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鄭明仁:《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口述史

九一八:如何在敵人的槍口下辦報?《華僑日報》社長口述歷史曝光

編按:隨着歷史檔案的陸續出現,日本侵華的暴行愈揭愈多。戰時,同被日本管制的香港成為各路消息的重要樞紐。香港資深報人岑維休因戰時復刊《華僑日報》,被視為「漢奸」。今日適逢九.一八紀念日,一份由岑維休口述的歷史文稿,授權本版刊登,聽聽岑維休親口講述戰時之事。

(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今年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年,也是日本戰敗投降和香港重光七十二周年。隨着戰後的歷史檔案不斷更新,日軍在戰時所犯的暴行便愈揭愈多,學者專家們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實功不可沒。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學者用各種方法去尋找、記錄淪陷區的人和事。

為歷史留證據

一九八一年七月,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帶了學生助理,到港島荷李活道《華僑日報》報社拜訪創辦人岑維休,展開口述歷史訪問。皇甫河旺這次訪問竟然成為「絕訪」,因為岑維休四年後便過身,而他之前從未接受過訪問親身講述淪陷期間香港報人如何忍辱負重。幸虧皇甫河旺的及時搶救,淪陷期間這段報業黑暗歷史才得保存下來。

皇甫河旺說,岑維休的口述歷史中,最珍貴的部分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的三年八個月中,《華僑日報》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岑維休本人如何受辱等等。口述歷史研究完成後,由學生助理整理錄音謄寫成文字,再經受訪人過目補充資料,最後寫成約4萬字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兩份香港歷史悠久的報紙:《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兩位負責人潘仁昌和賈納夫的口述歷史。皇甫河旺最近在美國《世界日報》撰文說:「這份報告隨我於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回到台灣,二OO四年又隨我去了香港。我深恐這份珍貴的史料從我手中意外散失,極盼公諸於眾。二O一三年幸蒙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樂意收留,存放香港新聞博覽館,我終於如釋重負。」

筆者退休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課程,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皇甫教授這份口述歷史正好可作參考。

獨家的戰時記憶

我根據岑維休口述史料,另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並蒐集香港及英國的檔案、中英文專著,經查對、考證,終於還原了部分歷史真相,釐清《華僑日報》是否為漢奸報的疑問。今年四月,我以畢業論文為基礎,出版了《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最近我和皇甫河旺教授見面,再次提到他當年的口述歷史手稿,我們都認為這份手稿內容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皇甫教授授權《明報》「世紀版」把這份手稿連載,並由我對連載內容作適當註釋。皇甫教授同意,為方便讀者閱讀,部分章節次序會調整,重複的內容會作適當刪減。今天首先刊出皇甫教授手稿裏綜論香港淪陷前後的報業情况。原稿標題是──

香港報業的黑暗時期──日軍統治下的三年八個月

日本侵華的烽火向南蔓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開始進攻香港。此後的兩個多星期,全港九陷於炮火連天。《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都在戰火中繼續出版,報道戰爭動態。但親日的《香港日報》則於此時被香港政府下令停刊。香港守軍與日軍經歷十八天的防衛戰,十二月廿五日下午終於向日軍投降,此三大報於是自動停刊(鄭明仁註:事實上《華僑日報》並沒有停刊,中央圖書館存有該報的微縮膠卷)。

爪牙下的報人

日軍佔領香港後,在滙豐銀行大廈設總督部,並且成立「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管制新聞工作。此時,原已被香港政府停刊的《香港日報》首先以勝利者的姿態復刊,但是因為此報是受日軍資助,沒有多少銷數。報道部鑒於需要民營報紙協助宣傳政令,曾脅迫三大報恢復出版。《工商日報》堅持不屈,該報董事關祖堯、總經理胡秩五、編譯主任潘仁昌等工作人員輾轉撤回國內自由地區柳州及重慶,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抗戰有關的工作。未撤離董事羅棟勳大律師為日人所殺,法律顧問施玉麟律師則被監禁。

《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參政員。香港淪陷後,他與重慶來的政府要人陳友仁、顏惠慶、周作民等人被拘留在「香港大酒店」(現在港島畢打街的中建大廈)。後來胡文虎因病就醫,獲釋回到虎豹別墅休養,但仍受監視。在日軍所施的壓力下,《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終於一九四二年恢復出版。

接着陸續復刊的中文報紙有:《南華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大眾日報》、《天演日報》、《自由報》、《大光報》、《新晚報》,連上述已復刊的《香港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一共十一家。但是由於白報紙供應不足,日本佔領軍政府又強迫各報合併,成為下列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各報每天出紙也只有一大張。其中的《香島日報》是《星島日報》於六月一日改的新名稱,總編輯為前《星島晚報》主筆傅鏡冰,不久即由賈納夫接任。八月,社長胡好與總編輯賈納夫藉率球隊去澳門比賽,在澳門逗留一段時間後潛往國內。

管控下的香港報業

日軍報道部為加強控制報業,曾着手組織「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此外,報道部對報紙內容還作嚴厲的檢查,每篇報道經過檢查、蓋印後才准許發表。發表後如發現仍有問題,報社的負責人如岑維休、總編輯及寫稿人往往被召去盤問、警告、恐嚇。《華僑日報》面臨大的文字獄有四次,每次都以寫悔過書才了事。

這時期,各報的香港本地新聞多為日本官方消息,很少反映民生的疾苦。國際新聞反而受重視,各報都刊在第一版。國際新聞主要是日本的消息,其次是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新聞。電訊大致都採用日本同盟社的消息。中國國內新聞小部分採用中央社(屬於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消息。歐洲戰局緊張時,各報如刊歐戰消息,來自德國的海通社。

各報消息來源都受日本軍方控制,無論新聞、圖片、特稿都大致相同,內容顯得貧乏單調。加上香港經濟蕭條,報紙在廣告、發行方面也處於一個黑暗時期。

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到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物資及糧食極端缺乏,饑殍、棄嬰載道,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事件。《香島日報》及《華僑日報》此時都附帶從事社會救濟工作。胡文虎曾成立公司到廣東用萬金油換米回來,以原價賣給或免費捐給老人院、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慈善機構。《華僑日報》則發起救助棄嬰運動。一年之間捐款所收容的棄嬰有一二百名,由天主教設在港島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負責照顧,轉由殷實人家認領。此外,該報曾發起捐款,維持在華人社會中頗有歷史的東華三院不至停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的日軍則於八月二十日向英軍投降,日本佔領軍發行的《香港日報》和親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南華日報》立即停刊。《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則於整修、添置器材後,恢復出版日報和晚報。《工商日報》原有的人員此時光復後從內地回港,翌年二月五日恢復日報,晚報則於二月十五日復刊。《星島日報》繼《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被香港政府選定為登載法律廣告之有效中文報紙。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淪陷記事: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 岑維休憶淪陷區報人報事

戰後岑維休(右)獲頒OBE勳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作者按: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訪問了香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作為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一部分。岑維休在訪問中講述《華僑日報》創辦經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淪陷,《華僑日報》都成為主角。今天,我們摘錄岑維休憶述日佔時期他本人的親身經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犯香港,保衛戰展開了。我們為了生活,仍然繼續出版,直到廿五日英軍宣布投降為止。此時,日軍已經將《南華早報》接收過來,出版了中文的《香港日報》和一份叫Hong Kong Times的英文報。這個接收《南華早報》的日本人,其後要求我合作,我問他如何合作法,他說可以利用《南華西報》(即《南華早報》器材來出版。其實這又是變相合併《華僑日報》的一種辦法。我不答應,就說:「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這麼一來,當然交易不成功。關於這點,我可以自負地說:當時在香港的人如果知道此事,是會多謝我的。因為《華僑》後來在日本壓力之下被迫出版,但並非和本人合作,總算權操在我,可以利用種種方法,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生活雖然極度慘苦,總算還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光復後,遭日本囚禁的當時華民政務司那魯麟先生,曾因此來函本報,對我們在當時的工作表示感謝。這封親筆函現在仍然由《華僑日報》保存。在淪陷期中,《星島日報》改名為《香島日報》出版,香港算是有兩家戰前存在的報紙。至於還有一家後來也要出版,就未能獲准。後來日本人反而從廣州方面引來好幾家報紙,一張叫《西南日報》,其餘就不大記得了。

淪陷後的香港,一九四二年情還好些,四三、四四年就很悲慘了。由於在軍管之下,治安還不太差,但是掙扎在統治者的暴政之下,加上飢餓,人們實不容易生存下去。於是饑殍載道,餓死的人見報的也以百計,未見報的當然還有很多。於是港九都有發生飢餓者吃死人肉事件,甚至還未斷氣,那些飢民已在切割垂死者大腿上的肉了。因此之故,街道上被父母遺棄的嬰兒也特別多。

