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區志堅:淪陷記事:叛國還是愛國 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

2015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世界各地多舉辦形式不一的紀念活動,不過,在以往的研討會中,兩岸政權在民族主義史觀影響下,大多貶斥入仕東北的「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及其他日佔「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視他們為「漢奸」、「通敵」、「事仇」。

鄭明仁運用中、英及日本檔案文獻,口述訪問,著成《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下稱《香港報業》)一書,希望藉此書「幫助還原當年的歷史,從中,我們發現香港淪陷時期的報人,像其他淪陷區的文化人一樣,不得不忍辱求存,發表附和日人的文章,但又能表現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因此,當年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此書以日佔時曾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的《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和戰時《華僑日報》的言論為例,深入探討居淪陷區香港報人之生活面貌及行事,也補足研究日佔時期香港史及香港新聞史不足之處。

無奈之舉

不少中國學者研究只談「淪陷區」日方殘殺中國民眾,知識分子怎樣在敵後從事抗日宣傳及「反奴化教育」。但以戰時的情來說,尤以日本未戰敗之前,活在日佔政權下的中國平民百姓,他們只是希望在戰亂中尋求安穩的生活,他們無奈地也要接受生活所在地的政府。鄭明仁引用戰時《華僑》社長岑維休及《香島日報》總編輯賈納夫的口述歷史,指出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如中國淪陷區的報業界一樣「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天闖出禍來」,「日本憲兵橫行無忌」多次興起「文字獄」,但可以注意的是抗戰之初《華僑》如其他報刊一樣宣傳抗日,其後香港著名的《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等人被日人拘捕,只有《華僑》留在香港可以繼續出版,岑氏也沒有被關,更不離香港,在作者訪問維休的兒子才生口述資料及文獻支持下,才知道:一、維休因「英國人要我們《華僑》堅持到最後一刻,把最新的戰爭消息告之香港市民,同時,我們繼續留守香港,可起穩定民心的作用」;二、維休在香港淪陷後曾向港英政府承諾「會把新聞做好」,報刊仍「在日據時期會緊守崗位,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三、書中更研究《華僑》雖然在日人壓力下繼續出版,卻堅持編輯、出版行政權操在《華僑》編輯,只受日軍檢查。

附日 還是 抗日

因此可以引證維休所說《華僑》堅持「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 」。

同時,作者指出《華僑》的言論是有變動及「弦外之音」,不可強責維休為「漢奸」。《華僑》雖在淪陷區出版,社長沒有離港,也沒有殉國,《華僑》更刊載如「中西兩區街道,昨日起已暢行無阻,居民亦多出外購買什物,故行人甚眾」、「九龍日軍當局煮粥濟貧民」、「恢復繁榮各行業」、「停戰後市區頗安謐」、「自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政治即行改觀,磯谷總督在治理上厲行東洋精神,使仰息於百年奴化桎梏之百餘萬市民,得有昭蘇之機會」,這些被離港的抗日人士認為是「冷靜到人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國民政府也認為這些言論是「曾任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編按:書中相關引述字眼均出於當年文件),故戰後國民政府把維休扣上「通敵」、「漢奸」及「岑逆維休」罪名;但作者在書中成功引用日佔時期《華僑》言論,指出《華僑》言論是有「迂迴抗日」、「弦外之音」、「避重就輕」的書寫特色。由此可見,維休未如隱居不仕新政權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sistance)者,也不因個人利益仕日本政權,而是面對抗日人士指斥,選取以文字表述抗日的行為,比慷慨就義,戰死沙場,更有深層「曲線救國」的情懷。

