名。他歷任《大光報》、《香港南中報》、《循環日報》、《華僑日報》和《香港年鑑》的編輯,吳喜歡收集香港掌故和各種報紙雜誌的創刊號,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便有很多吳氏的珍藏。

吳灞陵

香港本地旅行團

另外,吳灞陵熱中結伴本地遊,上世紀30年代便與旅行愛好者合組「庸社」,這是香港第一個最有組織的本地旅行團,也可說是香港行山隊的鼻祖。「庸社」前身是「香海秋季旅行團」,吳灞陵組織了「香海」的團友於1930年10月22日在《香港南中報》開闢了香港第一個旅行專輯。吳灞陵後來把旅行專輯訂裝成合訂本,用鷄皮紙做封面,在扉頁用毛筆字寫上「庸社文獻第一種 吳灞陵珍藏」的大字;小字寫上「庸社前身香海秋季旅行團主編 香港第一個旅行專輯」。這就是筆者手上這份「文物」的由來,但它為何會流落二手書店?至今還是一個謎,書店老闆只說是「收買佬」拿來的。無論如何,筆者和吳灞陵合該有緣,他的遺物落在我這名過氣總編輯手上,剛巧我又認識書展主辦單位的源永文先生,這份歷史文物終於可以重見天日,在書展期間和萬千觀眾讀者見面,實在沒有白費吳灞陵生前的心血。

言歸正傳,讓我們看看這個香港第一個旅行專輯的內容。吳灞陵和《華僑日報》另外4名年輕記者:衛國綸、黃嗇名、陳亦泮、莫輝祺於1930年10月19日組團到大埔旅行,然後於10月22日在《華僑日報》的姊妹報《香港南中報》副刊「南國之風」開闢了香港報紙第一個旅行專輯,整個版都是記述5人同遊大埔的經過和趣事。5人此行主要是參觀訪問原國民黨第五軍軍長李福林(李登同)將軍的康樂園。李福林在軍政界享有盛名,下野後來到大埔開闢果園,取名「康樂園」。沒有錯,昔日的康樂園就是後來成為豪宅群的康樂園。李福林後人和地產商合作,於1980至1993在果園地皮興建了1000多間獨立屋。吳灞陵一行早上9時從九龍乘車出發,十時半抵達大埔墟,首先經過墟場,他們這樣記述墟場情形:「鹹水魚腥臭氣味和道路上的泥濘,已足令我們感覺到有點不愉快。」於是便匆匆離開往康樂園拜訪李福林,一入果園範圍便是一陣陣牛屎味,幸李福林大宅「折衷華洋款式,頗為雅潔,無復園間牛糞氣息」。各人稍坐片刻便離去往酒家覓食,遊記記到這裏有不少戲謔之言,作者用「驚鴻倩影,臀隆可愛」形容酒樓女侍「阿英」,且嘲笑同行者衛國綸對阿英「殊心醉之」。我在這裏要為衛先生補上一筆,1970年代末我入行任職記者時,曾與衛國綸前輩定期茶叙,當時衛先生已是著名報人,貴為「新亞通訊社」社長,該社替多家報館供應法庭新聞稿件,且一度獨家為中文報紙提供馬會的「賽後報告」。

行山可救國

1930年11月22日,旅行專輯版第二期,今次是以九龍慈雲山為遠足專題,作者這樣記述:「九時乘車到了啟德濱,便從哆哆佛學社那條路去,一直上去便是鑽石山,是牛房的所在——總計登山行程,僅一句鐘,知道疲乏的原因,未始不由於速度太高。」今期專輯最特別之處,是一張團員在鑽石山山頭留影的照片,有幾名團友的衣著像赴宴般穿恤衫結領帶,這可能是當時外遊的時興服裝吧。吳灞陵一連經營了3個旅行專輯便結束,1932年12月4日,吳在《華僑日報》的另一聯營報紙《南強日報》用「庸社」名義創刊了《旅行周刊》,這一天定為「庸社」正式成立吉日;不久,另一名旅行家兼著名作者黃佩佳加入「庸社」,成為《旅行周刊》另一支健筆。《旅行周刊》出版了50期便停刊,筆者有幸收集了一整套,它是附於吳灞陵珍藏旅行專輯的合訂本內,完整無缺。《周刊》內容比旅行專輯豐富,除了介紹香港的遠足風景所見所聞外,間中也會對時事發表意見,例如在1933年9月18日那一天的周刊(第43期)發表類似悼念九.一八的社論。文章題為「今天的警告」:「大家休以為無論國難嚴重到何等田地,都可以貓貓虎虎的渡過去,須知得過且過的態度,是會使國家亡滅,自己亡滅,一切亡滅的呀!」「我們如果還有一個軀體,應該有一個清晰的頭腦,認清楚上面那個警告,做一點切實的工作。當然,切實工作的原則,是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不必好高,不必騖遠。」撰稿人提倡「旅行救國」,他說旅行可以鍛煉身體、堅強意志、增長見識、團結感情。團結就不會是一盤散沙。

推廣本地遊

著名作家黃佩佳以「江山故人」筆名經常在《旅行周刊》撰文,題材多樣性,文言、白話俱佳,筆者摘錄他於1933年4月30月在《旅行周刊》(第23期)的文章,他用粵謳寫「旅行真係好」,香港人讀來零舍傳神:「旅行真係好!乜嘢好得過行山?林泉風味,幾咁好頑。樂水樂山,都話好盞。想起返嚟,仲好過吃大餐。哥呀你,登山涉水,總要時常慣。呢陣中原多難,要抵抗橫蠻。你亦一個國民,點好話唔赴國難?鍛煉吓精神體魄,好去保護鄉關。故此一話旅行,六點起身都話晏,行,就要行得燦爛。最低限度呢,都要歸趁夕陽殘。」黃佩佳真的做到身體力行,1945年6月,他返回廣州,兩個月後日本投降,吳灞陵等人多方打探也沒有黃佩佳消息,相信黃已殉國難。

戰後,吳灞陵繼續在報刊上不遺餘力推廣本地行山活動,並先後出版了《香港、九龍、新界旅行手冊》、《新界風光》、《九龍風光》、《離島風光》、《今日新界》、《今日大嶼山》、《今日南丫》等。香港資深行山領隊陳溢晃對筆者言,吳灞陵、黃佩佳的「庸社」可說是香港本地遊的鼻祖,後來者只是發揚光大而已。香港行山隊全盛於七八十年代,估計有40隊行山隊,多份報章都有行山消息,有些更整個版刊登各行山隊的資訊。陳溢晃說80年代由於本地遠足成為潮流,有銀行贊助邀請幾名資深旅行家設計了36條旅遊路線,同時又要訓練臨時領隊以應需求。風光過後,行山組織轉趨低調;近幾年,行山隊又有復興趨勢,這與大眾日益重視戶外活動有關,加上交通方便(長者更有乘車優惠),可以即日來回,以前不喜歡行山的也趨之若鶩。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香港本地遊的鼻祖)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O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另有回應見Ming Yan Cheng臉書

2017年7月20日 星期四

黃曉南:朝陽戰夕陽 舊書店不死

都說書業已是夕陽行業,那麼當中更為小眾、暮氣的「舊書店」,豈不已離死期不遠?作為舊書書迷,當初我的確這樣想,所以我籌備《香港舊書店地圖》,初衷正是為這個行業留下「遺照」。不過,在深入訪談全港15家舊書店的過程中,發現情況遠較想像中樂觀,例如只有2家書店由於特殊緣故正在蝕錢,其餘13家都在賺錢或者起碼打平,整個行業更是充滿朝氣和前景,箇中主要有兩大原因。

故事要由14年前講起,當時我念大學一年級升二年級,暑假赴台北背包旅行,在敦南路誠品書店偶然看到傅月庵先生剛面世的《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拿上手翻閱之後,才知道有一種書店叫做舊書店,又稱「二手書店」,所售書籍並非最新出版,而是經過歲月洗禮。舊書店予我的吸引力最初是售價廉宜,後來在於無窮驚喜,每次踏進店門都不知會遇到什麼寶藏,偶爾會有你搜尋已久的絕版書,甚至是此前未知它存在的隱世好書,這種樂趣絕非新書店可以媲美。

香港多寶藏 惜缺乏整理

總言之,自此一發不可收拾,除了每年一次赴台灣「朝聖」,每星期在香港大小舊書店「報到」,還曾赴東京、京都、北京、上海和桂林等著名舊書城市「尋寶」。在2013年,亦即我首次在台灣接觸舊書店的10周年,有幸獲得台灣教育部贊助,用兩星期時間走遍台灣全島,從北至南遍訪當地舊書店,最後寫成《寶島舊書店之旅》報告,翌年獲台灣政府列為對外推廣的12種特色旅遊路線之一。

然而,像台北、東京、上海等城市,都有著作專門記錄和介紹當地的舊書業及舊書店;相反香港作為百多年來中西文化薈萃、資訊自由流通之寶地,舊書業的特色和份量絕不遜於這些城市,可是至今未有一本相關專著,不但令海外書迷無從「按圖索驥」,甚至本地人也未必認識我城舊書店。於是,作為投入舊書世界僅十多年的黃毛小子,我斗膽地萌生了想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恰逢三聯書店和新閱會合辦、兩年一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來到第六屆,而我已接近參賽年齡上限……終於東拼西湊湊起一點勇氣,膽粗粗去嘗試班門弄斧。