《華僑日報》因此發起了運動,呼籲社會人士捐款,救護這些棄嬰。同時,並和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天主教的)聯絡,我們盡力捐錢,他們則盡量收容由《華僑日報》或私人送來的嬰兒,前後約一年之間,收容到的棄嬰達一百多二百名。該院修女還告知我們,這些嬰兒都由她們起一個帶有華字的姓名,例如,陳華╳、李華╳之類,這些苦命者多能成長下去,由殷實人家認領作兒女。光復後,我們特地去「凌月仙」探望他們,還有十多廿個仍然留院。此批戰時棄嬰如果個個成長的話,至今(編按:指一九八一年)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

關於《華僑日報》在日本佔領時期出版,也有一述必要。香港既是一個孤島,淪陷後大家自然無路可逃。《華僑日報》本來已停刊,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的南支派遣軍報道部(主管報紙、電台和一切宣傳),派人來《華僑日報》找我說:「目前香港需要有份民營報紙(香港日報是日資,沒人看),日軍屬意《華僑》復版,看來你是非幹不可。為了香港,為了自己和職工們的生活與安全,我勸你還是接受了吧。」這是棉裏針式的講話,明面是勸說,實際隱含殺機,看來是非幹不可了。我們經過內部磋商,結果唯有接受,但有保留條件,即行政完全獨立自主,只受日軍檢查,不受干涉本身內部事務。對於這點,日方也總算做到了。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日本憲兵幾次興文字獄,威脅要加害《華僑》的人,但總算在驚濤駭浪的艱苦旅程中勉強渡過。不幸中仍算有幸。至於《星島》為何改作《香島》,又其他報紙為何活動復版無功,那是他們的事,我是不大清楚的。

日本人的新聞審查


當時所有在香港的出版物,都隸屬南支報道部新聞班。所有報紙在出版之先,必須經過檢查,即使檢查通過了,如果有言責,新聞班也不用負責,頂多是疏忽,實際的罪責仍在出版者、編輯與寫稿人。所以,在長長的三年八個月中,我們實在不好過,一覺醒來,如果聽到報道部或憲兵部「請」去談話,那將是一件令人喪氣而擔心的事。

有一次,由於《華僑日報》刊登一段廣告(並非新聞),被東區憲兵隊叫去「談話」,憲兵部就在現在的跑馬地黃泥涌道聖保祿女子中學。我被帶到一間小房,暫不派人訊問,而由許多頭兇猛的軍犬看守。如是者一坐就是大半天,連大小便也不敢去。因為我恐怕一移動,這些兇猛的軍犬就會撲過來。臨了,大概憲兵們認為我受夠了,才施施然過來,指責我們刊登這段廣告不是,我當時唯有自承疏忽,他也很快換另一副面孔,先斥退了那些軍犬,然後我們又談論許久,才將我放走。去時未晌午,出來時已是晚上了。至於這段廣告內容,現在已記不起,錯處出在哪兒,日憲兵不講,我當然也無從知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自承錯誤,否則後果更不妙。

夾縫中抗日

我們除了利用中國文字上的技巧,或用雙關語,或用日本人看不出的典故,來隱諷日軍,指出其必敗。例如我們偷聽到廣播,說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幾百艘戰艦、幾千架飛機來反攻日軍。我們就報道說,盟軍永不能反攻打勝日軍,因為他們沒有若干十萬大軍,若干百艘戰艦和若干千架飛機云云,人們就知道,麥克阿瑟未來反攻的部署了。

此外,我們又利用副刊、版頭畫來作暗示。例如,一棵松樹曲折地植在盆栽之上,人們就會聯想到松井石根(日本軍閥侵華統帥)已在華北喪師;小室一角,外面是紅日西沉,人們就知道日本不久就要投降。如此種種,令日軍防不勝防,也很難找出《華僑日報》編輯有何錯處。當然,三年八個月中,並非全無風險,小警告不計,大的文字獄也曾有過四次,每次都以寫自白(悔過)書告終。

作者簡介:鄭明仁,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2017年9月11日 星期一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上)


訪談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羈魂家
訪問:吳美筠(以下簡稱吳)
受訪:羈魂(以下簡稱羈)
整理、修訂、補註:吳美筠
文字記錄:張麗儀

六十年代的語文教育與香港現代文學


吳:60年代所接受的中文教育是否以文言為主?
羈:記憶中我那個年代中小學的中文課文是以白話文為主,只有小量文言文。白話文多是五四時著名作家,如朱自清、冰心、魯迅等。當然,到了我教學時的七、八十年代,教材已大有改變,但肯定是沒有當代的。(註1)
吳:當時大陸談論魯迅嗎?
羈:有,但台灣卻禁談。
吳:台灣不談魯迅,大陸也談得偏頗。
羈:大陸就不談胡適那些。
吳:但是國內的課文仍有〈背影)那類很典型的文章。
羈:對、對,還有冰心的〈紙船〉、〈寄小讀者〉等。
吳:那麼你中學的時候呢?由1961、62年起就已有高中會考,你應該也有考過這個會考。當中的中文課程是偏重文言文的嗎?
羈:也不是純粹文言,也有白話的。
吳:比重多少?
羈:記不清楚了。
吳:但當時你感覺的比重是如何的?因為不少人回憶當年,認為是太少現代文學的接觸,為何會出現這種論調呢?
羈:現、當代文學肯定絕無僅有。
吳:魯迅、冰心不就是現代的嗎?
羈:當然是,但再後一點的,如三、四十年代的就沒有了。其實……怎麼說呢?當時我們所唸的中文科還叫「國文科」,當中好像還包含中史(印象模糊了,記不清楚)。是這樣的,我們要唸兩科中文,其中第二科就包括中史、文化成份在內,另一科就屬於寫作、語文部分,具體內容已記不清楚。有趣的是,正因為學校以全英語教學,只有中文科才用中文(粵語),所以我們特別珍惜講中文的機會。也不知為甚麼,那個年代不少中學,尤其英文中學,出現了「文社」這類以中文寫作為主的學生組織。一般來說,學校並不反對;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多個社員,少個阿飛呢!因此,除了中文學會,我們也在校內或校外辦文社。這其實不只是我校皇仁書院的特徵,很多學校也如此;不過,在英文中學裏強調中文寫作,這現象也頗有趣。
吳:我看過六、七十年代許錫慶編的書。他的中文參考書,都是教中文應用文,而且是比較正規、有雅語的應用文;另外他六十年代所寫的國文教科書,文言佔了很大的比例,只有最後一兩篇是魯迅或是冰心的。這個比例於當時的中文,即一般中學的中文科,是否普遍的呢?(註2)
羈:我真的不記得了。總之,我記得文言文的比重不少,最起碼相對現時的來說。
吳:讀過甚麼課文,可以舉例嗎?
羈:我們中學會考要讀很多現在看來相當艱深的文言文。我的筆名羈魂,就是出自在中三讀的〈祭妹文〉,試想想中三就要讀袁枚的古文!另外,廖明活的筆名「際涯」,就是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橫無際涯」。那時候,我們一起讀中三,一起辦文社,所以各人也改了筆名。
吳:即是你中三已經辦文社。
羈:對,是61年唸中三那年。
吳:那麼你的文社是跨學校的,不止於自己的學校了?
羈:對!是跨學校的。
吳:如此看來,你中五時所唸的文言就更深的了。高中讀甚麼篇章?
羈:我記得有《論語》、《莊子‧秋水篇》、好像還有《韓非子》。