其二,《香港報業》補足研究中日戰場的圖像,更可見日本、國民政府、英國施政對香港政局的影響。王宏志在《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指出中國內地學者多視香港為中國邊緣,又因香港為港英殖民地,自然未多加注意香港歷史。而今天所見代表國民黨史觀的國史館編撰《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中國內地學者編寫抗戰史的著作,既未多關注「淪陷區」歷史,更未注意殖民地之香港。本書作者成功地把《華僑》放回戰時華南地區,可知廣州已被日軍所佔,不少重要報館被查封,只有《華僑》仍可以出版,報刊言論自可流傳在華南地區,更重要的是,淪陷區內《華僑》,可以藉「曲筆」表述抗日文字,作者舉出《華僑》在日佔之初,雖曾刊日軍入城後為香港「恢復治安」的新聞,《華僑》在日人審查制度及日人憲兵監管下「唯有附日」,而「《華僑日報》所能做的只有運用編輯技巧去諷刺日本當局,達到反日效果」,這方面可見《華僑》「曲筆」表述與其他淪陷區發表抗日文字,甚為相似,但作者引用多次遍尋不獲,終在「偶然」發現自1941年12月26日至1942年1月13日的《華僑》微卷,並分析了以下要點:其一,《華僑》第一篇附敵社論是發表於1942年1月8日,香港淪陷後的第14天,同一天也刊出緬懷祖國的文章,其後報章繼續刊行,編輯又藉曲筆書寫抗日信息,至1944年《華僑》增設《文藝周刊》,邀請了作者葉靈鳳及陳君葆撰寫專文,結合這些文章與《華僑》表述的內容,可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身在鐵蹄,心在國家」及「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其二,作者在書中詳列《華僑》「曲筆」表述內容,如《華僑》頭版標題突出蔣介石領袖角色,文字表述「披露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大難臨頭」,而且《華僑》副題目表述「日本已臨存亡關頭,直接指出日本的情非常危急」,文字又以「先抑後揚」書寫策略,如1945年3月26日的標題是先寫小磯首相激勵一億臣民,再寫「目下局面可謂皇國存亡關頭,故同胞之總蹶起亦在今日」,重點在「皇國」已到「存亡關頭」,「同胞」應「總蹶起」,這種微言大義的書寫同於戰時居淪陷區北平的史學大師陳垣,藉編撰《通鑑胡注表微》,表述抗日民族大義的心意。

功過難評

另一方面,作者成功地研究戰時香港受日本、國民政府、港英及英國政府政策影響,得見香港異於其他日據淪陷區的地方。作者研究了在《華僑》中曾稱譽入仕日人在港扶植的「兩華會」之羅旭龢。羅氏雖協助日人向民眾解釋政策,但羅氏於戰後未因「漢奸」之名而定罪。因羅氏仕日行為,曾被戰後港英政府指為「叛國」,但作者運用未刊檔案資料,指出羅氏證明了3位港英政府要員於1942年與他及另一曾仕「兩華會」的周壽臣會面,港英官員「希望他們兩人及其同伴能盡可能地和日本人合作,以減輕香港市民所遭受的苦」,終使英人下了結論「叛國罪可免,但終身不得復職」,羅氏於戰後也「被迫」退出官場。

其三,《香港報業》進一步開拓研究淪陷區「漢奸」的課題。以前研究戰時淪陷區歷史,多強調「殖民統治」是不好的,「抵抗」是好的,這種「敵」、「我」二元對立論既限制了研究課題,無視殖民政府與被殖民地域的複雜及多樣性。作者雖不諱言岑氏「一旦失去大節,在民族大義的天秤上,功過豈能相抵。對於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岑維休及其後人一直不願提起」,但也提出要注意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之處。香港於1842年後已為英國殖民地,淪陷後,部分留港社會精英無論志願或被脅迫參加日人扶植「兩華會」,他們多是「自保心態」,「希望憑藉和日本合作,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故作者解釋部分「附敵」知識分子,與「當時的香港人已習慣異族統治,日軍入城後,他們只當香港換上另一塊統治牌子」,這異於戰時中國內地「附敵」知識分子的抉擇。

多元管制

作者更仔細把「附敵」行為,分為「積極附敵」和「消極附敵」,羅旭龢屬於前者,因他參與「兩華會」並為日人宣傳和平政策;岑維休為「消極附敵」者,因「一邊刊登親日言論,一邊發表諷刺日本的文章」,岑氏選居香港,他的附敵行為,不可以簡單地視為「協力者」,更未可以簡單地以「漢奸」視之。由此也折射出,在日佔時期,不能否認在強大民族主義觀念下,大部分香港人也是愛國的,但留港市民的「通敵」行為,既可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也體現了一種結合港英、英國、日本、國民政府多元政府管治下地域,而鄭明仁研究戰時香港報業,成功地呈現日佔時香港的複雜面貌,又能體察個人做選擇時所處的心理狀態,可謂出色之作。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日佔時的另一種聲音)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明報》二O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

許定銘:雄雞停啼──悼莫光(附莫光兩幀攝影作品)

鑪峰雅集好友忽地傳來短訊,說莫光(1933~2017)已於前幾天仙遊了,黯然。據說莫光去年底摔了一跤,手腕斷裂住院,出院未幾又再摔倒,這次撞到頭,傷及大腦,住院、挿喉,不能進食……。