回到文首的問題,本港舊書業狀況遠較想像中樂觀,主要有兩大原因。首先,正如其中一位有逾六十年經驗的舊書店老闆形容:「舊書店以往就像涼茶舖,最緊要開在人來人往的地方。」但近年很多舊書店都搬到新界街市、舊區工廈甚至離島等租金廉宜之地,卻仍能吸引足夠客人上門;事關舊書書迷有別於新書客人,淘書決心很堅決,即使地點偏遠也無礙他們登門尋訪。而現今Facebook、微信等社交網絡發達,舊書迷圈子細小,一家新店開張很快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舊書店不必再在旺區捱貴租,並有更寬裕空間建立自身風格。

科技助經營 新客源冒起

另一個新趨勢是,「八十後」和「九十後」等年輕客源在最近兩三年湧現,這是很多店主都留意到的驚喜現象。皆因當今年輕人誕生於數碼時代,看慣了網上瞬息萬變的Facebook、可隨意修改的Wikipedia等資訊,反會萌生「復古心態」,愛從白紙黑字印刷、一經付梓無法修改的舊書當中,追尋歷史價值和感覺。

我正職是在《信報》擔任專題組組長,報業近年亦被視為夕陽行業。而我在製作拙著的過程中,也為自己增添了勇氣。正如神州舊書老闆、74歲的歐陽文利先生強調:「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夕陽行業,任何生意都可以是『朝陽』,只看你有否用心和用腦去經營,能否配合時代進步。」又如我的書房店主、「八十後」的莫思維所言:「即使書業萎縮,但香港喜歡淘舊書的人起碼還有幾萬個,只要我能夠吸引當中一半人,讓他們都成為我的客人,那就一定『有得做』。」

除了深入介紹全港15家舊書店,拙著還會記載本港舊書業歷史,並探索其社會和文化意義。獲得太多人幫助,在此無法一一致意,但有幾位師長必須特別感謝。小思老師抽空接受訪談,為我解答了「舊書對於社會及文化意義何在」此一懸於心中多年的疑難。董橋先生在數年前跟我聊天給予點撥,讓我親炙到一位老派讀書人的風範,下決心繼續以文字為志業。我的「啟蒙之書」作者傅月庵先生,慨允為拙著撰寫了精采的序言。崇拜已久的日本畫家山口潔子女士,為拙著繪製了《香港舊書店招牌群像》作為封面圖畫。《信報》總編輯郭艷明女士給予我莫大鼓勵和自由度,讓我可在公餘時間製作此書。

最後,慶幸有健康的靈魂之窗,才可盡情沉浸書海,拙著的個人版稅將全數轉贈予我一直支持的奧比斯(Orbis)眼科基金。

《香港舊書店地圖》作者黃曉南。

(轉貼自Wong Hiu Nam Kelvin臉書二O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信報》二O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于粦

李默:樂樂君子,玉麟于止。哲人其萎,我心沈吟。──告別于粦叔。


李默臉書二O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于粦獲成就獎 重溫幕後英雄之路
黃志華

聞得並已經證實,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將在應屆的金帆音樂獎頒獎禮上,把代表最高榮譽的音樂成就大獎頒予于粦。聽到這消息是既驚喜也意外,因為香港這類音樂獎項,向來都很少頒予像于粦這樣的幕後老老老前輩,他今年已經八十五歲了。

誰的認同?為何認同?

事實上,同類的獎項,我們一般會想起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中的金針獎並相提並論,而港台這金針獎歷史更悠久了,自1981年起便設立。按一般理解,這種獎是頒予對樂壇有大貢獻,或是在樂壇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的幕前幕後人。當一地的樂壇發展到了一定的歲月,合資格得到這種獎的會大不乏人,問題是某個年度會「輪候」到誰?

如果按這樣的思維邏輯,港台的金針獎常常會讓人大惑不解,因為設立二十九年以來,有五屆竟然是「從缺」的,即是找不到合資格頒贈之人,最近兩次是2001和2002年。還有就是,近十多年來,金針獎頒予給幕前人的次數很多,頒予幕後人的只寥寥一兩次,不明白何以這樣不平衡。有一點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大填詞家黃霑、鄭國江、盧國沾,前二者已分別在1990年度及1992年度膺獎,但是盧國沾卻至今未「輪候」得到,個人看來,不免有些莫名其妙。

港台金針獎的得獎者偶爾會出人意表,如在1986年度頒予唐滌生,2005年度頒予香港中樂團,二者對香港流行音樂的貢獻有多少呢?還是意義別具呢?筆者倒是衷心希望,有一天大表意外的聽到金針獎追頒予像呂文成、何大傻、王粵生、胡文森或周聰等已故音樂界前輩,又或者是紅伶身份而肯灌錄流行曲風格的電影歌的芳艷芬。

對比起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的音樂成就大獎,是比較看重音樂創作上的成就的。自1996年設立以來,得主即使是幕前人,也必然是創作歌手。過去十四屆,僅有三屆是頒給創作歌手,其餘十一屆,得主都是幕後創作英雄,還包括嚴肅音樂創作人如林樂培、林聲翕等。所以筆者有時禁不住偏心,會覺得「音樂成就大獎」比「金針獎」有意思些,至少前者願意喚起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去向平日每受忽視的幕後創作英雄致敬。

見證粵語電影歌曲老好日子

如文首所言,應屆的音樂成就大獎將頒予于粦,筆者既是驚喜也是意外。相信,說到受忽視的幕後人,于粦受忽視的程度是遠遠甚於他的後輩。

于粦早於1953年便開始入行搞電影音樂,是現存為數極少的五六十年代粵語歌發展的見證者。但于粦一開始的時候寫的電影歌都是國語的,大家很驚訝的是,于粦曾經和金庸合作過,金寫詞于譜曲。于粦最津津樂道的是電影《不要離開我》的插曲《門邊一樹碧桃花》,這一首是他和金庸(筆名林歡)合作的歌曲,主唱者還是大名鼎鼎的張露,只是該片是左派電影公司的出品,張露只肯以「陳露」的名字出現。

林歡詞、于粦曲的電影歌曲至少還有《女兒心》、《上轎歌》、《猜一猜》,分別是電影《少女的煩惱》、《鳴鳳》和《鸞鳳和鳴》的插曲,此外二人亦合寫過話劇《雷雨》的《「雷雨」序曲》,是首氣勢磅礡的大合唱。如此崢嶸歲月,誰還記?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于粦開始不斷為粵語電影創作歌曲。而流傳最廣的莫過於六十年代兩部電影《蘇小小》、《一水隔天涯》裏的歌曲,尤其是《一水隔天涯》,絕對是于的代表作,據知還曾灌唱過英文版本呢!

先詞後曲傳統不再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五六十年代于粦所寫的粵語電影歌曲,大部分都是刻意讓它帶粵曲味的,說明當時粵語電影歌曲有粵曲味是正常不過的。這些作品,也大部分是先詞後曲的,即以《一水隔天涯》來說,其實正是由左几先寫出歌詞,于粦譜曲後再視情況把歌詞略修改。今天提起粵語歌,我們都認為只可以據曲填詞,不可能先寫詞讓作曲家去譜。但于粦當年的大量作品恰恰違逆了這種成見——是我們為了某些以為是進步的原因(比如避卻粵曲味)而槍斃了先詞後曲的傳統吧!

至少在七十年代電視歌開始雄視樂壇的時候,于粦仍然曾經以先詞後曲再改詞的方式創作了不少電視劇主題曲,計有無綫《逼上梁山》、佳視《廣東好漢》、《雪山飛狐》以及麗的《大家姐》,這批歌曲都有一定的流行程度嘛。

際此于粦將獲殊榮的時候,一方面宜趁機好好重溫于粦走過的音樂道路,箇中自有光輝耀目之處,一方面也應重新審視五六十年代的原創粵語歌曲,多少前人心血作品因為當時粵語歌地位低微而備受冷落。

(《信報》編者按: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辦的CASH金帆音樂獎,將於11月1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原刊二O一O年十月廿七日《信報》)

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主題曲
黃志華

于粦前輩榮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應屆的音樂成就大獎,實在為他高興。這裡特貼出一首他的得意傑作相賀。

筆者說的乃是由他作曲,葉紹德填詞,關正傑主唱的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主題曲。這個曲調不同凡響,一開始便滿帶張力,六小節的句幅裡,先長後短,造成一種逼人的氣勢。每說到此曲,于前輩便總記起當年葉紹德接到此曲譜的時候,竟不知如何措手,多天苦思不果,直至某天遊大嶼山,氣溫驟降,冷風陣陣徹骨寒,葉紹德凍得牙關打顫,猛然開悟。君不見這電影主題曲的歌詞,一開始正是:「冷風,刺骨入肉……」