文社及文藝雜誌與現代文學

吳:換言之,當時於你個人來說,對那些文言並沒有很大的不滿,或抱怨沒有接觸過現代文學。直到創立「藍馬現代文學社」,才高舉現代文學,推動現代文學。當時的你,不是有感於接觸太少現代文學而辦文社,只是覺得接觸太少中文才辦文社。
羈:應該可以這樣說。其實,我對文學的興趣源於古典,所以對古典文學完全沒有排斥,甚至十分欣賞,如詩詞、對聯、古文等。小學時期,我甚至覺得朱自清那類文章也可以寫,有一種少年不知天高地厚的輕狂。
吳:朱自清那類其實也不是太難寫吧。
羈:但當年來說,也是公認的好文章。
吳: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也有其優點,但一些老師教得不好,只集中教修辭或文字技巧,而且與當代經驗距離愈來愈遠。
羈:其實〈背影〉可以寫得更精練些。
吳:即使朱自清的白話文,當時你自問也能寫作、也能模仿。
羈:當年辦文社,我們主要是寫白話散文。初期並沒有現代的概念,我也沒有。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吳:他們是比較積極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文社就直接叫「座標現代文學社」。於是促使我們也去看現代文學。
吳:草川是誰?
羈:張浩然。
吳:草川現在已不活躍寫作了!
羈:應已不活躍。
吳:談談座標現代文學社如何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作品是用較新的手法寫;坦白說,四五十年代,當時國內的象徵派那些作品,我們還未有涉獵,所以所看到的現代,主要是香港、台灣所謂的現代;再回頭看那些(國內的),才發現原來不止朱自清的。
吳:看來當時的閱讀是接受二手的現代。在校內接觸中文少,對英文中學的英文教育、殖民教育反叛,然後接觸現代文學,就是通過很少量的課本及文社的交流,然後再打開現代主義、象徵主義的形式。但你的閱讀呢?你也會借書看吧,在學校圖書館、書店「打書釘」也好,中三至高中以後的中學階段,其實你是否已經接觸到《詩朵》那些刊物。
羈:對!現在也有一兩本刊物在。
吳:即是中三「文秀」文社時期……
羈:當時還在白話文的框架內,直至投稿《星島》,那時有一專頁叫「學生園地」,在那兒看到「座標」的作品,接著看《中國學生周報》所介紹的台灣現代作品。(主要就是《中國學生周報》內的「粹華版」)(馬吉按:當為「穗華版」),才發現原來白話文可以這樣寫,並不只是朱自清式的。涉獵多了,便嘗試創作,一路寫下去就寫到了自己的《胡言集》。當時《星島》專欄,也寫了不少「古靈精怪」風格的作品;這就吸引了許定銘主動找我創辦「藍馬」。(註3)
吳:你當時的閱讀世界裏,除了《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後來易名為「青年園地」)和《中國學生周報》,有沒有看過其他相類刊物,如《青年樂園》?
羈:《青年樂園》?有啊!不過,它相對較保守,而且是屬左派刊物。
吳:《詩朵》可有接觸過?
羈:《詩朵》是一份獨立刊物。我也曾買來看。
吳:當時是高中?
羈:是,應該是高中,是與許定銘辦藍馬社之後,才發現那麼多好東西。
吳:開始接觸《文藝新潮》?
羈:對!
吳:但《文藝新潮》的出版是先於你的創作,是在五十年代末。
羈:對,所以我們是去翻尋出來看。
吳:即是你們的閱讀不是在《文藝新潮》出版同時發生,而是通過搜購、追溯而接觸?
羈:於我來說是追尋的。
吳:如此看來,並非先閱讀了這些才會有文社,但如你所說,就是因為中學教育產生了中文書寫的興趣,然後才回頭搜購已出版了十年、八年的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相隔了十年市面仍可買到?
羈:是的,我們不時去實用書店(註4)搜尋很多舊書報的。
吳:當時是維持在買舊書的狀態?
羈:對!就是去搜尋。
吳:那《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那些雜誌是可以在報攤買到的?
羈:對,當時是很方便的。
吳:那不是要花費很多金錢?會不會是只有中產學生才有這些資本呢?記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三百多塊才可印到社刊,但當時一般的薪金也都是三百多塊一個月。
羈:對!對!
吳:那麼你們也挺富貴吧?(一笑)當時只不過是名中學生。
羈:當時我們有儲蓄零用錢,而且大家合資,尚可應付。
吳:但也要有錢才能合資吧!
羈:我們大多來自基層,都是靠節衣縮食......
吳:但你們還要買些雜誌……
羈:我們當時還有點稿費呢!雖然只是十元八塊,一點一滴儲蓄。此外,我們的集體創作〈文社餘墨〉,所收稿費就要歸公。
吳:即是《星島》投稿所得稿費是要歸公的。
羈:雖然只有十元八塊但也是錢嘛!
吳:那麼買雜誌的錢呢?也是稿費裏補潤?
羈:雜誌是自己買的,因為……
吳:因為我看到文社大部份都是基層的,社址大多是甚麼屋邨;但市面能買到的雜誌不少,而文社社員提到看到的雜誌數量比現在的更多,還包括左中右的。
羈:當時有些雜誌是不用買的,只打書釘而已。例如《青年樂園》就不是每期也買,只是看合適的,或是有刊登自己作品的才買。《中國學生周報》基本上就每期買,但當時是很便宜的,只是一兩毫。(具體價錢也記不清楚,可上網查看。)(註5)


報紙編輯方向與文社發展

吳:報紙就在家裏看?
羈:學校有訂閱報紙,而住處樓下的藥材舖也有訂閱。藥材舖通常不會保存,我們就每天剪下喜愛的文章,或整頁留下;但如果當天有自己的作品,當然就會購買。
吳:打「報」釘!原來如此。
羈:但當時《星島》也頗貴的,要兩角錢。其他的只賣一角。
吳:除了《星島》,當時《華僑》也有學生版。
羈:《華僑》也有投稿,但相對較少。
吳:另外《工商日報》及《新晚報》呢?
羈:《天天日報》也有投稿。還有《香港時報》。
吳:《香港時報》是右派的。
羈:當時真的有很多很多投稿園地,不過,主力仍是《星島》和《中國學生周報》。不過,《中國學生周報》盡量不標榜文社,只看文章水平。
吳:反而《星島》就可以用文社冠名刊登。你知道為甚麼《星島》會接納以文社名義的呢?
羈:許定銘提過,當時《星島》的主編是胡輝光,這個名字至今我仍記得,但卻從未見過他。他對不同風格的作品似乎來者不拒,雖然不知道他為何這樣做,但有趣的是,在無心插柳下,就促成了文社這樣一個氣氛。
吳:《華僑》也可以的?
羈:應該可以,卻營造不到那種氣氛。《星島》還有一個好處:雖不定期,卻較頻密;《華僑》通常一星期才出一期,須知我們投稿的心態是天天追看的。
吳:《星島》是每天出專頁的?
羈:雖不是每天,也不定期,卻總算頻密。有時候是星期一,突然星期二又出版,頻率很高。
吳:就是見縫插針式?
羈:對,我們就是覺得獲發表的機會率較大,便形成了一種氛圍,聚集了一些作者。
吳:在《天天日報》、《香港時報》以及《工商日報》就是單篇發表,對吧?
羈:其實它們也有專欄或專頁的,不過,就是不定期。
吳:也有一個專頁可以用社名來發表的吧!
羈:沒錯!記得《文秀》某周年紀念,我有一篇感言是在《天天日報》發表的。《天天日報》當時也想爭取發表一些文社中人的文章;當然是為了和《星島日報》競爭,但最終仍是《星島》勝出。

註釋

註1:陳國球在〈承納中國,建構虛幻──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一文敍論香港官方制定的中國語文課程選取課文,可作詳細補充。根據1956年教育司署頒布中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篇目,中三範文教材87篇現代只有37篇,並未佔超過一半。到六十年代沒有多大變動。直至1975年教育司署開始擬定把語文及文學分科。而點算由1956年到1990年的中國語文初中課程篇目,在新文學運動最早進入經典化的作家,依次朱自清、葉紹鈞、冰心、魯迅、巴金、老舍的篇章出現最多。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魯迅的〈風箏〉、巴金的〈繁星〉等均出現自1956年到1990年,直到90年代才選入如思果、鄭愁予、張曉風等當代作家的作品。(見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93-225。)

註2:根據姚素珍:〈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六十年代頒佈五年制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比英文中學多,1963年港大入學試取消英文以外一科語文及格,嚴重打擊香港中學的中文教育。1964年以前中文科考試分兩卷,卷一考論述文題和應用題,卷二考英譯中及中譯英,一段文言一段語體。另一科中國語文及歷史。《通經致用:第二屆中華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2012年),頁281。

註3:1964年許定銘在《星島日報‧青年園地》以芷蘭及激流二社名義刊登啓事:「文秀文社羈魂君:有事商奉,請示尊址,是盼。」並公開私人蘇屋村住址請受文者回覆。當時兩者並不相識,羈魂最終把信寄去,許定銘回信就是表示計劃聯合組成新文社,就是後來的藍馬社。見羈魂:《詩路花雨》(香港:紙藝軒出版社,2015年),頁44-45。

註4:實用書店於五十年代由龍良臣創辦,前身是左派出版社求實出版社,六十年代位於西洋菜街二號,那時重印很多按照民國原版書籍,七十年代末遷至彌敦道麗星大廈三樓文明里附近,2014年6月結業。
註5:《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創刊時每份零售價港幣壹角。在1960年6月10日第412期的《中國學生周報》上刊登的訂閱辦法上記載,香港、澳門、台灣訂閱連平郵郵費每半年二元五角,每年五元。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中)


青年文社因六七暴動衰落?