莫光跌倒也不是首次,幾年前「鑪峰」午聚時,原本坐得端正的他,忽地整個人順勢向枱底下滑,我剛好坐他身傍,手急眼快,一手插進他肩下抽着,附近的文友也迅速過來,拉着他另一邊,把他拉回座位上。莫光昏倒過去了,但夥計的藥油還未送到,莫光已醒了,「冇事!冇事!」他自己說,還告訴我們,他很多時都會這樣莫名其妙的昏倒,可幾秒後即醒,最危險的一次在升降機裏突然昏倒,幸好同乘升降機有個大隻佬,一手執着他衣背,就把他小雞似的提起……。我們勸他看醫生,他說醫生也不知是甚麼病,叫他小心就是。

莫光是報界前輩,一九九O年代退休前,是《晶報》總編輯。他一九五O年代入行,在《紅綠日報》任記者,與陳非(龍國雲1936~1999)拍擋跑新聞,很佩服該報創辦人任護花。二OO七年我寫了篇〈報壇才子任護花〉,裏面提到人稱「先生」的任護花底軼事:把小火輪拖着大木船「花尾大渡」逆流而上的情景,創作了「拍拖」一詞;寫影評時,一句「電影放映中,觀眾頻頻起身去廁所」以喻電影之粗劣;如此精彩的軼事,都是莫光告訴我的。

我十幾年前參加鑪峰雅集,全年無休,逢星期日一班文友茶聚時莫光已在,每次聚會他逢到必早,聲若洪鐘的與文友打招呼。他相當健談,在報界打滾數十年的經歷,故事永遠說不完。莫光一個人獨居,住在維園側的興發街,與我是街坊,很多時都在維園散步時見到他。莫光身型高䠷,很瘦,不知有沒有一百磅,但精神矍鑠,雙目炯炯有神,腰板挺直,走起路來,雙手曲起,手踭向外不停擺動,步伐急促前進。莫光說,老人家不宜跑步,他如此擺動雙手的急步走,是「老人的跑步」,對健康很有幫助。

莫光相當儉樸,每次去雅集,他都不肯花一塊錢乘電車,總是安步當車,來去均以「11號巴士」解決。有時聽到街市某處大減價,他總是老早就去排隊,知道北角的士多或五金店商品較便宜,無論多遠,他都去光顧,反正有的是時間,就當去公園散步。

近年莫光甚少寫文章,但每年《鑪峰文集》截稿前,他都依時交稿,絕不拖拉,可見寶刀未老。除了寫稿,莫光對攝影很有研究,曾參加過不少攝影學會,每年鑪峰雅集大聚餐時,莫光都表現出他的「攝記」本色,聚會時滿場飛,散埸前的大合照,都是莫光表演的時刻。

莫光很會把握時機拍照,他家的前窗對正維園,再過去是東區走廊天橋、銅鑼灣避風塘、維港和九龍,某日清晨雨後,忽然天空上出現了一條彩虹,莫光迅即搬出相機,拍了一幀題為「跨海虹橋」的沙龍,發表於《鑪峰雅集五十年》紀念集中,是莫光的代表作。

「鑪峰雅集」成立於一九五九年,我約二OO五年加入時已年近六十,却是會員中最年輕的一員,十多年來,很多老作家如鄧仲文、林蔭、海辛、方寬烈都先走一步,莫光肖雞,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人活到第八次雞年,全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老雄雞,已完成了任務,終於停啼了!

──2017年2月

附錄:

月前莫光離世時,我在旅途上,寫了〈雄雞停啼──悼莫光〉。回家後,翻出莫光傑作兩幀,附於文後流傳後世。

跨海虹橋

薄暮霞光(許定銘代為命名)

臉書回應

黎漢傑:之前和他茶敘,想不到過年後就過世了。

盧澤漢:哀悼新聞界奇才莫光兄仙遊,我覺得晶報是早期左派報刊中較為突出,自小愛看,如今莫光兄與晶報同時成為歷史,不禁為一代老報人先後辭世,致以哀思及敬意。

寒山碧:茶敘又少一人,哀哉!

盧澤漢:我們懷念故人,更要珍惜眼前人。不見寒山碧多天,甚念,今次每月茶敍,不妨重溫舊夢,吹水不同吹牛,見碧山是碧山,寒冬送走寒風,有緣仍續前緣。





2017年4月19日 星期三

《苑風》

馬吉按:這六十年代的油印刊物獲贈於許定銘先生,因見它已「甩皮甩骨」且字跡模糊,連忙將之掃描下來,作了些加工,使其內容較易辨識;並放在這裏,公諸同好。
























2017年4月15日 星期六

從60年代文社文藝青年到現代文學藏書家

從60年代文社文藝青年到現代文學藏書家
吳美筠與許定銘筆訪錄
日期:2017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間


吳:你曾寫過一些關文社的回憶。你似乎在六十年代開始喜愛文藝,當時你有沒有同時接觸歐西流行曲,或西方文學作品?你有意識開展現代主義的寫作路向最先是受啟於《文藝新潮》、《好望角》等刊物,抑或座標現代文學社?