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主題曲
曲:于粦 詞:葉紹德 唱:關正傑

冷風,刺骨入肉,一把鐵劍飄泊同路,
對景,倍感寂寞,一曲寄意心事細數。
強忍,世上痛苦;壓抑,滿胸憤怒,
嘆息幾番失意向誰道?
跳出鐵窗地獄,一腔怨氣揮劍向強暴!
血腥,染污大地,哀聲遍野慘無人道,
縱使,置身度外,閃開劍刺身後有刀。
四方暗露殺機,赤手劈開血路,
劍光,應聲出鞘逐雲霧,
掃清世間罪孽,一腔正氣揮劍向前路。

土豆網上的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主題曲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悼劉惠瓊


香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電台兒童節目主持人及兒童文學家劉惠瓊女士,於2017年7月5日早上在加拿大溫哥華逝世,享年96歲。

劉女士祖籍廣東中山,1946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系,1948年與丈夫楊遠鏞及一歲大的女兒由上海來港。1949年3月香港麗的呼聲啟播,劉女士就開始擔任兒童節目的主持,開闢戲劇化故事廣播節目,並撰寫兒童生活小說在節目中播送。小朋友都稱她為劉姐姐。由於她的節目廣受歡迎,同年年中,香港電台邀請劉姐姐每周兩天主持半小時的兒童節目,成為首位同時擔任兩家電台節目的主持人。1956年劉女士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兒童心理學一年。期間曾在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主持一個《我在倫敦所見所聞》的節目,介紹當年的生活。她回港後繼續在麗的呼聲工作。

1960年,她創辦《兒童報》,此報是彩色印刷的八開度報紙形式,為香港第一份彩色兒童刊物。1963年,因要兼顧《兒童報》及《華僑日報兒童周刊》的編輯工作,她沒有再為麗的呼聲主持節目,正式離開廣播界。1966年9月《兒童報》停刊後,劉女士將刊登過的文章輯為叢書,不下百冊,其中包括《童話世界》、《童話天地》、《劉惠瓊生活故事集》等。1968年,劉女士在北角渣華道開辦明慧幼稚園並擔任校監。退休後,劉女士舉家移居加拿大溫哥華。

同是移民當地的香港作家阿濃在紀念劉女士的文章中描述, 劉姐姐在溫哥華早期自學車衣,縫製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和子女留念。

老伴楊先生(曾是麗的呼聲電台的工程師)2014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片童心,追尋快樂。(謝謝劉女士生前好友陳豐年和朱細珍提供劉惠瓊和丈夫楊遠鏞的合照。)

1963年劉姐姐與何紫等合照

Linda Pun臉書二O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劉惠瓊女士的葬禮在今日,即溫哥華時間7月17日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左上方可見劉姐姐年青時的芳容。

Linda Pun臉書二O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懷念劉姐姐
阿濃

我敬佩的兒童教育家劉惠瓊女士以九十六歲高齡在温哥華逝世了,她留給我的最深印象是熱愛生命。

她為孩子寫作、廣播、辦《兒童報》、開兒童書店、辦幼兒園,能為兒童服務的工作都試遍了,取得豐盛的成績。

她退休後與老伴生活在加拿大温哥華,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因為我們時相往來,所以對她的生活知道得頗清楚。

她倆曾經遍游世界各地,她把照片仔細安排成一本本的專輯。他們合作設計節日賀卡,連特製信封寄給親友,上面都是他們快樂生活的影像。

劉姐姐早期自己學車衣,縫製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和子女留念。

老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片童心,追尋快樂。

《大公報》二O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劉惠瓊主編《華僑日報‧兒童週刊》時的版頭(這版頭刊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二日《兒童週刊》第一三七二期)(馬吉提供)

《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訪問劉惠瓊女士
沈舒

沈舒按:由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人稱劉姐姐的劉惠瓊女士先後在香港的廣播界\文學界\出版界和教育界作出貢獻,成就非凡。其中,她創辦的《兒童報》(1960-1966)更是香港首份彩色印製的兒童文學刊物。這次訪問以《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為討論的對象,藉此了解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兒童文學的情況。本訪問稿經劉姐姐審閱定稿。

日期:2011年8月1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正午12時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劉姐姐家中

劉:劉姐姐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劉姐姐談談《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的往事,請劉姐姐先介紹《兒童報》的出版緣起。

劉:1956年,我放下香港的工作,到英國進修兒童心理的課程。留學期間,我閱讀了大量兒童讀物,對當地兒童書的出版情況有一些了解。每間兒童書出版社每年出版好幾十種讀物,當地兒童書的出版業十分蓬勃。他們有很多作者都是專事兒童書的創作,一生就是為兒童寫作。而且,他們的兒童書有專人繪圖,印刷精美,開度很大,適合兒童閱讀。我當時已立下志願,希望回港後,辦一份適合兒童閱讀的刊物,讓他們在課餘時閱讀。這就是我辦《兒童報》的動機。

1957年返港後,我當時的經濟條件不容許我辦一份大型刊物,唯有先辦一份八開度的小型讀物,希望日後可以擴充到大型報刊。《兒童報》是在極艱苦的情況下創辦的。

沈:請問劉姐姐創辦《兒童報》時有多少位工作人員?

劉:創辦《兒童報》時只有兩位工作人員,就是我和妹妹小葵。我從英國回來後,偶然與她談起在英國立下的志願,希望出版一份優良的兒童刊物。她十分贊同我的想法,並樂意幫手。小葵有寫作的天分,於是由我們二人負責刊物的文字部份。最困難的事,反而是找人畫圖。我們既然決心要辦好這份兒童刊物,就要物色一位懂得繪圖的人來幫手。我當時在電台主持一個兒童節目,與聽眾分享了我辦報的想法。後來,一位聽眾介紹了一位懂得繪圖的陳先生給我。我與這位陳先生在電台餐廳見面時說,我們只是一份小規模的刊物,每期印千多份,問他是否願意幫手。他一口答應,並說他早有出版兒童讀物的志願。我聽後心想:我們十分幸運,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拍檔。我對他表示我們沒有多少資金,問他要多少薪水。他說要求不高,每月只要四百元!我聽後感到愕然,因為四百元在當時來說不是小數目,而且我們全部的積蓄也只有三千元。與小葵商量後,估計我們的資金足夠支付印刷費和他的薪水,應該可以出版兩期,便勉為其難地答應他。我們要求他負責全份報紙的繪圖工作,他滿口應承。但不久之後我們發現他是一位不負責任的人。

我們籌備出版《兒童報》期間,這位陳先生給我們介紹了一所印刷廠,我們還以為解決了印刷出版的問題。後來才發現這所印刷廠仍然採用平板印刷的方法,這是一種很粗劣的印刷技術。我們把第一期的版樣連文字稿交到印刷廠後,便查問這位陳先生甚麼時候完成繪圖,他說他與印刷廠很熟,會直接交稿給他們。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向印刷廠追問,才知道他仍然未交稿。於是,我們打電話質問他,他諸多推搪,還表示快完稿了。我們開始懷疑他,要求上門取稿。他不肯,囑我們在灣仔東方戲院等他。我外子楊遠鏞不放心,便陪我到東方戲院等他,但他一直沒有出現。當日的印象特別深刻,因為當時正下着大雨,我和遠鏞二人在街頭呆等。最後,我們直接到天后廟道上門找他,才發現他剛剛開始畫圖,撒到滿地草稿。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我心裏就想日後很難靠他了。第一期出版後,我們很失望,因為報紙裏面的圖畫完全不適合小朋友看,與當時坊間渲染暴力的流行漫畫書相似,而且印刷效果差劣,圖畫套色不正,一點都不美觀。我對這位陳先生說:「我們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出版《兒童報》,是希望為小朋友出版一份優良的讀物,而不是想加添一份不良刊物遺害他們。」第二期排版時,我們堅持到印刷廠先看大版,發現哪些不合適的圖畫就抽起來。第二期出版後,看見印刷效果極不理想,而且剩下的資金不多,我們都感到心灰意冷。同時,還遇到發行的問題。我們當時有三千多訂戶,其中以官校的學生為主,有個別學校甚至全校訂閱七百多份。創刊時我們有這麼多訂戶,大概與我做電台節目有關,因為校長和老師了解我的為人,對我出版的刊物有信心。負責發行《兒童報》的是一位麥先生,他應承我們會有專人派報。我們後來收到小學校長的投訴,很多家長表示未有收到訂閱的《兒童報》。我向校長道歉外,立即向麥先生查明原因。他說我們的訂戶分散各處,沒有人手派報。但他曾承諾有專人派發,為甚麼現在反口呢?我聽後很傷心,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最後,我決定自己發行。由第三期開始,我轉用另一所印刷廠,他們採用新式印刷機,印製效果精美。第三期印好後,印刷廠送報紙到筲箕灣道我的家中,那幾千份的報紙,疊起來像一堵牆。我對着這些報紙,心也寒起來,不曉得明天怎樣發出去。後來,小葵找來一些同學,友好的學校找來些學生幫手,好像一隊一隊生力軍。我們有人手捲報紙了,但怎樣寄出去呢?首先我的弟弟劉國雄與他的愛人甄瑞琪把訂戶的名單和地址抄寫在蠟紙上。我拿着抄滿名單和地址的蠟紙,到慈幼中學找我認識的謝主任,借用他們的油印機。後來發覺他們是用新款的油印機,我們的蠟紙不合用。我記得當時下着雨,站在街上拿着蠟紙,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當晚,我們不怕辛苦,用人手一張一張訂戶名單和地址掃出來,然後逐一剪出地址,貼在報紙上。當晚報社的幾名工作人員和外援的生力軍分工合作,在一夜之間,把幾千份報紙捲好,貼好,紮好,成為可以寄出的郵件,實在是一種奇蹟。我們寄報紙時,又發覺一個郵筒塞不下全部報紙,唯有多找幾個郵筒才可以寄出所有報紙。遠鏞當時有一部舊車(車門要用繩拴着才可以行走,否則會飛脫的!),他充當義務司機,載我們四處找郵筒,逐一寄出報紙。如是者我們發了兩期《兒童報》。

沈:劉姐姐剛才提到《兒童報》第一、二期的圖畫由那位陳先生負責,但他的畫作不適合小朋友看,有沒有訂戶因此退訂呢?