吳:若是如此,容我岔開一下,你的書裏討論了很多六七暴動對文社衰落的影響,但你亦提到,文社的生命期亦已到了尾聲。
羈:其實兩個原因也有。
吳:會否《星島日報》的編輯換人或者編輯方針轉變也是個影響?六七之後會否影響報紙立場,而文社的氛圍亦漸減退?
羈:也可以這樣說。不過坦白說,我沒有做資料搜集。《星島》之後仍有出版「青年園地」,卻同時增加了一些給大學生的版面,如「大學文藝」等。(我也曾投稿那兒呢!)這樣既分薄了稿源,亦影響了投稿學生的取向。例如我,六七年已入大學,脫離了投稿「學生/青年園地」那種心態;加上暴動,後繼乏人,而學校及家長也不會再放任孩子。你知道嗎?當年我們是可以登報徵求社友的,我和許定銘也是這樣認識的。(至於也斯卻是經由同學介紹認識的。)但六七暴動之後,相信已很難如此招收社員了。幾個因素加起來,包括你所說的報刊轉變方針,文社可以發表的園地便日漸萎縮。
吳:那就不是階段性的問題,而是青年工作的轉型,教育生活的改變。我們這新一代的媒體人很難想像,利用媒體,尤其報紙,可以刊登一些徵求社友、與文友聯絡,甚至一些文社的尋人啓事(如許定銘公開尋找你那類啓事),更難以想像這些現在屬於收費的分類廣告,當時可以用投稿方式刊登,發表社際消息又不用收費。現在的媒體是商業化運作,需要賺錢;此外,很難想像如此輕易地把個人住址這些私隱資料公開,這是很不安全的。
羈:那時候沒有私隱的概念。
吳:當時認為沒有問題,但六七以後就會對公開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有所保留。
羈:基本上,我想家長也有這種顧慮。回想起來,我們當年實在真個不知天高地厚,記得我們《文秀》曾在《星島日報》登了一個廣告,公開徵友,只要提交一篇文章,經我們審閱就可以,當時是把某個社友的住址當社址一併刊登出來的。
吳:當時不止你的,也有不少文社以住址作會址並予以公開;較有錢的,就會開一個郵政信箱,但比例不多。大部份是住址,甚至有名有姓,沒有太多私隱,所以,相對上當年你們的安全感倒比現在大。
羈:當然也知道或會引來一些問題,如搗亂等。
吳:有沒有發生過?
羈:也有。
吳:打劫事件呢?
羈:這倒沒聽過。主要問題是不少人藉此來結識異性。可能那些文社根本沒有甚麼活動,徵求社友男女皆可,因而可以認識很多女性。
吳:哦!有些人就是以此來徵友,並不是真心辦文社的。
羈:也會有的。
吳:那如果是來搗亂的,應該就只見一次便不會有下文吧。
羈:這我就不知道了,幸而我們文社沒有發生過,但聽說某些文社真有這些事件。
吳:那些文社應結識了很多女生吧。(羈笑)反而你的文社這麼大,卻沒有這類事件?
羈:沒有,可能加入的都是想寫作的,希望認識多些這類朋友。

傳統與現代的寫作爭論

風兩文社在youtube上載當時聚會照片




吳:當時有數個大社,例如「風雨」、你們的「文秀」文社以及「海棠」等。
羈:對!還有「晨風」,也屬大社。
吳:你書裏曾提及,當年「海棠」曾掀起一次關於現代與傳統的爭論,說甚麼「孝子、浪子」,(註1)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羈:其實,先是傳統的一方罵現代的一方是「浪子」,數典忘宗。
吳:是「海棠」文社的人嗎?。
羈:對!「海棠」的社員,如余玉書等,是非常強調中國傳統的。他們說我們這羣是提倡現代的人是浪子;而「芷蘭」的黃維樑,就回應說,他們這羣是「孝子」,只執著傳統,慎終追遠。
吳:這個爭論是在哪兒發生?《星島日報》?
羈:就是《星島日報》,可惜我手上沒有詳細資料。
吳:我問了圖書館的梁科慶,他說圖書館並沒有收藏。據吳萱人在《香港六七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所說,文社的出現,最後卻歸結於一個中文運動和社運。你認為呢?
羈:後期是有這個傾向的,尤其是他辦文社的時候,他是走這個路線;但我們由最初一路走來直至辦「藍馬」的年代,這個概念尚未成形。
吳:其實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在你們之後,依我自己思考的框架,是由一個傳統的文社概念演變成一個文學組織或是一個媒體的概念,是一種社制轉型。
羈:「詩風」就是一個過渡。
吳:「詩風」同時是一個媒體,不是一個傳統概念的詩社。
羈:是的。
吳:這樣是不能夠想像成只有社運的一部份。
羈:社運是其中一個結果,卻不是唯一的。
吳:尚有一羣繼續主張現代主義的。現在回去談談傳統與現代,即「海棠」文社由開始就已經很強調國粹。
羈:不是,「海棠」文社,也是寫白話文的。我覺得它較為偏向台灣多一點,是傳統的台灣,所以是以那種概念,反對一些過於現代的。
吳:即是否定現代主義?
羈:也不是否定現代主義,總之,他們認為你們的所謂「現代」只是胡亂拼湊來的。我看過余玉書的《五月花號》(註2),其實是較類近傳統的白話新詩。

《五月花號》(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網站

吳:你書裏提到所謂的傳統的白話文,可以在這裏說多一點?
羈:就是「海棠」文社所寫的那一類,差不多就是代表了。
吳:你如何定義?當時你並不贊成傳統白話文,你所謂的傳統白話文是甚麼?
羈:冰心、朱自清,他們承襲下來的一路。
吳:即是早期五四的?
羈:是早期五四的,而你會看到當時是有一羣人來繼承的,包括「海棠」文社,或是我曾提過的許基芬等人。直至我看到周策縱的《海燕》,發現他是介乎傳統白話文及現代白話文中間的一類;他有一些嶄新的表達方式,顯然是受到一些西方文學的啓發及沖擊,雖然他是讀歷史的。可以說,在我認識許定銘之前,讓我真正接觸到從白話過渡到現代文學,就是周策縱的詩。
吳:但你對傳統白話文與現代白話文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羈:沒有,沒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這是很主觀的。
吳:是作品裏有一些不同於早期白話文的浪漫主義作風?當時有沒有看過舒巷城的作品?
羈:舒巷城是我接觸了文社以後才看的。
吳:你覺得舒巷城是傳統白話文還是現代白話文?
羈:他也是屬於過渡期的。所以,我喜歡他某些作品,也覺得他部份作品過於傳統,有點土。
吳:即是過於接近早期五四?
羈:對!當時對他的某些作品印象就是這樣。

羈魂眼中的現代主義思潮


吳:那你又是如何理解當時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
羈:當時覺得很新鮮,與教科書,或是當時我看到的某些報刊上的,非常不同;尤其當我看到洛夫的詩,第一次接觸正正式式的現代文學,發現原來詩也可以這樣寫的。
吳:如果現在要你形容當時的感覺,會是怎樣的?
羈:就像一個習慣欣賞傳統戲曲的人,突然看見一種嶄新的東西,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表達的,而那種表達仍是存在於格式內的。洛夫的詩集,原來可以把人的感覺如此表達,可謂深得我心,雖然我未必完全看懂他說些甚麼,但那種撞擊很大,也很個人,卻難以形容。我看其他人的詩也無甚驚喜,當然,初看周策縱時也曾有一點類似的驚喜。
吳:你所指的是他文字的叛逆還是情感轉換?
羈:文字上與意象上也有,當然他的感情是很真的,感覺他真的有一些情感的衝擊,非要寫出來不可,卻又不是開門見山那種說法,是用一種……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是像我〈「驚艷」的經驗〉(註3)一文中所描述的那種心情。
吳:如果現在你要教書,我是你的學生,你會如何形容這一種心情?
羈:就是突然間打開一扇門,看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吳:這是否文學的陌生化。
羈:對!在我來說,當時真的是難以想象的;就如看粵劇,看到唐滌生的粵劇,會驚歎原來這樣也可以寫得到,有一種驚艷的感覺,一種難形容的感覺,非常直接,因而學習他的寫法。
吳:但這個現代主義思潮裏,葉維廉提過有那種苦悶、無根、無狀的狀態,因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是不著邊際的狀態,用一種語言的叛逆來表達這一種狀態。如果是這樣,你是看他的文字或文學上的震撼來得到啓發,而去仿照受影響去創作,但其實當中的意識形態是沒有一個對文化的叛逆在內,就不是他讓你覺得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苦悶。學校的中文又是如此,現在正好開啓了一個文化的視野,似乎是一個文學的震撼,文字上的驚艷較多。
羈:如果你說是文字或文學上的,我也不反對;但會否心底處也有潛意識在內呢?很坦白說,當時的心態現在要回想起來,也不可做到。如果再要客觀地分析,如你剛才所說的文化因素也不是完全沒有的。好像我一直強調,我唸的是英文中學,沒有太多機會接觸中文,因而在課外與朋友一起搞文社。
吳:為甚麼那麼喜歡接觸中文?
羈:不知道,就是喜歡,我也不明白,但當時認為唸英文中學的人比較優秀,還有唸理科的就更優秀。

流行文化消費介入文社活動嗎?