許:每個人的愛好和他的成長過程有莫大關係。先說我之愛讀書:那是意外撿到人家的棄書,深受周白蘋的《殺人王》吸引而中毒;至於最早讀文藝書,則是受一位連姓名都不知道的大哥哥借我沈從文的《邊城》而開始的。至於後來晚晚在圖書館中閱讀秋貞理(司馬長風)、徐速等人的著作時,我早已開始寫作,經常在報刊上搖筆桿的年代了。

不怕你見笑,我少年時代家境相當清貧,穿不暖、吃不飽,連買報紙的錢也沒有,聽歐西流行曲,買影音流行報刊,都是花錢、花時間的消費,我花不起,一點也未接觸過。那時候,我連書都買不起,文藝書都是到圖書館讀的。我甚少接觸西方文學作品,因沒有能力讀外文書(當年我常去的那間小型圖書館根本沒外文書),翻譯書卻因譯筆極差(像譯人名,常五六個字,難記又易混淆),通常讀十頁八頁即無法忍受。

你談到「有意識開展現代主義的寫作路向」,其實我從未開始,亦未堅持過。直到如今,我寫作一向都不奉行任何主義,我行我素,愛怎樣寫就怎樣寫,從來不理讀者的反應。那時候常讀《星島日報》學生園地,見座標現代文學社蘆荻等人時常集體發表「現代散文」,語法怪異,詞句絢麗,意境深奥卻又引人,便開始模仿學寫,豈料寫多了,發現内心獨白的意識流寫法與我個人性格很配合,自自然多寫了,甚至接受激流社易牧的邀請,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至於「現代主義」,我個人並無深入認識、了解,我只是熱衷一種我覺得很適合自己的寫作手法而已。

後來我接觸了丁平主編的《文藝》,知道類似我的寫作手法在台灣很流行,才開始閱讀《創世紀》、《現代文學》及《筆匯》等台灣雜誌,那時候《好望角》剛創刊,自然受我熱捧,至於早已停刊的《文藝新潮》,我是後來在舊書攤中買得,才讀到的,之前並不知道。

吳:提到當年李英豪的批評事件,似乎在此之前,藍馬中人最熱烈推崇現代主義的是閣下。請問在組織藍馬前你怎樣理解香港的現代主義?後來受李英豪批評後有沒有改變觀念?

許:「藍馬」是覊魂譯自Rhymer的,原意為一羣「意象創新的詩人」,只在於「創新」,而不特意奉行「現代主義」。早期藍馬諸友中,最推崇現代主義的是易牧,事實上,藍馬現代文學社的發起人也是他,他在創刊號的《藍馬季》中即發表了〈現代小說淺析〉。至於當時香港的現代主義情況,那時候我一無所知,直到近年全力鑽研香港文學,才有較深入的認識。

關於李英豪的批評,朋友們都說我反應激烈,可是我自己一點也記不起來。事後我一樣照平日般寫作,照寫現代詩,只是後來年紀漸長,受社會磨練頻繁,詩意全消才停止創作。同時,因大量接觸中國一九三O年代作品,寫作風格比較接近傳統。歲月是會改變人的,後來少寫小說,多寫書話及研究,則是在不知不覺中轉移的。

吳:在藍馬現代文學社創會宣稱現代文學開路的抱負,並為兩份雜誌的夭折而沉重,《藍馬季》刊載介紹達達主義、意識流、易牧淺析現代小說提到現代主義,在這時期你對現代文學、現代詩、現代主義的取態如何?


許:藍馬現代文學社的創會宣言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發表於《星島日報.青年園地》的,題目叫〈藍馬.藍馬〉,當時我們只有七人,但署名則有九人,是加進了平日慣用的筆名。內文有三個小題:〈序曲〉、〈向現代文學進軍〉、〈尾聲〉,應該不是一個入執筆的,究竟哪小題是誰寫的?我自己有無寫?我完全忘記了。今天我答你這問題,絕對只代表我個人,不涉其他文友。

〈序曲〉是以詩句寫成的引子,〈尾聲〉很短,抄錄如下:

每每,當我們舉首向上。天是藍的。
那份現代的熱誠是朶朶雪裡梅。夜夜如是, 夜夜如是。

全文的主體在約千二字的中段〈向現代文學進軍〉,先是哀悼《文藝新潮》和《好望角》的死亡,繼而寫出我們的理想和創作路向,重點是:

……我們不斷的寫出心裡的意識,從潛意識發揮人的真性和寫出身外內所接受到現實生活的任何刺激和特殊的感受,各自向自己所認定的新目標,新世界,新領域進發。

至於事後大家的成就如何,則留待大眾去評說了。

我開始創作及接觸文學,都比其他幾位遲,十多歲的中學生對文學的認識僅屬皮毛,前面說過,我只因覺得「現代文學」的寫作手法與我個人性格很配合,才學寫的,我注重實踐創作,不重視理論,故此並沒有深入研究過。至於其他人提到達達主義、意識流、現代小說和現代主義等等,我只是跟在後面附和、學習而已。

吳:香港文學一直發展下來,與不同文學觀念互相碰撞是很自然的事,中國文學觀點慢慢融通西方思潮,尤其在香港,構成奇特的景觀。看來那段時間,藍馬文社青年受群輩影響,即或不是直接接觸,也間接接受了二手的現代主義論述。之前訪問羈魂時他認為藍馬解散與財力有關,你同意嗎?

許:任何一個組織的解散和刊物的停刊,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財力不足」,但藍馬的解散似乎不單單是這個原因。五十年後回憶,當然極之糢糊,如果說錯了,希望文友們指正。

「藍馬」自成立起,一直只重視創作和出版,而忽略組織,並無領導階層,也無分工,誰負責何種工作,都是自動請纓或臨時推定,單行本和三册期刊好像都是我在主力編輯及跑印刷廠的,因此,我能否抽空工作,似乎決定了它們的命運,現在把幾本書刊的出版日期和我的生活情況分述如下:

《戮象》:1964年10月(七人中,只有我還在讀中學)
《藍馬季》創刊號:1965年6月(我參加中學會考)
《藍馬季》二期:1965年9月(我入讀師範學校)
《藍馬季》三期:1966年2月(五月將畢業,全力找工作,九月開始到元朗教書,並入住當地鄉間,寫作甚勤,多在一般文藝報刊發表,甚少與文友聯絡。)

如果要研究藍馬解散(其實並無宣佈)和《藍馬季》停刊,應該是1966年中以後的事,當時大家在做甚麼呢?

其時龍人早已出國,激流三子易牧、蘆葦及卡門也踏足社會謀生,受李英豪嚴厲的苛責以後再無執筆;羈魂、白勺、藍山居、震鳴、吳昊等在大學,作品開始成熟,投到各報刊去,多被接受;有些編學報,有些在出版社工作,甚至有些自行組織出版期刊,有足夠的渠道發表作品及賺取稿費,誰還會有興趣搞要自掏腰包的《藍馬季》?《藍馬季》之所以停刊,我的看法是:大家因生活環境不同,愈行愈遠,各有自己的崗位,再合作無期了!

吳:你最近出版你結集六十年代詩作《詩葉片片》,反映這時期你對現代詩的熱衷。閱讀接觸面包括香港的《文藝》、《好望角》,台灣《創世紀》、《藍星》等,難免接觸現代主義思潮。 我留意六四年一篇名為〈斷念〉的散文詩,註中提及覃子豪逝世,似為此悼念。似乎你也是覃子豪的讀者,對他有特別感觸,你是否深受他影響?這個初學寫詩的階段,形式、語法、意象、節奏類似某些詩人在所難,你六十年代中多學習哪位詩人?

許:我是個頗為任性的人,愛做甚麼就做甚麼,不喜歡教條與規範,沒有心中的英雄,也不會受別人影響。當年接觸台灣的詩人及詩刊甚廣,除了個人詩集,張默主编的《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和《八十年代詩選》都曾購讀並收藏。所接觸的詩刊多是較前衛的,即如你說,不少都提及現代主義思潮,但我只愛讀詩作,一見談主義和理論的論文即感厭煩而跳過不讀,故此從未受此等思潮的影響。當年丁平的《文藝》對我影響卻甚大,丁老師說過,覃子豪是他的好朋友,《文藝》上的台灣來稿,差不多全是由覃子豪一手一腳拉過來的。那一年覃子豪病逝,《文藝》組織了一個專輯,一群年輕人圍在他病榻前的師生情誼及專輯內的詩文深深地感動了我。因此寫了〈斷念〉,哀悼這位受人尊敬的詩人。雖然我讀過不少覃子豪的詩,也讀了他的《詩的解剖》,但我不喜歡他的詩,完全沒受他的影響,反而他的得意弟子,菲律賓詩人雲鶴,卻是我喜愛的詩人之一。

我對詩的形式及內容看得很寬廣,詩,可以是一句一行,也可用段落而分節(我不稱之為散文詩,直接稱之為詩),只要此作品有「詩意」即可。詩的內容除了抒情以外,還可以叙事(像〈伊之眸色〉);詩,可以淺白甚至吟唱的(像〈冷呀冷呀〉);詩,更可以是晦澀的(像〈未開始的終結〉),我愛怎樣寫就怎樣寫。我的這種詩觀,很可能是集各家的精髓而成的。

我有沒有特別學習某個詩人?