劉:幸好,未有訂戶因此退訂。陳先生的表現未符理想,我們惟有另覓人選。有一日,小葵帶司徒華來見我,表示他可以幫手。我對小葵說:「我們沒有能力聘用他,因為我們的資金不夠發薪水了。」但她說:「我們只要發象徵式的薪水給他就可以了。」由第三期開始,司徒華擔任總編輯,幫手編《兒童報》。他當時年僅28歲。

沈:司徒華先生在《大江東去》有專章講述他在《兒童報》的經歷,每期報紙,他負責很多內容,除了畫圖外,還要寫謎語、兒童故事、成語、教作文方法等。劉姐姐與司徒華先生是如何分工的?

劉:我是督印人兼主編,是報紙的負責人;而司徒華是總編輯,負責具體的編務工作。我每期都寫《兒童報》的頭條故事和每週瑣語,還有不定期的短篇如《父子探案》、《小飛仙》、《追夢》等,長篇故事如《莎莎的日記》、《曼妮小札》、《一個好學生日記》。小葵負責撰寫訪問稿,其他內容由司徒華編寫。大概由第三期開始,我們請了梁大江幫忙繪圖,以後還加入江啟明、陳球安等畫圖,司徒華則專事文字工作。

沈:司徒華先生表示他很用心做《兒童報》的工作。劉姐姐認為司徒華先生對《兒童報》有哪些貢獻?

劉:司徒華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當時,他是下午班小學的教師。每天早上,他必定準時到《兒童報》工作。文字創作方面,他寫的兒童故事深受小朋友歡迎,而他教作文的專欄如「張老師教作文」對小朋友很有幫助。除了文字工作外,他認真而投入的態度能夠激勵大家的士氣,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本身的工作已經很忙,但他仍然願意義務來幫手,報社的同事更加要努力發奮。

沈:《兒童報》與讀者的關係如何?

劉:當《兒童報》的發展逐漸穩定下來,我們在英皇道租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只有幾張書檯。喬遷時,我記得有一位小讀者──就是今天的環保份子周兆祥──送來了一個細小的玻璃魚缸,裏面有一隻拴了紅絲帶的小蜥蜴。雖然我們都不明白他送這份禮物有甚麼意思,但我們最後把這條蜥蜴飼養下來。有了辦公室後,很多讀者上報社找我們。當時,每期《兒童報》有一個小朋友的專訪,希望和小朋友建立友情,由小葵負責。讀者很喜歡這個專訪,因為可以互相認識。我們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亦有組織讀者活動,譬如旅行和在報慶時有慶祝活動。其中一個小讀者是杜國威,他在麗的呼聲參加我的兒童節目廣播劇,擔當主角,因為他口齒伶俐,發音清晰,有播音神童之稱。

《兒童報》之所以能夠搬到英皇道新址,是因為得到一位林太(名嚴興坤)的幫助。她是一位既有心又慷慨的人。她本身是馬來西亞人,與同是馬來西亞人的丈夫在當地開餐館。他們育有八個孩子,現在每個孩子都各有成就。後來他們的婚姻出現問題,她帶了八個孩子到香港定居。她其中一個兒子與小葵剛巧是同學,所以我們兩家人都認識。當《兒童報》站穩陣腳,可以發展下去的時侯,卻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每期《兒童報》的開支要數百元,入不敷支,我原先的三千元已經用得七七八八。有一次,小葵與林太談起《兒童報》的情況,她無條件拿了八千元來支持我們,甚至完全不過問《兒童報》的帳目,對我們百分百的信任。八千元在當時來說是一筆大數目。有了這筆經費,報社就可以由我家中搬至英皇道,擴充《兒童報》的辦公室。後來,我們再搬至海港道的辦公室時,林太亦極力贊助。我們非常感激她。

沈:由劉姐姐剛才的憶述,我們知道《兒童報》是以家庭作業的方式創辦起來的,參與的成員包括劉姐姐的妹妹、丈夫及其他義務工作人員。集友銀行是否有出資支持《兒童報》的出版?

劉:《兒童報》從來沒有接受集友銀行的資助。創辦《兒童報》時,我亦未入集友銀行幫手。後來,集友銀行的經理陳厥祥(即陳嘉庚的兒子)派了一位襄理到我家(我家住筲箕灣道XXX號七樓)見面時,還送了一枝人蔘給我,想聘請我做兒童儲蓄部主任。他們為甚麼想從事兒童儲蓄的業務呢?因為他們看到恆生銀行同類的服務做得相當成功,希望開拓這方面業務。他們知道我在電台的節目深受兒童歡迎,希望借助我的名氣擴展業務。我對他們說我不是做銀行出身的,也不懂銀行業務。這位襄理說這不打緊,他們會派一位秘書幫我,而我亦不用天天回辦公室上班。既然不用每天上班,又可以增加收入,我就樂得掛上這個虛銜。我當時的收入主要來自播音、編《華僑日報.兒童週刊》及銀行的工作,這些薪水都用來出版《兒童報》。順帶一提,集友銀行當時有訂《兒童報》,免費送給儲戶,這也算是一種支持吧。

沈:《兒童報》有一項創舉,就是香港第一份以彩色印刷的兒童報紙。劉姐姐當時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出版時,有甚麼困難?

劉:我當時覺得,香港的家長不太捨得買書籍給小朋友閱讀,這可能與家庭環境不佳有關。不過,以報紙形式出版的兒童讀物,因為免釘裝費,費用可以較書籍便宜許多。一份《兒童報》只需弍毫,那時候買一條油條也要一毫,所以家長可以負擔得起報紙的費用。我留意到市面上有很多黑白的「公仔書」,小朋友也看得津津有味。為了吸引小朋友,我們採用彩色印刷,利用圖畫和文字增進他們的知識。《兒童報》既能符合家長的購買能力,又能引發小朋友的閱讀興趣,所以創刊時銷路不俗。

創刊時,曾經有些印刷技術上的困難,最主要是套色不準確的問題,令到圖畫模糊不清。由第三期開始,我們轉用另一所印刷廠,他們的印刷機較新,三色可以同時印刷,問題就解決了。最難得的是,他們是一所很負責任的印刷廠。我記得1962年颱風溫黛襲港時,印刷廠的沈老闆仍然依時印好《兒童報》,他致電給我表示發行商沒有人願意到印刷廠取報紙,而印刷廠也沒有人手可以送報紙到發行商,問我應如何處理?《兒童報》雖然是小報,但創刊以來從沒有脫期,這一次也不能例外。於是,我請他把《兒童報》放在印刷廠門口,又請他安排伙計幫我們搬報紙上車,我們稍後來取。遠鏞冒着颱風開車載我到印刷廠,工人把報紙搬上車後,我們從北角開車到中環,再轉送到發行商處。那一次風雨真大,加上那一輛老爺車,沿路十分驚險。我們到達發行商後,請他們派人把報紙由車上搬到辦公室。幾經艱苦,《兒童報》終於在颱風襲港期間如期出版。我們很滿意沈老闆的工作,一直幫襯他的印刷廠,直至《兒童報》結束為止。幾十年來,我們與沈老闆保持好朋友的關係,他的兒子現在也是我的乾兒子。

沈:這次經歷實在是一個感人的片段。儘管《兒童報》只是一份給小朋友閱讀的刊物,但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劉姐姐都不畏艱苦,務求《兒童報》能如期出版。這顯示了劉姐姐認真辦報的態度。

劉:後來,由友人介紹了一位叫楊偉舉的職員,負責發行《兒童報》的工作。從此,我們的發行工作做得更好,《兒童報》甚至遠銷南洋一帶。我們原本以為發行《兒童報》到南洋是一條生路,卻從來沒有想過這竟然是一條死胡同。與我們合作的發行商是馬來西亞一所大商號,我們完全信任他們。我們發過去的《兒童報》,數量一期比一期多,前後共發了十多期。我現在雖然記不清楚他們到底有沒有繳付過一期半期的費用,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他們累積欠下我們的錢很多。後來,我們知道這所發行商侵吞了我們的錢後,就不再發《兒童報》給他們了。

沈:司徒華先生曾經表示百分之三十的《兒童報》是銷往星馬泰一帶,後來因為排華的關係停銷《兒童報》。當時的情況是否如此?

劉:當時的確有百分之三十的《兒童報》是銷往當地。不過,當地停銷《兒童報》,主要是因發行商拖欠我們的錢所致。至於《兒童報》有否因為排華而滯銷,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

沈:《兒童報》當時面對發行困難,如何可以支持下去?