吳:那其實你也是受當時世界的價值觀衝擊來決定自己的方向。那你有沒有對商業社會或資本主義不滿?
羈:沒有,因為當時完全不體會這個。當時我住深水埗,很基層,卻習以為常,覺得有這種生活已經很好。當然,看到其他人穿西裝到辦公室上班也會羨慕;那個年代的我們都很單純。是這樣平凡的心態,不像吳萱人所說的,沒有想得太多。
吳:當時的文化消費,主要剛才提到文學:看書、報紙、聽粵曲;但聽粵曲也不只是你,當時很多人也愛聽。
羈:也不是。那個年代與我的年齡層聽曲的並不多。
吳:除了看粵劇,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興趣呢?例如電影或歐西流行歌曲。接觸的文化較寬闊?
羈:當然有,我也有聽點歐西方流行曲的,尤其 The Beatles 的歌。當年很多年輕人也愛聽愛唱的。
吳:你喜歡披頭四 The Beatles ?
羈:還有 Cliff Richard、Paul Anka等 。
吳:為甚麼喜歡他們?
羈:他們唱的都是情歌的,很抒情的。那時候很流行的,特別是The Beatles。
吳:電影呢?
羈:電影都是較文藝的類型。
吳:中學的時候看不看電影的?
羈:看!
吳:看甚麼戲?
羈:‘My Fair Lady’、〈八部半〉等。
吳:都是些外語片。
羈:對,粵語長片、戲曲電影等,反而是初中和小學時候看的,後來已式微了。
吳:陳寶珠時期?
羈:陳寶珠時期,我已沒有看了。
吳:看甚麼話劇呢?
羈:話劇主要都是看一些很傳統的。如陳有后(1916-2010)的戲,我記得看過《西施》(註4)等。
吳:那麼「文秀」文社有否辦過一些戲劇、唱歌的活動?我看到是有刊登過劇本的。
羈:是廣播劇,還有錄音帶的,不過已經損壞了;是紅色最原始的大一卷那種。我們還參加過小學校友會,用「文秀」文社名義辦過一些活動,如短劇等。
吳:當時的流行文化有否影響你寫作時候的一些表達手法或情況?
羈:應該怎麼說呢?這兩者我是劃分得很清楚的。當時我也有寫一些很短的粵曲,純粹是娛樂自己的;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我是分得很清楚的。正如我在《詩路花雨》中所說,粵曲是「聊以自娛的最佳消遣」,而新詩則是「對現實生活多作一點反省、一點提升」。

註釋

註1:羈魂:《絲路花雨》,頁135。

註2:《五月花號》是新詩、小說及散文集,收六名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作者的作品,包括余祥麟(即余玉書)、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即盧文敏)、鍾柏榆和張俊英,於1959年由台北紅藍出版社出版。余玉書在台灣創辦海洋詩社。

註3:羈魂:〈「驚艷」的經驗〉一文中的「你」(其實借第二身的對話體寫這段「驚艷」的經歷),對白話詩文始終掀揚不起怎樣的「驚艷」之感,直到中五畢業那年接觸洛夫〈石室之死亡〉開端兩句詩,「便怔住如許繁富稠密的意象、如許澎湃激盪的感情、如許複雜深邃的思路」,於是「決意從古典跨步到現代」。收入《胡言集》(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1993年),頁138-139。

註4:《西施》為姚克(1905-1991)於1957年6月為香港劇藝社創作的劇本。香港業餘話劇社在1963年曾演出該劇,導演雷活然。參http://tran.hkbu.edu.hk/tw/Research/Completed/1962-1970.htm。根據該社社員梁舜燕憶述,當時由她飾演西施,與黃宗保合演。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廿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下)


藍馬時期對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衝擊


吳:「藍馬」時期出現一個發展狀態,壯大了「文秀」文社,或是一個聯合文社的狀態,由一個內部刊物變成一個公開發售的出版物,其實也算是一種飛升,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藍馬」的資料和發刊詞等,都很明顯地對現代主義的跟從及仰慕,而且非常有意識的。
羈:是的,是一個標榜。
吳:可否說一下你們當時意識裏所推動的現代主義,是否就如宣言中所提到是承自《好望角》和另一本《文藝新潮》,因為當中提到《文藝新潮》不再出版,《好望角》也沒了。好像是很有意識的繼承關係,當時未有李英豪事件之前,你們思想意識裏的現代主義是怎樣的?
羈:很坦白說,當時許定銘要我一起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我在一篇文章裏也說,我對甚麼是「現代主義」並沒有一個很具體或是很清晰的概念。我是創立藍馬後才去閱讀那些資料,去看他們介紹的書。我最初接觸到的大多是台灣作者的作品,之後再看其他,最後才「尋根」看一些西方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也是「惡補」回來的,我當時所寫的(尤其〈胡言集〉)只是他們認為的現代,我自己卻不知道。
吳:既然你已經看了相關的書,在你看的時候是如何理解的?
羈:我也理解當時整個現代思潮就是剛才你所說的一種反叛,一種苦悶。當時我們只是十多二十歲,由中學過渡到大學,家庭也有很多情況發生,包括父親要求我外出工作,不希望我繼續唸書。這也算是一種抑壓吧。我對自己的前途另有想法,後來我決定……
吳:他認為賺錢更重要?
羈:也不是賺錢,而是在他的觀念裏,唸完小學已很足夠,我還讀了中學,已過分了,還要唸下去嗎?反而母親大力支持我,知道我是讀書料子。當年很多人唸不成書就一定出來工作,中五畢業已很難得,更可以考「幫辦」(督察)。當時我也考過電燈公司,並請了我。
吳:不過,當時大學畢業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更加穩定。你可有這種想法?
羈:沒有,我只是自己喜歡讀書,想讀下去。
吳:我想問,當時社會上普遍仍沒有形成這種想法?現在的人認為讀大學能多賺錢。
羈:也有這種想法,怎麼會沒有呢?其實,當年中五畢業已很難得,讀大學更是一種奢望。記得當年中大是新開的,港大更難進入。我堅持讀下去,先讀預科,如果進不了大學才再決定。就這樣一直糾結,幸而終於考進香港大學。我想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抑壓。《藍色獸》裏,早期一些詩句也流露這類抑壓,如〈斷夢之形〉中的「他們拭目/待觀我的步伐徐陞若青雲」,就反映這種心態;加上談戀愛,有少年維特的煩惱。所以我覺得現代主義原來真的可以把一些複雜的感情用很新也很深的方式表達,因而迷上了這種表達方式。《藍色獸》就是這樣子醞釀出來的。那時就開始慢慢摸索,甚麼是現代文學,用作品慢慢去體驗,多於純粹從閱讀中汲取素養;加上我對古典文學的鍾愛與認識,就寫出一些屬於自己「古靈精怪」的現代詩。

藍色獸

吳:藍馬於1964年出版了第一本叢書《戮象》,後來卻給李英豪狠批。究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事隔多年,會否有不同看法?
羈:當初出版《戮象》,原意是作為叢書的第一本,因而要招攬更多人,例如路雅、古蒼梧等。誰知李英豪的批評發表後,許定銘和〈激流〉三友就受了很大打擊,尤其給指名道姓針對的蘆葦和卡門等。他們的創作熱誠多少可說是給打沉;後來龍人又離港遠去。
吳:那麼,李英豪事件對你又有沒有衝擊?有沒有影響你在現代主義的發展?
羈:我反而衝擊不大,因為李英豪沒有舉我的詩,覺得他不是在說我。(倒不知是他看不起我,還是覺得我的作品不算現代。)我那時候真的很阿Q,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他的批評包括了我,最多也只佔七份一。正如上文所說,《戮象》出版時,我對現代文學的概念並不清晰,內裏的文章都是許定銘找我以前所寫的;當時我仍是迷迷糊糊地去寫那些他們認為是現代的東西。(我曾有一篇文章是交代過這種心態。)我反而認為,當時是一個好時機讓我認識甚麼才是現代,因而從那時起,我就閱讀更多,並一路修訂自己的寫作風格。此外,李英豪給我的啓發就是,不能學得太相似。我其後所寫的《藍色獸》,雖然有着洛夫的影子,但也有很多古典意象;洛夫當時很反對用古典意象,而我就用了,因為這就是洛夫沒有的東西。我就是這種心態去摸索自己的路。