我從來未想過這個問題,當年我特別喜愛的詩人,順序是鄭愁予、沈甸、雲鶴、管管、周夢蝶,讀他們的詩多了,會不會在無意間學習了,我不敢說沒有,刻意模仿的,應該沒有。

吳:我又留意你在68及69的詩,〈聖夜〉的時間想像很大,由六九至九九,感觸一個沒有温暖的平安夜,似寫個人,也寫時代。請問,暴動對你創作及創作生活有沒有影響?

許:我只是個小人物,創作的詩也很個人,大多是圍繞身邊的小事,甚少涉及社會大事,當年的暴亂應該不會在我的作品中出現。

我很小的時候已洗禮了,去教堂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始終都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年紀漸長,思想愈成熟,在科學與宗教的問題上產生了很多疑惑,即使是崇拜期間也常胡思亂想:我會不會不再信主呢?〈聖夜〉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成的,「這不是一九六九 是一九九九」這巨大的空間是留給我自己的:一九六九年的此刻,我雖然對宗教產生了疑惑,卻還在聖堂裡,以後呢?直到一九九九(以世紀末暗喻我有生之年)我還會在聖堂裡嗎?

這是自設的問題,同時也自我解答了,因為時間已突變為一九九九,而我仍在教堂裡。

吳:那麼你甚麼時候正式停止文社活動?

許:這個問題問得真好!事實上我一直不熱衷文社活動,此所以《中國學生周報》辦的文社討論會,後來有文社聯會辦《文社綫》,我都是「局外人」,只在周邊游走,而實際參與的很少。

組織文社,我覺得最大的作用在社友互相鼓勵寫作,尤其在初學寫作的階段,出版社刊能達到推動寫作的目的,是小圈子文社早期極適當的活動。至於搞辯論會、學術講座、徵文比賽等等,不是青少年人的任務,那是大文化機構應做的事。學習寫作的日子久了,各社友的寫作水平參差,寫得不夠好的,自覺不如友人,自會日漸疏懶而少執筆;寫得好的,自然不甘於單單在自家人的社刊上見刊,必然會向外發展而自成一家,文社的日漸式微是正常的事,沒有新的後來者,才是最可惜的事!

一九六六年中以後,藍馬諸友星散,雖然後來吳萱人在《中報周刊》上給我們找來專欄,路雅開藍馬音樂書屋及藍馬印刷廠,而事實上,「藍馬現代文學社」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了。雖然我早已不是文社人,但,有關「文社事」卻一直埋藏心底,此所以萱人叫我寫「文社事」於《文社綫》發表,我一口答應。

一九七O年,總題叫《香港青年文運的回顧》長文,在《文社綫》上好像連載了接近十期,該文原擬分〈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兩輯,先講述當年的青年文運概況,然後評介他們出版的專集及合集。文章見報後,五十年代文友們反應强烈,以李海眉(李立明)及潘兆賢為首,約了近二十位文友與我茶聚,提供了不少資料,使我對五十年代的青年文運有更深入的了解,加强了信心,但不知何故,《香港青年文運的回顧》並未寫完,直到一九九O年我在《星島日報》再補寫了一些,全部收進拙著《書人書事》(香港作家協會,1998)裡,雖是一本未完的書,却是甚早有計劃去寫的「文社事」,可見我雖然不再參與文社活動,但「文社」卻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

吳:怪不得現在看你的書,總覺得你對文社有話說。我第一部李廣田的散文集也是拜你創辦的創作書社出版,才早於中學購得讀到。可否談談你改投現代文學之門,從收藏現代文學的書到重印出版,當時有甚麼想法?你對現代文學的現代派有何看法,如何理解香港六十年代或爾後香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出版與拉近兩者距離有關嗎?