劉:有一次,我與小葵出席一個類似酒會的活動,認識了泰昌安記書局的老闆娘。閒談間,她知道我們編《兒童報》表示很希望編一套幼稚園的書,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幫手。我們即時答應她。編這套書(包括算術、常識和讀本三種)時,我們想到用新方法,就是開度要大、字體要大和內容要新,務求與坊間常見的幼稚園課本不同,藉此引起小朋友閱讀的動機和興趣。另外,我們也編了教師手冊,方便老師參考。當時坊間出版的幼稚園課本罕有教師手冊,我們也算是開創先河吧。這套課本出版後,十分暢銷,共售出超過萬多套。後來,我們繼續編了一套幼兒園的課本。我們與出版社有協議,要求在每一本書後面都要貼上一個我們提供的印花,由此就知道書的銷售量。我們得到每銷一本書便抽取百分之幾所得的版稅,足夠支持《兒童報》後期的出版了。

沈:何紫先生曾經在《兒童報》工作,可否談談他加入《兒童報》的經過,以及他工作的情況?

劉:司徒華後來因為工作忙,大概在1963、1964年辭任《兒童報》總編輯。當時《兒童報》業務已很穩定,還有足夠的經費遷址至北角海港道北角新h的舖位。有一天,友人介紹何柏(何紫原名何松柏,又名何柏,暱稱何伯)來見,我立即請他到閣樓翻譯一個英文的小故事,他很快完成,我便用了他。何柏一直做到《兒童報》結束為止。何柏寫的故事較司徒華少,他主要負責找資料。他特別擅於四處找書,然後把資料轉化到《兒童報》上。何柏是一位熱心兒童文學的年青人,但有時難免急進。司徒華處事成熟穩重,何柏則熱情奔放,兩人的作風雖然完全不同,但同樣有志於兒童文學的工作。

《兒童報》結束後,何柏與發行部一位叫何叔的同事都希望接手海港道的辦公室。我對他們說:「無論你們哪一位接手,雜誌社內的儀器、傢俬、書籍都可以送給你們。」期間,西邊街剛巧有一個舖位出租,他們二人都有興趣。最後,何叔讓了西邊街的舖位給何柏,他則接手海港道的辦公室,直到我移民加拿大時他仍然在海港道辦公。何柏離開後,在西邊街設立一間書店,並創辦山邊社,後來十分成功。

沈:何紫先生對《兒童報》有哪些貢獻?

劉:何柏對《兒童報》很有貢獻,因為他做事態度投入,而且為人熱情,好像一個火把般,令報社熱鬧暢旺起來。

沈:劉姐姐認為《兒童報》對何紫先生日後從事兒童文學的工作有哪些影響?

劉:《兒童報》對他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他負責每期報紙的編寫工作,這些經驗加深了他對兒童文學的認識;二、他認識了一羣小朋友,成為他日後的忠實讀者,有助他發展兒童文學的事業。

沈:何紫先生少年時經常看黃慶雲女士主編的《新兒童》,是兒童文學的讀者。他後來擔任《兒童報》的工作,是兒童文學的作者和編者。《兒童報》可以說是何紫先生從事兒童文學工作的起點。

劉:《兒童報》的確對他的影響很大,讓他可以深入兒童文學的領域。而且,他擔任《兒童報》編輯期間,文筆不斷進步,為日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打下基礎。

沈:《兒童報》出版了六年共272期後停刊,甚麼原因導致停刊呢?

劉:六十年代期間,香港的家長始終沒有鼓勵孩子閱讀的風氣,而兒童亦未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兒童報》的銷量逐漸下跌,最後無法經營下去,我們只好忍痛停刊。期間,何柏提議將「兒童報叢書」以套裝方式發售,藉此幫補收入,只可惜為時已晚,無法改變結業的事實。不過,這件事說明了何柏不僅有寫作的能力,而且有商業頭腦,懂得在困難的環境下尋找生存之道。

沈:《兒童報》為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除了劉姐姐、司徒華先生、何紫先生等寫下大量兒童文學作品以外,還培養了大批喜愛兒童文學的讀者。《兒童報》的停刊,只代表了它已完成歷史任務而已。劉姐姐,我們轉轉話題,談談《兒童報叢書》,可否介紹這套叢書的構思?

劉:當《兒童報》的銷路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想到每期報紙都有一些頗能吸引讀者的故事,於是決定把這些故事抽出來出版單行本,列為「兒童報叢書」,藉此增加收入,補貼《兒童報》的出版費用。事實證明這個計劃開始時很成功,叢書的銷路很理想。

沈:《兒童報》有固定的出版期,每期報紙的時間性很強;但「兒童報叢書」與《兒童報》不同,可以交給書局長期發售。劉姐姐出版叢書時,有否特定的選書標準?

劉:我們有嚴格的選書要求,每種書都要經過編輯反覆斟酌商量,然後才決定是否把書列入叢書出版。假如我們準備把《兒童報》某欄目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們排《兒童報》的版面時就把該欄目的文章排成叢書的版樣,到出版時就非常方便,只要拿出以前排好的版樣製成紙版就可以上機印書,不用重新排版。這種靈活變通的方法也是由何柏想出來的。

沈:這實在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一方面可以減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一舉兩得。

劉:對,我們只要很少經費就可以出版叢書了。《兒童報》的頭條故事就是用這種方法收入叢書出版的。我記得當時雜誌社的閣樓上堆滿紙版,就是印完叢書後留下來的。

沈:劉姐姐曾經在文章中提及《兒童報叢書》出書百種,請談談叢書的銷售量及流通情況?

劉:《兒童報叢書》首印一千本,銷完一千本後,再版一千本,每本售價好像是五角。

沈:劉姐姐認為《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對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劉:香港有了這些優良的兒童讀物,一方面引起教育界和部份家長的注意,另一方面得到更多有志發展兒童文學的工作者響應;其後《兒童樂園》、《螢火》等不少優良讀物的出版,亦使那些粗劣的連環圖書逐漸絕跡。

沈:今天十分感謝劉姐姐接受訪問,憶述了許多《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少為人知的舊事,特別是當時艱苦經營的情況。我相信這些往事能夠令讀者對《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有更深刻的認識。謝謝!

(城市文藝 第六卷 第四期(總第五十六期) 2012 年1 月16 日,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電台歲月雜憶──訪問劉惠瓊女士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劉惠瓊,資深兒童文學作家,人稱劉姐姐,1948年從上海回港後,擔任麗的呼聲及香港電台兒童節目廣播, 為兒童講述故事, 解答疑難, 並組織節奏樂隊、兒童劇團、兒童合唱團等, 同時兼任《華僑日報· 兒童週刊》主編。曾為兒童寫作無數兒童故事、童話、寓言、兒歌散文、遊記友童劇本等。六十年代先徒創辦《兒童報》及《少年報》。出版之單行本, 多不勝數, 例如: 《劉姐姐信箱》、《劉姐姐講故事》、《慢吞吞國》、《港生日記》、《一個好學生日記》、《我的日記》、《寄小朋友》、《曼玲小札》、《萍蹤憶語》、《動物園的秘密》、《碧琪歷險記》等等。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劉惠瓊女士接受我訪問, 暢談向她創辦的《兒童報》(一九六O至一九六六) 及《兒童報叢書》。二O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劉姐姐第二次接受我訪問,談到另一方面的話題,即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她在電台工作的回憶。這一次訪問一方面了解到劉姐姐對廣播界的貢獻,另一方面反映了四、五十年代香港廣播界的情況。本訪問稿未經劉姐姐審閱,文責概白筆者負責。

日期:二O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
時問:下午三時半至四時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劉姐姐家中

劉:劉姐姐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再次在加拿大訪問劉姐姐。我們上一次談及《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的出版情況,這一次我們改談劉姐姐在電台工作的歲月。從劉姐姐〈我的自述〉這篇文章中,我們知道劉姐姐晉身廣播界,與丈夫楊遠鏞先生有關。劉姐姐可否說說這一段經歷?

劉: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和外子楊遠鏞先生及剛滿一歲的女兒從上海來港。當時,香港麗的呼聲籌備開台,經朋友介紹,楊先生擔任麗的呼聲的工程師,負責設計和安裝全部廣播設備的工程。有一次,我到電台找他。剛巧,一位電台節目負責人見到我,立即邀請我主持兒童節目,更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最適合做兒童節目了。當時,我不明白他為甚麼這樣說,猜想之下,可能是我的聲線比較容易為小朋友接受吧。最後,我答應擔任主持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麗的呼聲啓播,他們的兒童節目就是由我主持的。

沈:劉姐姐最初主持兒童節目時,遇到甚麼困難呢?

劉:當時,香港還沒有同類的兒童節目,而且我完全沒有電台經驗,只能邊學邊做。最初,我的確不習慣對着咪高鋒自說自話。對着一班小朋友,我可以看到他們的反應,知道我的說話能否感動他們。但我在播音室對着咪高鋒說話, 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反應, 亦不知道他們喜不喜歡我的節目。由於兒童故事是現場直播的,大家比較緊張。進入錄音室後,我就會正襟危坐;看到錄音室的紅燈亮起時,我就會開口說話。其他錄音節目如話劇等,講錯說話可以從新錄音,經過剪接就可以糾正過來,但現場直播的節目就不可以了。另外,從事播音工作,最怕傷風、喉嚨痛這些毛病。幸好,我當年身體較好,很少生病。

沈:劉姐姐的節目很受歡迎,很多小朋友收聽。劉姐姐主持節目有甚麼竅門嗎?