新生晚報1964年12月30日李英豪對藍馬成員的批評

(馬吉按:另見許定銘〈李英豪的棒喝〉,刊二O一四年六月廿六日本網。)

吳:那就是說,那篇批評把部份社員打沉。他們可有反駁?我覺得許定銘心態上是有反駁的,因為許多年後他仍有反駁。
羈:他並不同意。
吳:整件事當中似乎沒有討論到李英豪所提出的現代主義。他是香港現代主義中一個代表人物,他又是一個評論人。而聽你所說,你們其實也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識;這篇評論無助於對現代主義的認識及交流,也沒去了解李英豪的現代主義的內涵,也沒有看到李英豪的主張,只是覺得他的批評是不要過份模仿。
羈:絕不是這樣的。現在回看,其實他非常強調一點,就是他認為我們只是模仿形式。
吳:即是無病呻吟?
羈:就是無病呻吟!只是得其形而體現不到精神,即葉維廉的那類概念。我們當時真的沒有那種深沉,那份沉重。《戮象》出版時我剛好十八歲,收入文章更寫於十六七歲時,根本未能深切體會。當然,這只是我的角度,並不代表其他作者的看法。那篇批評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提示,也是由那時開始,努力尋找自己的路;可以說,對我的影響是正面多於負面。其實,打不打沉是看你自己的取向。

藍馬現代文學社出版的《戮象》

現代詩抑或新詩的現代性

吳:你曾經提過關於現代詩和新詩的命名,說現代詩已經是過去式,現在的應該是新詩。
羈:新詩是一個broad concept,現代詩是其中某個潮流,就如後來的後現代甚麼的。我就不喜歡標榜太多的用語,所以後來就用新詩來總括所有。
吳:但現時有一些看法:新詩已經沒落了,現在應該是現代詩。
羈:那就是看你用甚麼概念而已。
吳:以當時來說呢?
羈:我所說的新詩,是相對舊詩來說;而這個新詩的範疇,甚至可以追溯至五四的白話詩到現在用這類自由形式的詩;現代詩只是其中一個潮流,等於浪漫主義、象徵主義那類。這要視乎你如何標榜、界定。其實,現在再談現代詩,會不會有點落伍呢?。
吳:現在有個說法:香港的現代性或中國的現代性完成了沒有?若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那新詩發展的狀態就是進入現代性的時候,即是未完成的。這一個現代寫作回溯至五、六十年代,可能在你的文章裏也有寫過,五十年代台灣和香港也有討論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思潮這些,但最後是台灣移植了,而香港好像消沉了下來。可能當中有很多原因有待文學史家處理,但我現在觀察到是,文學與媒體的關係、文學風潮、出版情況,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好望角》等雜誌其實是因為一直不斷的說而說出了它們的經典性出來,但當時卻只出現了很短的時間。
羈:對,只有三期。
吳:而且讀者羣不多,而讀者羣是延伸的,甚至延伸至現在去談香港有否現代主義的時候,大家依然是在看這幾期,就是現代主義完成與否,感覺大家都是認為是未完成的,即是那個討論是未完成的。但回歸到歷史當中,在六十年代,似乎李英豪的討論是沒有把它(現代主義)拉近,至少對你來說,是沒有把它拉近或是拉遠,只是一個個人的文學創作的一段經歷,但你也沒有意識到去幫忙。例如許定銘對此有點生氣,而〈激流〉三子就真的是被擊沉了,而這不是現代主義的擊沉,而是那個文學創作的信心被擊沉了,這就是一個很純粹的文學人的發展歷程,是夠不夠抗壓性和熱情的問題。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鼓勵他們重新站起來,又或是思考現代主義要怎樣繼續這些?
羈:其實我們繼《戮象》之後還出版了三期《藍馬季》,裏面可以看到他們仍有寫作,所以說消沉了也不全對。

藍馬季

吳:《藍馬季》發表台灣作品,更有一篇文章是談意識流小說的。
羈:是吳昊(1947-2013)寫的,可見我們當時不是真的被擊沉,只不過心裏有一根刺在。但,對我來說,影響不大。不過,《藍馬季》到頭來也由於經濟及其他因素影響,尤其當時暴動的背景,終也沉沒了;而我們散了以後也各自發展。我不知道〈激流〉三子去向,而許定銘就轉了去做一些書話,後來還開書店。
吳:他的文章裏也有提到,不想再做現代文學,而要重回三、四十年代,為現代文學追本溯源。
羈:每人有不同取向。那可能是一個影響,但斷不是致命一擊,否則也不會出版那三期的《藍馬季》了。那時候我們依然是雄心壯志的,只不過還有其他客觀因素。我的體會就是這樣。
吳:如果這也算一種發展現代主義的意識。那麼可不可以說,文社發展是一種運動,擊沉它的,其實是經濟和暴動。
羈:也可以這樣說。文社運動的盛衰,原因千絲萬縷,不只是一篇文章,一篇評論可以影響得到的。
吳:據你的理解,七十年代現代主義在香港的發展是怎樣的?
羈:那時候因為已有很多詩刊,走到一個所謂標榜現代詩的年代,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嘗試、不同的風格和路向。如也斯辦《大拇指》、關夢南辦《秋螢》、何福仁辦《羅盤》;當然,還有我們辦《詩風》。
吳:其實,也斯、李家昇、關夢南也曾是文社成員。這代表了轉型是非常明顯的──由文社轉型至媒體。
羈:《詩風》也是。
吳:是一個以媒體為核心的,而不是以社團為核心。雖然以社團來運作,卻是一個刊物,所以是一個媒體。
羈:對!運作與文社截然不同:文社是先有社,才考慮出版刊物;而我們創立《詩風》的時候剛好相反,因為要出版刊物才結社。籌備出版的時候就已是這樣。
吳:但當時的媒體意識似乎不太強,而《大拇指》的意識就強一點。
羈:對!但最初數年以月刊出版,更形吃力。
吳:也有經濟因素吧。
羈:也有其他因素,但這個也很關鍵。我參加了《詩風》半年後就因經濟問題退出了。

(2017年7月18日整理及最後補訂)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九月八日)

2017年8月31日 星期四

許定銘《書鄉夢影》自序與後記

花開並蒂齊結籽──序《書鄉夢影》


二OO二年我寫過一篇〈姜德明的圖像書話〉(見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內容主要談他兩本以「書衣」為主的書話集:《書衣百影》(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和《書衣百影續編》(北京三聯書店,二OO一)。這兩本書雖然不是同時出版,但我們可視為一本書來讀。它們都是二十四開本,百來頁的小書,其版面設計非常精緻,頁面先來一個網底,然後把要介紹的封面安排在對頁的中間部份,而說明文字則安排在書的左右兩邊,構圖美觀。令人更覺可愛的地方,是整本書都用彩色精印,把原書封面「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使未見過原書的讀者興味更濃。

我喜歡《書衣百影》,不單是因為它保留了原狀,且色彩吸引的封面,主要的還是它豐富的內容。透過這本書,我們不單看到書衣的演變,還看到早期一些書籍的特別式樣。讀姜氏這些圖像書話,除了視覺上的滿足外,還豐富了我們的新文學知識。

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想法:自五四運動後的幾十年,新文學作品數以萬計,應該有很多精采的封面,而姜德明的那兩本,不過是談了兩百種;那時候我藏書不少,心裡很想試試仿效姜德明的做法寫本書,談談他未講及的書。豈料一翻開書,即發現我必須花長時間閱讀原書,上網去搜尋作者史料和與該書有關的故事。而這些時間是當年還有正職,每天要上班十小時我無法花費的,只好擱了下來。

直到二OO七年秋季退休後,編一本圖像書話的意念又湧上心頭。着手整理後,得《大公報》編輯馬文通及孫嘉萍之助,在《大公園》副刊上,掛上《醉書亭》的招牌,寫「一圖一文」的書話。這個專欄自二OO八年初開始,每月十篇上下,幾年來已發表了好幾百多篇。起先以為只寫民國版的內地書,後來愈寫愈起勁,與香港有關的,台版的和南洋各地的也寫了不少。如今整理那些文稿,大致可分:現代文學的、香港文學的和雜書三部分。香港文學的共三百篇,分上下卷,題為《從書影看香港文學》,雜書一種,題《亂翻書》,而現代文學的《書鄉夢影》,除本集外,應該還有二集、三集,且看何日可面世!