許:在我的文學生命中必須感謝幾位師友的鼓勵,他們在我的幾次轉變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中三那年的林老師,說我的〈這是夢嗎〉如果不是抄來的,就寫得很不錯,刺激了我開始寫稿;詩友易牧說我的〈三月裡的記憶〉寫得很好,有强烈的現代感,鼓勵了我繼續創作現代詩;古兆申(筆名:藍山居、古蒼梧)知道我愛讀意識流小說,叫我一定要讀施蟄存,這使我從研讀台灣的現代文學轉向讀中國現代文學;黃韶生(白勺、黄星文、黃濟泓)叫我要多寫札記,讀劉西渭學好評論;吳萱人在《文社綫》提供版位讓我從事青年文運的研究……。

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說: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寫作家研究。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裡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我開始鑽研及收藏民國時期絕版新文學書,是從寫蕭紅開始的,那時候香港甚少新文學作品出版,書店裡連一九五O年代本港出版商重印的也甚少見,只在大圖書館的冷角瑟縮地躲藏着,生怕被人找到了似的。當年意外地在某處見到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隨即抄下了出版社的地址,心念:書店不敢賣這種書,出版社總該有存貨吧?豈料按址去到中環那幢舊樓前,愕然莫名其妙,地址是五樓,但那幢舊樓卻只有兩層,深思之後才知道:當年的出版社多是子虛烏有,書多是沒有版權的重印本,難怪那些新文學書在一九六O年代的「大時代」後可在一夜之間消失,是書商怕惹禍上身,停止發行,迅速註銷存貨,但我們那一代人卻因此無書可讀,何其冤枉!

到一九七O年代,文社運動之花已開到荼薇,但愛詩的文社人卻仍很投入,當年很多人愛王辛笛的詩,先是有心人用手抄油印了《手掌集》,後來熱愛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人漸多,才開始有人重印。那時候我寫過有關劉西渭、李廣田、蕭紅、黃裳、羅淑……等人的文章,看得朋友們心癢癢,個個來借書,應付不了。直到後來有人開始重印文學作品,不僅本地愛書人有書可讀,連海外的學者也能有所依據作研究,算是填補了時代一角的缺失!

書讀多了,我覺得追求意識流、存在主義及流派等等是無意義的,一篇文學作品,讀後能否使讀者產生共鳴才最重要。故此,閱讀中國現代文學時,我已不單單讀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等現代派,說實在的,他們的作品都是在摸索時期,尚欠成熟,和一九六O年代台灣的現代派比,是大大落後。小說,我愛沈從文、端木蕻良、無名氏、張愛玲、茅盾、老舍……;新詩,我愛戴望舒、王辛笛、卞之琳、鷗外鷗……,你說,他們都是「現代派」嗎?應該不全是吧,我愛的是好作家、好作品,不是某一流派及主義,這是我一貫的看法。

一九五O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在香港是不太受重視的,及至一九六O年代初,李輝英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班講授現代文學,才得以深入年輕人心中,大家才開始注意到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可惜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太單薄了,像我這樣的醉心研究者,只能再加上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善秉仁的《一千五百種現代中國小說和戲劇》 ……,才略感滿意。事實上,我讀到的這些史料,都是香港重印本,可見當年的那些重印本,在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上起了很大作用。

只有史料而無作品,研究者一樣束手無策,這就得要靠坊間的小重印商了,有一個時期,據說大學的學者,還得要看市場上有甚麼書,才能開甚麼課;也有些是學者想開甚麼課前,跟書商約定重印,學生才有書可讀。

重印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不僅拉近了香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距離,對推動香港現代文學研究,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

吳:你在著作中提到一些六十年代出版的藏書,範圍和風格廣,包括四毫子小說,詩集,又提到一本叫《六十年代》的雜誌。這些出版物出現你的閱讀視野,現在提起,可否評說一下,60年代最廣受注意的書籍是哪些?你提及收集當時出版的詩集,可否也談談?

許:答你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澄清一個詞彙:如今一般人口中的「六十年代」,指的是「一九六O年代」,但,這些說法與我們那一代人的說法不同;我們說的「六十年代」,則是指「一九五O年代」,因此,你所指的那本「叫六十年代的雜誌」,其實是在「一九五O年代」出版的。我是一九六二年踏足文壇的,那年以後的文事,多曾接觸過或見過,但,一九五O年代的文事,則是與那年代的文友交往聽回來的,書刊也是後來收集或文友贈送的。

《六十年代》據說是一九五二年創刊的,我見過的三本(第42、43、49期)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是蔡浩泉送給吳萱人,再借給我讀的。它是本較為罕見的青年綜合雜誌,十六開,內文僅二十六頁的半月刊,編者是孫慕稼(孫國棟 )。讀這本雜誌,我最有興趣的是它的〈學生園地〉。總數才二十六頁的一本綜合性雜誌,每期均挪出六至七頁作〈學生園地〉,可見編者銳意鼓勵年青人寫作。從這三期中,我讀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崑南的〈草〉、〈秋組曲〉,盧因的〈短簡〉和梓人的〈歸鄉〉。到我涉足學生文壇,已未見到《六十年代》,大概早就停刊了。

我的香港文學研究,重點在一九五O及六O年代,故此,我所藏的書刊,多是那年代的出版物,尤其那年代年輕人合資出版的書刊,我談的比較多,像一九五O年代的《詩朶》、《新思潮》、《向日葵》、《靜靜的流水》、《新詩俱樂部》;一九六O年代的《綠夢》、《中國學生周報》、文社刊物……我都接觸過、寫過。那年代的出版物,水平很參差,寫得不錯的主要人物,後來都成為香港文壇上著名的作家,可見這些培養寫作人的刊物,是非常重要的!