劉:我一直很想知道小朋友的反應,有沒有收聽我的節目。於是,我想出了一個方法:我在講故事的節目中,請小朋友猜謎語,猜中有獎。這個遊戲推出後,我收到數百封小朋友的來信和不斷打來的電話,由此知道他們喜歡收聽我的節目。當年的小朋友,今天已各有所成,譬如周兆祥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小朋友,不僅收聽我的節目,而且是《兒童報》的讀者。前不久,我才知道小思老師也是我電台節目的小朋友。

沈:劉姐姐主持兒童故事,需要很多故事題材。劉姐姐從哪裏找這些題材呢?

劉:我剛才提到的那一位電台節目負責人對我說,只要拿着一本兒童故事書, 依書直說, 唸一遍就可以了。不過,我認為兒童節目是不應該這樣主持的。所以,我除了參考坊間的故事書外,還動手寫地道的童話、寓言、生活故事等。多年來,我寫的兒童文學作品不計其數,只有小部分結集出版。

此外, 我還想出很多方法來主持節目,除了猜謎語外,還每年舉行一兩次作文比賽、演講比賽、歌唱比賽、常識比賽等活動,並先後成了立兒童合唱團、兒童廣播劇組、節奏樂隊等,讓小朋友可以從多方面參與電台活動,而不僅僅是扭開收音機聽故事而已。我的節目不僅吸引小朋友收聽,還有教育界人士和家長。

沈:麗的呼聲當年的節目表中,幾乎每一天都有劉姐姐的節目。

劉:對,我的兒童故事節目每星期有六天,每次半小時,下午五時電台就會播出主題曲藍色多惱河。小朋友聽到這首主題曲,就知道是劉姐姐講故事的時間了。香港電台台長劉少川先生收聽過我的節目後,認為要革新他們的兒童節目。大概在節目播出一個月後,他專誠來找我,邀請我為港台主持兒童節目。我感到他很有誠意,於是答應他。一直以來,香港電台不容許他們的職員別處兼職,但我較為例外,可以同時在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開咪主持兒童節目。有些朋友很奇怪,問我為甚麼可以同時擔任兩個電台的節目主持?當時的情況的確比較特別,我應算是同時在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工作的第一人了。

沈:劉姐姐主持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的節目有哪些不同之處?

劉:麗的呼聲的節目較香港電台的頻密,前者每星期有六天,而後者只有兩天, 每次同樣是半小時。而且,麗的呼聲提供播音室給小朋友排練話劇和其他活動,香港電台則沒有這種方便。故此,我在香港電台的工作,只能夠主持節目,講講故事和常識而已,很少與小朋友接觸。

一九五六年,我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兒童心理學一年, 暫停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的節目。期間,我曾在倫敦麗的呼聲總部每周錄音一次,寄回香港播出,節目名為旅英見聞;我又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海外部主持一個名為「我在倫敦所見所聞的節目,介紹當地的生活。

一九五七年,我回港後,繼續擔任麗的呼聲兒童節目的主持。而劉少川台長已經退休,我對於港台的節目有點意興闌珊,所以沒有再為他們主持節目了。一九六O年我創辦《兒童報》後,工作實在太忙碌了,到一九六三年沒有再主持麗的呼聲的節目,正式離開廣播界。

沈: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麗的呼聲為甚麼要開設這類兒童節目呢?

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剛剛恢復過來,家長忙於生計,兒童教育尚未獲得重視。為免兒童整天無所事事,流浪街頭,家長樂意安裝麗的呼聲的收音機,讓孩子留在家裏收聽電台節目。由於麗的呼聲是當時的新興事物,自然受兒童歡迎。除了聽電台節目外,當時的小朋友還喜歡租公仔書,大概是每本一、兩仙。

沈:當時,麗的呼聲人才濟濟,節目廣受歡迎,有甚麼原因呢?

劉:麗的呼聲一九二八年創立,總公司設在英國。香港麗的呼聲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啓播,當時的經理是美國人R. J. Warren。他很有商業頭腦,一早認定這是一盤有錢賺的生意,於是向香港政府申請牌照。取得牌照後,他隨即建設廣播設施,添置各種器材。最初,伍雅文先生負責麗的呼聲的電子工程工作,後來楊先生也加入工程部。麗的呼聲是有線廣播,需要掘地鏞設電纜,工程相當艱巨。所以,早期用戶不多,後來才逐漸增加,達一萬戶時電台還開慶祝會。

沈:我知道劉姐姐與鍾偉明先生相熟,可否談談你們認識的經過?

劉:鍾先生原本負責麗的呼聲的大人節目,當他知道我成立兒童廣播劇團後, 出於對兒童廣播的興趣,他每星期日都主動來幫手,執行實務工作。我們利用星期日小朋友不用上學的時間,早上組織他們到麗的呼聲的播音室練習,譬如對台詞等。鍾生十分熱愛工作,我每次都見到他很用心教小朋友對台詞。

沈:劉姐姐可否重演當年在電台開咪講故事的開場白?

劉:好的……各位小朋友,今日我準備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的名字叫做《森林人》你們已經聽過幾集了,今日我繼續講給你們聽啦……

沈:謝謝,劉姐姐。我雖然沒有機會聽過劉姐姐主持的兒童節目,但透過這次訪談,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劉姐姐熱愛兒童,熱愛電台工作。今天十分感謝劉姐姐與我們分享了六十多年前電台工作的點滴,讓我們知道不少台前幕後的故事。謝謝!

(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2017年7月13日 星期四

趙曉彤:關夢南:編輯夢與同行者

關夢南

一九九二年,關夢南主編《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版,該版以每日萬字的篇幅刊登作家投稿,當時董啟章、韓麗珠、樊善標剛開始寫作,分別把作品寄到「文藝氣象」,分別收到關夢南的電話:「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潛質,以後多多投稿。」

那年,董啟章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生,經老師也斯把作品轉交關夢南,自此以每月一篇一萬字小說的速度投稿,所有稿件都極速刊出。「試想想,一個新人,在投稿的一個月內,便看到自己的小說在重要報紙的副刊大頁上連續三天連載,那真是做夢一樣的事情。」

那年,韓麗珠中三,寫了一篇關於聖誕節的千字散文投稿,她也收到關的鼓勵電話,以後也間中收到關的電話,主要是對作品的簡單評價。關對她的寫作起步是重要角色。「剛開始寫作的人對於被閱讀這件事毫無概念,但他擔當了讀者與編輯的角色,給我一些評語,這是很大的鼓勵。」

那年,樊善標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念研究院,在吃午飯時收到關的電話。「傳說舊日有些編輯會打電話給新作者予以鼓勵,想不到我也得到這種待遇。」他的大學同學王良和也常常鼓勵他寫作,可是寫作後投稿到哪裡呢?當時發表園地無多,但他把稿件投給文藝氣象,總是一星期左右便獲刊,「這種寫作推動力真是無與倫比。」

文藝氣象創版不久,投稿人數已非常多。關認為,文學編輯如果想推廣文學,不能只守著一個版面,於是他與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小說作坊」與「新詩作坊」,希望該版會有更多作者、讀者支持。董啟章參加了小說作坊,樊善標參加了新詩作坊,新詩作坊的學員還有潘步釗,當時他剛開始教書,現在是裘錦秋中學(元朗)(下稱裘錦秋)的校長。潘憶述,那時他們的師生關係非常友好,課後常常一起喝東西,以後也維持著一年一聚。

潘在二零零六年任職校長。二零零七年,他邀請關夢南到裘錦秋任駐校作家,每星期來兩天,朝九晚五地在一間辦公室裡,與老師、同學談談寫作與文學,有點像文學社工。第二學年,關每星期駐校一天。潘以為還有第三年,但關說有點悶,想做別的事情。那是他們見面最多的日子,他們常在午飯時間到茶樓喝茶,話題不外乎文學教育,那時,關已跟潘說想辦一本中學生文學刊物。關不想再辦一本雜誌是一邊辦一邊知道它很快會停刊。而潘認為:「如果學生不看這本雜誌,你做到曉飛也沒有用!你要學生肯看才有用。」潘說:「我們都認為這類雜誌如果想有穩定銷量,就必須和學校的校長與中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而不是同人雜誌的形式,即大家做完一本自己喜歡的雜誌就放到書店賣,坦白說,有甚麼可能賣得好?到一間學校做書展賣一次雜誌,可能比一間書店賣一個月更多。」

關夢南在零九年九月離開裘錦秋,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資助需時半年至一年,申請獲批,然後尋找工作同行者。二零一一年二月,《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下稱中刊)面世,關夢南又再做回他的老本行:文學編輯。


做編輯之前,他是投稿者。他在一九六八、六九年開始投稿,投到當時兩大發表園地《中國學生周報》與《大拇指》。那時,他的工作是銅器雕刻,常常拿著鐵鎚與鐵鑿在細小的銅鎖上雕花。