捧讀一本書,我覺得最先要看的是「封面」和「版權頁」。很多「封面」裝幀者,像錢君匋、豐子愷、曹辛之,除了是著名的設計師,也是很有修養的畫家、文學家,他們設計的「書衣」,不單配合書的內容,色彩和格調獨特、吸引,本身就是件藝術品。而「版權頁」則是書的出世紙,同一個書名的書,往往會因出版年份及地點不同而內容略有出入,研究者必要細心研讀,揣摩作者不同時期的心態,都是我們所不能疏忽的。

「舊書」比一般的新書珍貴,是書在它不同時期的主人手中流徙間,有些人喜歡在書中題簽、留字,更有些會在書內附貼有關的剪報,使該書的資料更豐富。有時機緣巧合,甚至能買到作者親筆簽送友人的珍本,像本集中的好些文章談的就是這些樂趣。

無論《書衣百影》也好,《醉書亭》也好,面世的時候都是一文配一圖,用了「封面」就得放棄「版權頁」,用了書內的題字,就無法刊「封面」,實在是「魚與熊掌」的遺憾。今次《書鄉夢影》面世,是一文配多圖且彩色精印,真是如魚得水,了卻我的心願,更可大飽讀者眼福!

──2017年6月

《書鄉夢影》後記

校完《書鄉夢影》,掩卷吁一口氣,我的「圖像書話」系列終於踏出了第一步,其餘當陸續有來。

重讀這批文稿,有些地方雖似「明日黃花」,但我仍蓄意保留,目的是讓大家看它本來的面目,而不是特意修飾後的美觀。發表這些文章的專欄開始時,有人䢖議在文內要談及買入書價,以反映該書價值,初時也頗覺有趣,隨後立即發現書價浮動得很厲害,尤其是在拍賣網上搶得的珍品,更可以說是日日新的只升不跌,報價已無作用,幾年後的現在,更加不準確,故此,比較後的文章,索性不談書價,讓讀者自己去感受這些書的珍貴。

如果你細閱本書,你會發現我甚少寫魯迅、巴金、茅盾等名家的書,而特意寫謝冰季、陳明中、周閬風、徐仲年、左幹臣、厲厂樵、鳥一蝶……等甚少人談及的作家,因我覺得:名家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們的書無須我在此喋喋不休,反而這些只出過三幾本書的「隱世」作家,他們在文學發展的歷史中,雖也曾貢獻過一瓦一石,卻為大眾遺忘而湮滅,實在可惜,如今就讓我下點心思,把他們推給讀者們。

但,這些不見經傳作家的生平資料卻相當難找,此所以會出現〈尋人:左幹臣〉事件,此人我尋找多年沒結果,直到文章上網後,才收到讀者Eric Yip 的回應,引導我讀到陳正茂在《醒獅精神──青年黨人物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中的〈漸被遺忘的小說家左幹忱〉(即左幹臣),對此人才有較深入的了解,使我深信「拋磚」是真可以「引玉」的;但,書內的〈尋人:左幹臣〉我仍一字不改,讓大家知道研讀新文學的苦處,至於對左幹臣的探討,應是另一文的主題了。

《書鄉夢影》得以面世,乃好友馬吉及黎漢傑催生,並蒙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特此致謝!

──2017年6月

2017年8月28日 星期一

劉惠瓊、黃慶雲、許穉人

左起:劉惠瓊、黃慶雲、許穉人

香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電台兒童節目主持人及兒童文學家劉惠瓊,今年七月五日在加拿大逝世,享年九十六歲。她的離世令筆者想起一九四九年到五O年間,中國和香港所經歷的重大轉折。當時中共正夾著佔領大陸的餘威,企圖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擴張勢力,幸好港英當局並非省油的燈,採取了各種非常手段,抵制了中共赤化香港的勢頭。

劉惠瓊祖籍廣東中山,一九四六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系,之後任職教師,一九四八年與丈夫由上海來港。一九四九年三月香港麗的呼聲啟播,她就開始擔任兒童節目的主持,開闢戲劇化故事廣播節目,並撰寫兒童生活小說在節目中播送,小朋友都稱她為劉姐姐。

那時中共的地下黨已滲透香港各界,兒童文藝界自然不會放過。其中兩份主要的兒童刊物:《新兒童》半月刊和《華僑日報兒童周刊》都被左翼文人把持,除透過文字宣傳,還辦讀者會、聯誼郊遊等活動,向年輕的讀者灌輸共產黨的愛國思想,動員他們到大陸工作或升學,投向共產中國的懷抱。

《新兒童》是香港首本兒童刊物,於一九四一年六月由關注兒童教育的嶺南大學教授曾昭森創辦,邀請當時尚是研究生的黃慶雲擔任主編。黃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因日軍侵佔廣州,她轉到香港,借讀於遷港避亂的嶺南大學。《新兒童》創刊不久,香港亦淪陷,《新兒童》遷到廣西大後方營運,至一九四六年在香港復刊,黃慶雲繼續擔任主編,她主持的雲姐姐信箱,深受小讀者歡迎,令她在兒童文學界打響名堂。翌年,黃慶雲獲美國左翼的助華協會資助,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修讀碩士一年。那時她已傾向共產黨,在美期間,經常與史沫特莱等左翼文人接觸。回港後,仍由她主編的《新兒童》更添左傾色彩。

香港文化界名人榮念曾五歲時(一九四八年)由上海移居香港,他近年接受訪問時曾憶及小時在港情況:「那時媽媽常給我們買兒童雜誌,其中一本是《新兒童》,黃慶雲主編,裏面有很多豐子愷的畫。《新兒童》還有系列叢書,我最記得其中一本叫做《小童伴》,講一對小學四年級的孖仔,因為父母離異,而被迫分開各自跟著父母親,班上的同學便想法幫他們互換角色,好讓他倆都有機會見到父母。那時《新兒童》裏的故事就像這樣,有社會現實的基礎,十分真實,又能設計出許多有趣的細節,小朋友都不會覺得悶,和後來完全虛構幻想的兒童故事很不一樣。後來《新兒童》愈來愈左傾,我便不再看了,我小時已很討厭宣傳的形式,不喜歡那種玩弄情緒的伎倆。」

至於《華僑日報兒童周刊》(簡稱《兒周》),是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創刊,最初該報想找黃慶雲當主編,但她要負責《新兒童》,也忙於準備赴美進修,便推薦了同是中山大學文學系畢業的許穉人(又名許稚人、許稚仁、許彥常,筆名稚子)主持。

許穉人當時任職教師,實際是中共香港工委群委屬下的青委負責人之一,於抗戰後期入黨。她的丈夫李嘉人是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的留日學生,當時正擔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政治秘書、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協助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工作。

一九四九年初,中共解放軍已勢如破竹,控制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準備渡江作戰。香港的中共地下黨此時便伺機擴大影響力,在多間大型紗廠發動工潮。港英當局見形勢不妙,便推行了一系列應變部署,於四月起,陸續頒佈或修訂了多項條例,包括《反罷工條例》、《人口登記條例》、《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及《緊急條例》等。其中《取締社團活動條例》便要求所有團體重新登記,十人以上的集會未經批准,可被視為非法集會而入罪。許穉人主持的《兒周》讀者會高峰期多達三百多人,因一直拒絕重新登記,在四九年底便被取締。據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的兒子何天樵憶述,許穉人是被香港政府驅逐出境,去了廣州。

但中共在四九年十月上台後,中共地下黨似乎有恃無恐,同年十二月在香港策動更大規模的電車工人罷工,持續個多月。到一九五O年一月底,左派電車工人與支持者更與警方在銅鑼灣羅素街電車廠爆發衝突,遭港英政府鎮壓。事後有十多名左派工會領袖被遞解出境,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三十多個團體,包括培新社、海燕歌詠團、青年國樂社等都被取締。

在港英強力打擊下,中共地下黨一度偃旗息鼓,不少左翼人士和地下黨員都離港北上。黃慶雲也在這時去了廣州,香港的《新兒童》便隨之而停刊,黃慶雲晚年在訪問中憶述,她五O年底在廣州與周鋼鳴結婚。周是一九三四年入黨的新聞工作者,抗戰爭勝利後被中共派往香港工作。婚後周調到廣西當省文化局局長,黃也同去當教師,五年後才重返廣州。

《新兒童》起初以私辦公助的名義在廣西繼續出版,由黃掛名當主編,實際已由廣西文教廳接管。到了一九五五年,轉由共青團接管,改名為《少先隊員》,成為少先隊隊刊。五七年反右期間,黃慶雲的文藝路線遭到嚴厲批評,需下放農村生活改造。文革期間,兩夫妻都受到很大衝擊。周鋼鳴一九八一年去世,黃慶雲八七年移居香港後,曾出版《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描述文革時的經歷。