我上面提到的出版物,全是文藝書刊,非常抱歉,「文藝」及「文學」都是小眾讀物,以社會整體而論,它們都是不太受重視的。你提到「最廣受注意的書籍」,當然是統稱為「三亳子小說」的流行書刊,它們多是言情小說,我稱之為「即棄小說」,即是無保留價值,讀完之後,棄之可也。數十年後反省,才知道我當年的這種想法大錯特錯。一九五O及六O年代,香港是個發展中城市,大部分人生活相當艱苦,很多名作家為了謀生,過更好的生活,在他們正常的工作以外,多會用原筆名或「化名」寫流行小說賺外快,他們視此種小說為「商品」,出門即不「認仔」,在成名後當然認為它們是不存在的,多避而不談。然而,他們想不到的是:平日慣常用心創作,那些隨意寫成混飯吃的「商品」,水平也相當高,幾十年後,當大家醒覺「三亳子小說」也是香港文學發展中的一環時,已經太遲了,那些「即棄商品」多已被即棄掉,市面上已難以得見,我手上僅存的一二十種,都是不吝腰間錢,從舊書市場上搶拍回來的。

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新詩壇是非常熱鬧的,出版的書刊也不少,除了崑南、蔡炎培等人的《詩朶》外,還有夕陽、紅葉等人的擷星社,在「霓虹出版社」出版了《擷星》、《夕陽之歌》、《紅葉詩抄》、《新詩俱樂部》等詩刊;柏雄、草川、夕陽、波瀾、許家林、幻影和蘆荻等七人組成的月華詩社,於一九五八年出了兩期《月華詩刊》;杜紅、桑白、雨季等的流星社,常在報刊發表詩畫合作的作品等,都是較少人提到的。一九六O年代文社時期,以「詩社」自稱的似乎不多,但寫詩的人卻不少,到《詩風》及《羅盤》等出版,已是一九七O年代的事了。

吳:謝謝你在海外遠方也詳細回應這個訪問。你就文社發展史料整理及文獻的追蹤,相信有助日後香港文學發展史研究。

2017年4月9日 星期日

董橋:香港情懷──題鄭明仁新書

董橋先生的墨寶會在我的新書曝光

Cheng Ming Yan臉書二O一七年四月九日)

香港情懷──題鄭明仁新書
董橋

舊同事鄭明仁退休之後報讀研究院寫完論文拿了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辨析,說這些論述加上這兩年他在報刊上的文章快要結集出版了。真好。香港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淪為日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香港重光。三年零八個月的磨難不可磨滅,志士抗敵,懦夫落水,物資匱乏,貨幣波蕩,飢餓處處。六十年代初我剛來香港那年,淒風苦雨的影子隱隱殘留,文化媒體前輩不忘憶述戰亂鐵蹄下身心的斷垣殘壁,夢魘依稀。一位老邁的報人告訴徐訏和我說,他在整理香港淪陷資料,專注文化界的遭遇和文化人的操守,還有國共兩黨淪陷前後在香港的活動。徐先生說這樣重要的著述應該趕緊付梓。老報人八十多了,茶敍之後我們再見了幾次面就斷了音信。沒想到這樁重要的工作鄭明仁做了出來。明仁老弟是藏書家也是讀書蟲,報社共事那些年,他的辦公室四壁堆書,中文書英文書都有。每回從他的書堆裏鑽出來我心裏總是納悶:這樣的書癡怎麼不寫書?他終於寫了。他在香港生長,香港情懷濃厚,報刊上讀他議論香港時事的文章我格外感動,不無慼憂:操控香港禍福的大官小吏沒有權利昧着良知辜負香港千千萬萬的鄭明仁。回顧香港過去的浮沉是香港讀書人的職責。七十多年過去了,淪陷悲情的落花在鄭明仁筆下化作春泥守護今日和明日的香港,祈願紅棉亮麗,紫荊明媚,杜鵑無恙。

二O一六年聖誕節於香島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