他在一九六二年偷渡來港,從廣州經澳門再到香港,與母親會合,後來弟弟也來港了,他們一家三口租住在亞皆老街唐樓一個單位的下層床,上層床住了賣涼茶的一家,那個單位共有十多戶人。後來他們搬到彌敦道一間騎樓房,房裡有個小廳,他就在那裡雕刻銅鎖。那年他十四歲,無錢升學,便做學徒,日間工作,晚上讀夜校,從小四讀起,後來升讀夜校英文中學。他開始投稿。第一篇在《中國學生周報》獲刊的散文〈我的一天〉寫銅器雕刻,筆名「恆心」,很快就轉用筆名關夢南。他的本名是關木衡。「當年香港的發表園地較多,刊登後會有稿費,其實是很好的鼓勵,我記得〈我的一天〉的稿費是八元。後來我投了一篇詩評,稿費是廿二元,我很開心,拿稿費請幾個同事到上海館吃飯,有小籠包、酸辣湯。」仍覺園地不夠,他便與幾個文友合辦一本手抄刊物《秋螢》。「因為我們寫詩太弱,無人登,就自己登自己,自己給人看,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會考後,他在中學教書。他原本想做編輯,打算從校對一職做起,可是沒有通過《超然報》的校對測試。教書十多年後,他才如願以償在《東方日報》當校對。一年後,他轉到《星島晚報》任職編輯,九二年主編「文藝氣象」,該版在一年後停刊,他轉編「陽光校園」,那是一份針對中、小學生市場的校園中文刊物,設推銷部,編輯部與市場部常常開會討論如何辦這份校報,他開始接觸到「刊物推銷」的概念。當時他主要負責處理學生投稿,投稿者需寫上校名及年級,很快收到韓麗珠來稿,他才知道韓是中四學生,這麼年輕。關又重新聯絡董啟章供稿,董在那裡發表的文章後來結集為《紀念冊》、《小冬校園》和《家課冊》。「雖然是學生報,取材要稍為調整,但是,畢竟是個可以持續發表的地方,這對我能寫下去是個很重要的支持。」董說。

在《星島日報》任職七年,他被解僱了。那時他是負資產,一家五口等他開飯,他每日都在街上流連,不敢讓家人知道他失業。他回想,覺得自己那時的詩寫得最好,但他那時最不快樂。後來,他在《東方日報》當副刊兼新聞版編輯,他對新聞工作一無所知,一個五十二歲的新人,經常捱罵,想想家裡的妻子與女兒,所有責罵都捱過去了。

大概是工作太忙吧──他的二女關秀慧(Elise)總覺得爸爸很少和他們相處,從不要求他們寫作或讀文學作品,也不特別指導他們的功課或未來,父親總是夜夜歸家,一臉倦容。當時,一家人最親密的時光是父親煮飯給他們吃,一家人一起吃飯聊天,直至現在,這仍是父親與他們最親密的相處。「他很喜歡烹飪,我們也喜歡吃他煮的東西,他煮得很好吃,如鹵水鴨腎、薯仔炆鴨,我們總覺得他應該是在這方面出名才對!他還在飯後洗碗,真是辛苦,我們人人都不喜歡做這工作,他卻無所謂,一手包辦,很快就煮好一頓飯,這令我覺得很幸福。他在外面的文學出名不會令我有很深感受,但煮飯是爸爸才會做的事。」

六十歲又被《東方日報》解僱,此後他與文友合編《秋螢》詩刊、《詩潮》詩刊、《小說風》,每次都是支撐數年便告終。他認為從銷量看,三本雜誌都失敗。「銷量差其實就是一個市場問題,社會裡很少人讀文學雜誌,發表的人多,但討論的人不多,真是願意拿錢出來買的人就更少。那麼,要在甚麼地方找讀者呢?我覺得中學生是個頗大的市場,所以開始籌辦一本中學生文學雜誌。」他念念不忘文藝氣象,很想再做當年的編輯工作。一次又一次辦雜誌失敗,他想,與其歸咎於市場,不如好好檢討自己。

「中刊的方針就是一定要以中學生為基礎,即以讀者為基礎,以銷量為基礎。編輯不再像從前一樣常常爭論文學意義,從前常常在想:辦這本雜誌對文學有甚麼貢獻?如何開創?如何傳承?甚至會講平等、講自由,格調定得很高,可是一本雜誌首要解決的其實是銷量問題。我們當然有文學底線,但我們不會拿出來談,談也沒有用。」

他找來《星島日報》同事李洛霞一起擔任中刊編輯。李說:「我們較深感受的是,我們開始寫文章時,很多雜誌會有青少年版、學生版給我們投稿,現在這些版面愈來愈少,如果有份這樣的月刊,喜歡寫作的人就會多一個機會,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中刊一直以三分一或以上的篇幅刊登學生作品,「這其實是直接鼓勵學生寫作。沒有人一開始就寫九十分的文章,他有七十分也會刊登、會鼓勵,這是喜歡寫作的人的催化劑。我們常常看見一個同學今年的文章比去年明顯文從字順,思想有深度。只要是好文章,中刊就會刊登,好文章是名家可以有、中學生也可以有,而我們最重視的是在學生投稿裡找出有水準的文章。」

他找來董啟章擔任中刊的董事,以建立更高的認受性。當時,董已是香港的知名作家。董欣然答應,「我認為文藝雜誌對作者的起步是重要的,一個新作者,不會有機會貿貿然出書,必須先通過在刊物上發表,來獲得認識和評價,所以在最初幾年,首先是關先生編的文藝氣象和陽光校園,其他的有《素葉文學》、《突破》、《香港文學》、《文學世紀》等,都是我在較早時期發表過小說的地方,很多在自己寫作成長上有特別意義的作品,都是在刊物上刊登的。」

本學年,裘錦秋每月訂閱中刊約一百五十本,《大頭菜文藝月刊》(下稱大頭菜)約五十本,中刊主要訂戶為中三學生,大頭菜的主要訂戶為高中生。學校老師會鼓勵學生訂閱,但不是強迫訂閱。老師有時會在課上與他們一起閱讀這兩本刊物,分享讀後感,有時給學生自由傳閱。潘步釗說:「作為一個工具,中刊很容易幫我們把文學帶給學生,它走的是普及路線,而它也確實令文學教育在校園裡的佔有率多了很多。關先生有一個很好的策略,就是這本刊物和很多學校都有關係,邀請老師把學生作品組稿登刊。我們學生的稿較多在中刊發表,他們喜歡看這本雜誌也很正常。」


潘續說:「現在很多喜歡文學的學生最後未必選修文學,但我常常對推廣文學的人說,我們向年輕一代推動文學教育,怎樣才叫做成功?未必一定呈現在選修文學的人數上,而是呈現在多少年輕人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喜歡文學,事實上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是要文學不死嘛。文學教育不是要把文學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而是普及,我們在中學做很多事情也是希望普及,我們做教育不是要把一個學生變成很出色的作家,這應交給中文文學獎、藝發局資助青年作家來做,我們一般學校所做的事是令整個下一代都可以合理地接觸到文學,對文學有基本的認識和尊重,而當中有天份的,社會應有地方給他們發表,所以我樂見香港有中刊。」

關洛瑤(Yoyo)在兩年前加入中刊,任職推廣經理。從前,她是關夢南新詩班的學生,也是《秋螢》的投稿者與讀者,她在這本雜誌獲得了非常多的新詩養份,最後《秋螢》停刊,她很傷心。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與關一起辦雜誌,她更覺得銷量重要,「如果沒人買沒人看,做得再好也沒有用。每次雜誌清倉,我們全部員工都會很開心。」

Yoyo加入前一年,關夢南自負盈虧辦了一本《小學生文藝月刊》(下稱小刊)。從構思中刊開始,他就想辦小刊。「我覺得中學成功,小學沒有理由不成功,小學生的家長很願意花錢買書給小朋友,所以我一直覺得做小學可以自負盈虧。後來一些機會來了,就是有人捐款,有印刷廠打折或免費幫我印,因為他覺得我做的事很有意義,我在中刊的編輯薪金也可以用在小刊上。」與中學不同,他在小學不曾教班、辦活動,毫無人脈,一切由零開始。他逐間學校叩門,訪問校長,第一間受訪學校立即替他訂了數十本,並介紹其他校長給他認識。有間學校把原本捐到該校的款項轉贈給小刊。他開始到小學教童詩工作坊。不斷有熱心人幫忙,可是小刊至今仍在虧蝕狀態,他好幾次想停刊,最近又想停刊。幸好教協有為圖書坊希望開拓小學閱讀市場,主動邀請他到小學校園擺賣,他見每次擺賣,都增加三至五個訂戶,又再眼前一亮,覺得有希望了。「有了一個新方法,新一年要更努力,就有機會達到銷售目標。」

Yoyo笑道:「他常常跟家長說:幫下個小朋友。好像我們是慈善機構。他其實是一個很內向、很不擅詞令的文人,常常帶著三四十本小刊到學校擺賣,我本來只負責拍照,但後來發現他總是跟家長說『幫下個小朋友,等佢學好啲中文』,然後很真誠地對家長分享他的教學心得,家長非常同意,十分鐘後,家長沒有買書便走。這不是推銷。」於是她走上前跟家長解說小刊到底有甚麼版面,有多少語文練習、詩詞漫畫、寫作教學,家長覺得這本書和學校課程有關,可以提升孩子的中文成績,便欣然訂閱。