《兒周》原主編許穉人的遭遇更淒慘,她回廣州後,在南方日報擔任編輯,丈夫李嘉人則官至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兼校黨委第一書記。但文革風暴驟至,李嘉人被指為「國際間諜」「走資派」「中山大學三代黑皇朝頭號人物」,遭批鬥入獄,掛黑牌遊街示眾,於一九七九年去世。許穉人因捱不住粗暴批鬥,於一九六八年五月自殺身亡。

中共一九九七年取得香港主權後,少時曾是《兒周》讀者會的十多名成員,在港出版《崢嶸歲月》一書,回憶他們當年在許穉人帶領下,如何追求理想,為祖國服務的往事,但全書竟隻字不提她返回大陸後的遭遇。事隔五十多年,這批已年過半百的的成員還在唱好中共那套黨國觀念,對害人極深的專制暴政毫無反思。當中成員包括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新界工作部副主任張心永,及出現在司徒華回憶錄中、曾領導過他的中共地下黨員歐陽成潮。

在許穉人離港後接任《兒周》主編的,就是為逃避中共統治而來港的教育工作者劉惠瓊。在香港這塊自由土地上,她得以在兒童文學領域開展創作和事業。在一九六O年,她創辦《兒童報》,成為香港第一份彩色兒童刊物,四年後又創辦《少年報》,並組織過兒童劇團、兒童合唱團等,影響了無數在五、六十年代成長的香港兒童和青少年。後來她還開辦幼稚園,致力幼兒教育,退休後移居加拿大安享晚年。

黃慶雲、許穉人和劉惠瓊都是香港兒童文學界的先鋒人物,但她們不同的信念和抉擇,改寫了她們的命運,也有很多人受著她們的影響而踏上不同的人生路。像黃慶雲和許穉人這樣年青時一心追求進步,最終被中共整得死去活來的人,不知凡幾。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尚有英國勢力抵禦赤禍入侵,九七後,中共正式騎在港人頭上,昔日的滲透工作,已越趨轉化成明目張膽的「以法」干預!中共要全面操控香港的心不息,對香港下一代的洗腦工程也不會休止,為了保護下一代、為了香港的未來,香港人要繼續迎難而上!

Linda Pun臉書二O一七年八月廿五日)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皇甫河旺:華僑日報曾是漢奸報?

香港資深媒體工作者鄭明仁今年四月電郵告訴我,他撰寫的《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在香港出版了。我五月去香港,他親手把書送給我。兩人飲茶時,談起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的故事。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任教,得到一筆研究經費,著手「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的研究工作。那一天我帶了學生助理,到香港島荷里活道的華僑日報社拜訪創辦人岑維休,展開口述歷史訪問。華僑日報於一九二五年創刊,岑維休受訪時八十五歲,在報社服務了五十七年,當時的頭銜是華僑日報總司理。

口述歷史中,最珍貴的部分是從一九四一年底日軍占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的三年八個月中,華僑日報因繼續出報,戰後被國民政府列入「漢奸」名單,岑維休被通緝。港英政府則極力維護岑維休,拒絕引渡。

岑維休在口述歷史中說明華僑日報繼續出報的原委,還說在日軍控制下,他們如何用中文技巧、雙關語、典故來暗諷日軍,還利用副刊、版頭畫來暗示日軍走向敗亡。

岑維休在講述這段歷史後,隔四年逝世,我相信這部分史料是他生前僅有的一次披露,這份口述歷史世上恐怕僅此一份。

口述歷史研究完成後,由學生助理整理錄音謄寫成文字,再經受訪人過目補充資料,最後寫成約四萬字的報告,這份報告包括另兩份香港最具歷史的報紙:一九二五年創刊的工商日報和一九三八年創辦的星島日報。

這份報告隨我於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回到台灣,二OO四年又隨我去了香港。我深恐這份珍貴的史料從我手中意外散失,極盼公諸於眾。二O一三年幸蒙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樂意收留,存放香港新聞博覽館,我終於如釋重負。

就在此時,鄭明仁正攻讀北京大學歷史系現代史碩士課程,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研究」,這份口述歷史正巧可供他參考。

他根據岑維休口述史料,另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並蒐集香港及英國的檔案、中英文專著,經查對、考證,終於還原了歷史真相,釐清華僑日報是否為漢奸報的疑問。

我舉岑維休在口述中自我辯解及鄭明仁查證為例:

「關於華僑日報在日本占領時期出版,也有一述必要。香港既是一個孤島,淪陷後大家自然無路可逃。華僑日報本來已停刊,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的『南支派遣軍報導部』(主管報紙、電台和一切宣傳)派人來華僑日報找我說,目前香港需要有份民營報紙(香港日報是日資,沒人看),日軍屬意『華僑』復版,『看來你是非幹不可』。為了香港,為了自己和職工們的生活與安全,『我勸你還是接受了吧!』這是棉裡針式的講話。明面是勸說,實際隱含殺機,看來是非幹不可了。我們經過內部磋商,結果惟有接受。但有保留條件,即行政完全獨立自主,只受日軍檢查,不受干涉本身內部事務。對於這點,日方也總算做到了。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日本憲兵幾次興文字獄,威脅要加害『華僑』的人,但總算在驚濤駭浪的艱苦旅程中勉強度過。」

岑維休提到報紙如何暗中反日:「我們除了利用中國文字上的技巧,或用雙關語,或用日本人看不出的典故,來隱諷日軍,指出其必敗。例如我們偷聽到廣播,說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幾百艘戰艦、幾千架飛機來反攻日軍。我們就報導說,盟軍永不能反攻打勝日軍,因為他們沒有若干十萬大軍、若干百艘戰艦和若干千架飛機云云。人們就知道,麥克阿瑟未來反攻的部署了。」

「此外,我們又利用副刊、版頭畫來作暗示。例如,一棵松樹曲折地植在盆栽之上,人們就會聯想到松井石根(日本軍閥侵華統帥)已在華北喪師;小室一角,外面是紅日西沉,人們就知道日本不久就要投降。如此種種,令日軍防不勝防,也很難找出華僑日報編輯有何錯處。當然,三年八個月當中,並非全無風險,小警告不計,大的文字獄也曾有過四次,每次都以寫自白(悔過)書告終。」

作者鄭明仁查閱了大量當年的舊報紙,證實了華僑日報社論屢現弦外之音,新聞標題揭日軍敗象,文藝週刊中文化人以兩面手法,既替日人說好話,也隱藏對日統治下的不滿。書中均有詳細記載。

作者研究發現,華僑日報第一篇附敵社論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香港淪陷後第十七天。社論歌頌日軍「把香港人從英國帝國主義的奴隸身分解救出來」,但同一天該報副刊卻出現懷念祖國的文章。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兩面手法言論,在香港淪陷的三年八個月中,經常在華僑日報出現。

戰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國民政府公布「處理漢奸案件條例」,追究華僑日報附敵言論。岑維休在口述歷史中說:「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華僑日報同仁正慶幸得以重見天日,但不旋踵,我們再罹一次災難,此即面臨被野心家陰謀劫收的厄運。劫收者不只從黨政軍三方面向華僑日報進攻,還發動輿論機器,製造歪風,向華僑日報進行圍剿。這種歪風由一九四六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平息下來。」

香港淪陷期間,還有出版其他報紙,被列為「漢奸」的只有岑維休一人。作者鄭明仁透過歷史檔案,剖析國民政府如何集中打擊華僑日報和岑維休,作者又分析了港英政府傾力維護岑維休的原因,並曾兩度授勳給岑維休。

此事件擾攘了三、四年後不了了之,既沒有給岑維休定罪,也沒有給岑維休平反「漢奸」罪名。據鄭明仁查閱資料,曾有人向蔣介石告發華僑日報是漢奸報,當時徐復觀正受蔣介石重用,蔣介石命徐復觀調查,徐查出是誣告。華僑日報乃得以在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出售,包括台灣。

作者鄭明仁在《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結語中說,他無意為岑維休或其他曾經附敵的香港報人或文化人翻案,但他認為不應因他們曾經「落水」與日本人合作,而全盤抹煞他們用盡心機反日的一面。他研究的目的,是透過檔案資料、日本占領香港期間的報紙、前人留下的口述歷史,試圖還原歷史被遮蔽的一面。

我讀完此書的感覺是,鄭明仁從一位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的記者,已轉型成為研究歷史的學者。

(《世界日報》二O一七年八月九日二O一七年八月十日。另見Ming Yan Cheng臉書二O一七年八月十一日。)