兩年前,關又再辦一本大頭菜,閱讀對象是高中生與大專生。當日申請藝發局資助失敗,卻得一班熱心文友支持,轉瞬籌得十萬元,再加上中刊三個編輯每人每月捐助二三千元,又再加上到中學推銷所獲的四五百個大頭菜訂戶,這本月刊不會賠本了。「現在大頭菜的讀者有四百幾是高中生,百幾個大專生,社會青年可能是幾十,所以我看看讀者群便明白以前為何總是失敗,因為沒有讀者,沒有足夠的社會青年會買我的文學雜誌。」無論如何,社會青年也需要投稿園地。文藝氣象是他編輯夢的起點,而大頭菜,是他對文藝氣象編輯方針的延續。

「投稿有兩層,最初你在不成熟那層,一段日子後就會上升為另一層,後來就成為作家、名家、大家。其實一本雜誌,多一個名家就會排擠一個非名家。」

「報紙就像一個搖籃,文藝氣象培養了一批人,有些人現在回頭幫你推動文藝,在不同方面幫助你。」

「我在文藝氣象很少約稿,但要填滿版面,所以喜歡找新人寫,新人的好處是很熱情,我有個地方給他們刊登,而且有稿費,很容易就聚了一群人。大頭菜也是這樣,我每個月都要填滿它,很快就一個月。做編輯是你要有眼光看到作者的天份,然後鼓勵他,做這些很小的工作。」

如何發現作者的天份?「很易看的,他一定要很敏感,想法與眾不同,大概這篇文章會很粗糙,但我會刊登,登這個作者的好幾篇稿,如果到了第八篇也沒有進步就不登,告一段落。其實有很多人投稿,你一定要給他們機會,這一大批人裡面會有一些人慢慢浮上來,寫得特別好,進步非常快,然後就成為你刊物裡的核心份子,因為他是你的刊物培養出來的。最重要是時間,給時間作者慢慢成熟,時間也不會太長,兩三年你就看見他跑出來,你不用跟他說甚麼,你就一直刊登,他會覺得你重視他。最近李浩榮投詩,我覺得他的詩寫得很好,便叫他多寄幾首給我,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詩人,便為他做了一個專輯來鼓勵他。作家得到肯定,會更用心寫。」

評語重要嗎?「看情況,因為評語很多時候都是過譽,當然說中了是好的,但很多評語都說不中,反而令作者有種錯覺,覺得自己已經很好,但事實並非這樣,如果你未到一個階段而做那個階段的事,例如出詩集,這對你的寫作路其實是不好的。」

他的編輯夢,其實也一直推動著別人的文學夢。

──韓麗珠,作家。

她十八歲出版小說《輸水管森林》,出版過程並不順利,甚至不斷遭受批評,令她懷疑自己的能力。「但因為這件事發生前,有個編輯給了你很多鼓勵,好像幫你打了個底,所以有些東西不會那麼容易完全被摧毀。」畢業後,她終於來到自己夢寐以求的工作崗位:文藝報刊的編輯,她不時想起關。「他懂很多東西,同時很謙卑,是對工作謙卑。後來我讀關先生的詩集,他有很多詩都是寫家庭的,他怎樣對太太、怎樣對母親,其實我覺得他怎樣對待文學,與他在詩裡呈現他怎樣對待家人是一樣的,我忘了是哪篇,他說為何他那麼辛苦工作是因為想供樓、養家,要盡力做爸爸的責任,他認為爸爸的責任應該是供樓、令家人無憂,但其實他不一定要這樣做,很多爸爸都不是這樣的,但這是他給自己的要求,他將自己完全付出給身邊的人,就好像他現在其實可以退休,但他退休後繼續做文學刊物,把自己好像變成肥料一樣種出花來。」

後來,她辭職了,她想寫小說。後來再次工作再次辭職,她想寫小說。她沒有想過以後,那時覺得編輯的薪金也是僅僅足夠糊口,留在家裡也省了車費、飯錢,她很容易就適應了貧困的生活。「我沒有特別想以後怎樣,我常覺得,這刻過得好,以後就會好。未來會怎樣,是取決於你當下這刻有沒有好好生活。」

──樊善標,作家,中文系教授。

他的幾個研究,都圍繞報紙副刊裡的文藝部份,特別是與青少年有關的部份。他研究副刊上的青年如何實踐他們的寫作,或報紙副刊如何引導青年寫作。「當年通過文藝氣象接觸的關先生令我印象深刻,後來我研究青年寫作園地,常常要考慮編輯究竟在想甚麼。──編輯通常不會跑到台前解說,我只能通過簡短的編輯部啟事和刊登的作品來猜測編輯所想的事情,關先生常常是我參照的對象。我不是說那個人一定在做關先生做的事,但我想到他們處理的是類似的事情,他們很可能有些相通之處。」

「他是一個教育者,一個普及文學的人。我認為香港非常需要這種人。他提供了很多機會給未曾接觸文學的學生嘗試發表的滋味,發表後他們可能會發現天底下原來有這樣的東西(文學)可以繼續去追尋。中學生在升大學後可能不再寫作,但我和關先生都相信,一個人在生命某個時刻嘗試過文學的一些滋味,即使他將來不再追求,也不會覺得其他人的追求不可思議或者愚不可及。」

時間真快,Yoyo在中刊工作兩年了。她大部份時間都很自由,想試甚麼,跟關說一聲,關便讓她試。而關在她眼中是「正能量怪獸」,即使工作再多再趕,她總是擔憂做不到,但大家最後也能完成。她對銷量或活動前景感到悲觀,關又會把一切說得很樂觀。「他開始辦即席作文比賽時,我覺得怎會這麼容易就有幾千人參加,結果又有;他開始做大頭菜時,我超級不看好,叫他等中刊站穩陣腳再搞,他說可以了,這樣又辦了接近兩年。」「他很辛苦,我常常覺得他是變態的、痴線的,我十時上班,會發現他在清晨五時已覆了我電郵,然後他要去送書,六時出發到屯門、天水圍,送書回來是八時,然後開始做編務、教寫作班。我有時不讓他送,因為地點太偏僻又不順路,但他會說這樣走一圈很便宜,長者坐地鐵才兩元,省點錢給雜誌。」

他就是這樣親力親為──潘步釗說。「他的形象就是經常托著一些書,拉著一架好像水貨客的手推車,一天到晚在天水圍、元朗送書,連運輸工作也兼任的編輯,你可以說對他敬重也替他傷心,因為理論上不應該是他做的,而我一直看著他很堅定很持續地做這些事,不為名也不為利,不會有一種我是前輩、大作家的架子,這其實並不容易,今時今日我也未必可以放下這麼多身段、不顧一切地工作,而他總覺得無所謂。」

Elise有時也會覺得爸爸太辛苦,但又覺得他需要雜誌這工作,「沒有寄託不知做甚麼好,太空閒。我們試過叫他不要做那麼多東西,一起去旅行,但他的取捨是他喜歡做這件事多於旅行,這是他的興趣,那我們沒有辦法,因為要尊重他的興趣,像他尊重我們的興趣,從不強迫我們做甚麼。」

現在關有了三個小孫,Elise發現他常常模仿小孫說話,「他的外表很嚴肅嘛,所以他扮小孩子說話我就覺得很好笑,很親切,他從前不是這種感覺的,我們是怕他和尊敬他。例如,他最細的孫說:公公你返工啊小心啊看車啊,他就扮小孫再說一遍,我就覺得很好笑。我很喜歡他這樣。」

樊善標當年參加關的創作坊,總記得關對作家的描繪都是很悲慘的,但這種悲慘又是那作家所以偉大的原因。他最近發現關先生對於別人熱愛文學的門檻好像降低了。「他現在能夠接受把文學當作興趣,不是非做不可,而是行有餘力才做,做這些事令他開心。他本人能維持生計,並且弄孫為樂,這樣很好。我們不該要求別人傾家蕩產來追求文學。我覺得他現在同意了不需要很悲慘才能做一個無愧於文學的人,我從旁察看,也覺得他的晚年是很愉快的。」

近年,關夢南愈來愈少寫詩了,自覺要寫的都寫完了。「我現在的生活是辛苦,但我沒有掛慮,我很舒暢,所以寫不到詩。寫詩或寫其他作品都一樣,要有經歷。要是沒有經歷,痛苦不大,又不用付出很慘痛的代價,怎會寫出動人的作品?」

所以寫不到詩真快樂,因為快樂;寫到詩也快樂,寫完就轉化了那些不快樂。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一個編輯夢。他希望可以辦一本稿費較高的文學刊物,同時希望這本刊物可以解決讀者的問題。「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做到這件事,將三本刊物做到合共一萬份以上的訂閱,再收廣告費,然後用這筆錢來推動文學創作。我希望有這樣銷量大的刊物,大家都來投稿,用回文藝氣象的編輯方法。沒有銷量,質素也很難出來。」



《立場新聞》二O一七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